国富与民富

从国富民强到国强民富的思考国家的繁荣昌盛与民众的富裕幸福是每个国家的目标和理想。

要实现国强民富，首先需要国家本身富强。

国富民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国强民富则是国家经济繁荣的终极目标。

如何从国富民强到国强民富，需要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我们需要认清国富民强的含义。

国富民强是指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保障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众的幸福安康。

在这一阶段，国家需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提升，以便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好的地位和影响力。

国家也需要实现民众的持续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便让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国家富强的成果。

我们需要思考国强民富的意义。

国强民富是指国家在实现自身富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生活。

在这一阶段，国家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以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国家也需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以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国强民富。

国家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和产业升级，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家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以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国家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以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国家也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以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权益保障。

国家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全民素质水平。

从国富民强到国强民富是一个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需要国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只有实现国强民富，才能实现国家和民众的共同繁荣和幸福。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自身做起，为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不懈努力。

【2000字】。

从国富到民富(一)摘要：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一五”时期政府的抉择首先是保证“国富”，但是从“十二五”开始，中国正在从注重“国富”转向注重“民富”。

在澄清三个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民富”和“民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两个观点，认为实现民富的重中之重是要缩小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收入的差距。

关键词：“十二五”；国富；民富；收入差距一、澄清三个观念（一）“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不同的内涵。

增长更侧重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另外四个要素，即“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

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

1.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

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

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由此形成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

这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和积极性。

3.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不能也不应当长期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上。

单一的经济增长常常容易使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并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有可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主要原因是：第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第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第四，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浅析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作者：杨奕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18期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为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

”随着生产资料的丰富和劳动力的增加，社会分工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中，也孕育着财富分配的关系。

在社会分工进步的同时，国家的财富也随之增加，参与分工生产的人民也随之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但是相比较来说很多情况下更多财富流入到国家财政之中，当然国家财富管理机构会根据社会具体情况，将财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将财富惠及于人民。

因此，在如何运用国家财富的这个问题当中，就体现了如何处理国富与民富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让国富惠及人民，让民富拉动国家发展，让国富和民富到达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

关键词国富民富关系作者简介：杨奕，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6.408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都遵循着产生、发展、落寞、鼎盛等一系列阶段和时期，事物发展到每一种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基础。

因此，在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分配需要顺应自然产生的经济规律，让财富分配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不能由国家或者一些人掌握。

否则，经济发展、财富分配就不能客观合理的进行就会出现经济发展畸形和财富分配不均和不合理的问题，社会财富的流通过程都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财富很难流通到人民手中，也就会出现国富民穷的状况。

这种情况反之也会限制整个国家的发展，人民没有财富或者拥有财富较少也就无法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掌握最新科技，这样也就限制了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经济发展忽略了经济规律，所有的生产、流通等都是根据国家规定的，人民只能在规定的流通过程中充当被动的接受者，无法真正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去。

富国先富民的写作素材
一个国家要想富强，首先要做到富国。

古代的先贤告诉我们，富国应该先富民。

民富优先，则会带来国富；国富优先，却只能带来民穷。

只有将民富作为治国的要务，国富才可期待。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阐述了民富对国家强大和社会理想实现的重要作用。

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悦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孔子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

于是便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咨询“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子与荀子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孟子一再强调“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

（《孟子·尽心上》）。

国富如何变民富？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

比如，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

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

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

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而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财税比重大规模回升。

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

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

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 的5.4%，而我们刚刚4%。

另外，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那些离民生太远，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