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债务危机的性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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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债务危机的性质、原因与后果(4)
当今中国,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本身又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抑房价本身就是在紧货币。
这是因为热钱流入不仅仅是来套取人民币汇率升值,更多地其实是来分享资产盛宴的,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本身就起到减少热钱流入和紧缩货币的作用。
抑制房价本身还可以起到抑制人民币币升值的作用。
既然热钱流入不只是来套汇,也是来分享资产盛宴,那么可以预期,当房地产价格被控制住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多少会有改变。
除了收缩货币之外,征收房产税是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
虽然还存在房产税合法性以及财政阳光化等一些列问题,但毕竟用房产税去抑制房市过度投机和房价过快上涨,效率损失最小,也最是可置信: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富有弹性,税率多少,第几套、多大面积起征,好操作,也不易钻政策空子。
但为何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是限购令,而不是房产税?可能的解释:因为前者损害的是还没有购房的新人的利益,而后者不管你是打算购房的新人,还是已经购买多套房产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易逃避这税赋。
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要界定到个人,这不仅可以有效增加百姓收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可以增加吸收货币的载体,有效防治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在外围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外单边升值不仅不能抑制“输入性通胀”,反而加速热钱流入,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幅远高于汇改前,已经证明。
原则上,人民币汇率稳定十分重要,但人民币汇率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并非完全我们自己说了算。
中国需要压缩政府和国有部门过大的投资规模,不过且不说会有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由于很多项目已作了庞大的前期投资,要一下子减少下来,基本上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要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
降低税负,打破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状况,还利民间经济。
要保障产权,推行法治。
要选择到底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民营经济来实现。
金融体制改革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要清楚认识,过去的高增长条件已经发生变化,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不在存在。
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从更多地依靠高增长来实现社会稳定,转移到更多地依靠社会建设来实现社会稳定。
中国需要的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改革;中国需要的不是“凯恩斯”,而是“邓小平”。
但实际上,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中国社会已经失去改革动力。
大量坏账已经产生,未来货币阀门是很难关闭的。
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向下回落,而未来一两年高通胀会与我们相伴随。
5. 结束语
温州债务危机反映的不只是温州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
中国经济有病,病根在于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在于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过度挤占资金。
中国经济不是货币少了,而是货币多了;不是投资少了,而是投资多了。
中国经济是热症而不是寒症,不过因为实体经济存在脆弱性,所以又不是一般的热,而是虚热。
温州危机实质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挤出民间经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危机。
温州危机不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失败。
政策多变,反复无常,是高利率、贷款难、企业倒闭潮这样一个温州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反思,经济的波动到底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缺陷而起,还是因为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的过度调控而起,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调控部门不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而起。
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是不是要约束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简单认为的政府当然地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市场捍卫者弗里德曼教授的经典论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但这是错误的。
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它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造成。
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
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原本仅仅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搞成了一场大灾难。
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它种种限制、高额
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结构、各种调解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它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
”[⑩]弗里德曼是站在美国看世界,站在过去看到了今天。
不容易不同意:“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