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背景下中国污染治理及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及一些思考

2009年1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各国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

中国政府从本国国情和长远利益出发，本着对世界人民福祉高度负责的精神，制定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站在保护全球环境的道德制高点上，积极推动全球气候谈判。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多年来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排放固、液体废弃物，其造成的环境问题被发达国家搁置甚至忽视。

一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高调姿态；另一方面，刻意回避固、液体废弃物转移排放的低调禁声。

这不得不令人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却避而不谈甚至忽略固、液体废弃物排放这一更为严峻的环境问题？本文将从排放流动性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

一、从排放流动性阐述污染物的分类、特点和性质排放流动性是衡量污染物排放的可流动、可扩散程度的一项指标。

按污染物的形态，可分为气体排放物、液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物排放三类。

除污染物源的形态不同之外，这三种排放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其流动性和污染所涉及的范围。

固体废弃物排放流动性弱，涉及范围最小，但污染的程度因扩散地域有限而最严重。

液体废弃物排放会随河流而流动，涉及面可延伸到河流流经的地域和国家。

气体排放流动性最强，会随大气流动而散播，甚至扩散到全球。

三类排放物的危害性、成本收益比和治理的优先顺序可用（如1表示）。

二、发达国家对污染物排放持不同态度的原因分析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着力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

但同时，鉴于国内环保立法严格，发达国家正不停地向落后国家或地区实行污染转移。

借用排放流动性的概念和污染物的分类，可做出如下分析：1.发达国家利用固、液体污染物可转移性特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国制造的相关污染物。

相比气体污染物，虽然固、液体污染物排放的危害性大，但由于其相对较低的流动性，污染涉及的范围有限，同时又具有相对较高的可转移性，使得固、液体废弃物可实现在本国制造，却在他国排放。

发达国家制造的固体废弃物最多，却不是固体废弃物排放最多的国家。

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出于国内环保压力，利用固体废弃物易于转移的特点，不停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

以美国为例，随着国内环保标准的日益严格，1吨有毒废物在美国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比上世纪70年代上涨了16倍。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固、液体废弃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且固液体有害废弃物具有“两低一高”的特点（原材料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拆解后产品价格高），进入发展中国家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

这种差价使一些垃圾商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

2.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属性迫使发达国家必须从全球角度寻求解决方案。

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环境和气候是公共产品，是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在于气候问题的空间属性和产权的区域特征之间的悖论，即温室气体的全球流动性，使其必须通过全球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才能共同解决。

发达国家考虑到“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的迫切性和成本代际转移效应，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同时提出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的概念，希望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拉到全球减排框架下，共同承担量化减排义务。

3.发达国家希望利用低碳经济抢占产业制高点。

英国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代表了世界上的主流观点，很有可能会如同互联网一样，成为下一次产业发展的新浪潮，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

谁能够在低碳经济的产业演化过程中占据制高点，谁就将引领下一轮增长的浪潮。

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能源技术，在低碳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危机也使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低碳经济保持产业竞争力，为下表1三类污染物的危害性、成本收益比和治理的优先顺序比较①目前，国际社会对二氧化碳的法律地位还存在严重的分歧。

按照中国立法对污染物质的定义框架，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质。

为便于分析和论证问题，本文的气体排放物特指温室气体，依照《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种气体。

“低碳”背景下中国污染治理及绿色经济发展道路思考张沁内容提要：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但是，固体、液体污染物排放这一严峻的环境问题却受到发达国家的刻意忽略。

本文试图从排放流动性的概念入手，剖析西方国家着力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刻意回避固、液体污染物排放的意图，阐述固、液、气体污染物排放问题对我国的危害，共同应对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优先治理顺序，据此提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排放流动性绿色经济气候变化核心利益思考篇21一轮增长早作准备，抢占先机。

4.发达国家可利用气候变化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达到高点，增量排放空间有限。

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为进一步实现发展目标，未来能源需求必然会有所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

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占据国际谈判的道德制高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具有一举多得、一石三鸟的功用，因此成为发达国家国际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

三、我国应对各类污染物排放的迫切性比较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各类污染物和排放物对我国的危害和治理的迫切程度不同。

对于气体排放物，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是国际大势所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趋势之外。

目前国际社会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法律地位还存在严重分歧。

丹麦、芬兰、荷兰等发达小国将二氧化碳列为大气污染物质，主要考虑是其版图狭小，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限，负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把减排机制纳入国内立法符合自身利益。

加拿大、澳大利亚自恃疆域广阔，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强大，未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故其环境立法既没有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污染物质对待，也没有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环境税费。

西方国家在自身第一承诺期义务尚未完成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这既不符合《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也不符合情理。

而相对于气体排放物，固、液体污染物排放地域性强，局部污染严重。

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大量的固体、液体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我国的固体、液体污染物转移排放不断增多。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有较大进展、地方立法不断加强、环境执法程序不断完善，但是转移排放的高额利润和执法不严格，使得固、液体污染物的转移排放屡禁不止。

发达国家通过污染物转移、污染行业转移和资源消耗型产品出口的隐性污染转移等方式，将大量固、液体污染物的排放转移到我国。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2002年向我国出口的垃圾和废料的价值估计有12亿美元，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94亿美元；日本每年向海外出口的垃圾高达1000万吨,其中90%倾销给了我国。

由于缺乏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

能源、资源性初级产品的过度出口也超出了我国环境的承载力。

有关人士呼吁，若不严厉打击污染物的非法入境，中国在努力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世界垃圾场”，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因此，相对于气体排放物，固、液体污染物排放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危害迫在眉睫。

四、“低碳”背景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环境问题事关当前经济利益和人类长远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战略选择，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同时，也要从本国利益出发，不能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要全盘考虑、综合治理，确立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优先领域，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

（一）从战略层面看，应当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我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重大战略，并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努力。

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利益的长远战略选择，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

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应当高度重视固、液、气体污染物的排放治理，积极参与到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电子废弃物治理等在内的全球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二）应根据污染物的类型及其流动性、危害性和成本收益比，确定涉及核心利益环境问题的优先治理顺序根据上述分析，我国当前应将固、液体污染物排放的治理作为优先领域，同时兼顾气体排放物的治理。

对于污染物的转移排放，一方面要实施严格的环保立法和标准，加强规范管理和执法监督，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招商引资方向，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严格限制高污染行业的进入；另一方面，也要运用好国际法，积极加强国际合作。

我国可提出将气体污染物减排与环境污染相挂钩，设计相应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担体系。

例如，我国可以测算出发达国家对我国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转移排放量，将气体污染物排放与固体和液体污染物排放相挂钩，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明确并量化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责任。

根据“谁污染，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转移排放的减排和治理责任。

（三）继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对我国而言，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是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建设者之一。

1.要加强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我国要对低碳经济和包括基准情景（BAU）等概念进行透彻、深入的研究，提出有利于我国的解决方案。

2.拓展低碳经济的内涵，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抢占道义制高点。

与低碳经济相比，绿色经济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既可包含低碳经济的内容，又包含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固液体废弃物治理等做法。

为避免陷入低碳经济的限制，我国可用绿色经济的概念，阐述和宣传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和成就，全面梳理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的固、液体废弃物污染及其危害，抢占道义制高点，为谈判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变而进行舆论造势。

参考文献：[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局.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牟焕森,杨舰,白歆等.基于集群创新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析———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4（1）[3]常纪文.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J].法学杂志,2009(5)[4]曹长庆.切实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试点工作[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0)（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