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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唐宗宋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唐宋之争在中国诗学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重大议题，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里，开篇第一章就是“诗分唐宋”。
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
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
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
”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
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深沉，语句可以不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方可下笔。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
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永远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
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实现了从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是在唐诗的百尺竿头上，更进了一步。
明代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
赵宋亦然。
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象这样打通初盛中晚乃至唐宋分界，来论述诗歌的流变，显然是对“诗必盛唐”观点的一大突破。
宗唐宗宋？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宗唐）1，清初诗人王士禛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
2，所谓“神韵”，指的是唐人诗作中那种自然超妙、含蓄隽永的情味，耐人咀嚼而又难以实指。
3，“神韵说”源于司空图的“诗味”和严羽的“兴趣”。
沈德潜及其“格调说”（宗唐）1，清乾隆时代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
2，沈德潜是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他企图把格调与“诗教”贯通起来，因此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
3，“格调说”将封建诗教与唐诗的艺术格调捏合在一起，实际上割裂了唐诗的艺术表现与诗人内在情感之间的联系。
所以沈德潜本人的诗歌大多平庸无奇。
袁枚、赵翼与“性灵派”1，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的文学主张，是晚明公安派思想的重振和延续。
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研究——以白居
易为例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中唐时期是我国文化艺术的全盛时期，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才华出众的文人。
其中，白居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文人，其文学作品曾经引领当时文学的潮流。
然而，与唐初文学相比，中唐文学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
进入唐中期，人们开始关注尘世之美，而非单纯追求精神和意境的达到。
这一现象逐渐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等。
本论文将以白居易为案例，探讨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以期进一步认识中唐文学的特点和时代背景，对于研究唐代文化艺术、文学批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论文将分析白居易的诗歌、散文等作品，以及相关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现象，探讨中唐文学和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并阐述其中的原因。
具体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和历史比较研究。
三、研究目标和预期结果
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是阐述中唐文学及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倾向，并诠释其中的原因和影响。
预期结果是在探讨中唐文学特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唐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揭示中唐文学的时代意义，为研究唐代文化、文学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唐代思乡诗及其所体现的文人心态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文艺学指导教师：***20100417摘要１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ｌｌ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ｌｌｌＹ１７２８３２２思乡，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感，也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
本文即以此为题。
试图通过对唐代思乡诗的文本分析，探讨唐代思乡诗的创作及其所体现的文士心态。
本文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从唐代思乡作品丰富这一现实出发，探讨唐代思乡诗创作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认为思乡诗创作的历史文化原因是农耕文化和家庭人伦观念。
唐代科举、贬谪、幕府等制度则是唐代思乡诗创作的现实原因。
此外，某些特定的时间也会引发文人的思乡之情。
第二章，按照唐代思乡诗的创作者步入仕途的内在轨迹把唐代思乡诗分为科举思乡，边塞思乡，以及贬谪思乡三类。
其中，科举思乡是唐代思乡诗最为典型的特征。
唐代边塞思乡由传统的征夫思乡向文士思乡转变。
贬谪思乡体现了文士对帝乡、故乡的复杂情感。
第三章，言为心声，唐代思乡作品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如下心态：在名与家二者的关系上，唐代文人往往陷入求名难得又难休的两难境地；在漫游的人生经历中，唐代文人多有人生如寄的漂泊之感；思乡是文人失意时刻的心理独白。
关键词：唐代思乡诗，科举，贬谪，边塞，文人心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Ｓ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ｈａｓ，ｉｓａｌｓｏ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ｏｆｕｎｆａｉｌ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ａｍｅｌｙｔａｋｅｔｈｉｓａｓａｔｏｐｉｃ．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ｏ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ａ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ｅｍｂａｒ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ｏｒｋｒｉｃｈ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ｓ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ａ．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ｇａｔ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ｆｉｃｅｉ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ｉｍｅ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ｍ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ｏ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ｅｒ＇ｓ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ｐａｔ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Ｓｃｒｅａｔｏｒｔｏｄｉｖｉｄ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ｍｏｖｅｓｔｈｅｇｕｅｓｔｔｏｂｅ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ｏｅｍｂｒｉｇｈ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ｔｈｅｏｎｅ’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ｈｏｗｈａｔｉｓｉｎｏ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ｏｒｋｈ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ｒｉｔｅｒ’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ｔｗ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ｒｉｔｅｒｏｆｔｅｎｆａｌｌｓｉｎｔｏａｓｋｓｒａｒｅｌｙｔｏｂｅａｌｓｏ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ｒｅｓｔｉｓｉｎａ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ｏａｍｉｎｇ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ｒｉｔｅｒｈａｓｔｈｅｌｉｆｅｌｉｋｅｔｏｓｅｎｄｄｒｉｆｔｓ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Ｈｏｍｅ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ｓｗｒｉｔｅｒｂｅｉｎｇ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摘要：为了梳理出唐代传奇作品中士人创作心态嬗变的轨迹，进而在与唐诗创作心态的比照中全面展现唐代传奇作品的创作风格、特点，概述了唐朝中期传奇作品中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开疆辟土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
在与诗歌创作心态的对比中，解析传奇作品创作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由此描绘出唐代文人独特的审美观、创作观、价值观，便于全面、系统把握唐代文学创作心理。
关键词：唐传奇；繁盛期；儒家思想；士人心态；科举唐建中初至大和初的四十多年里是唐传奇发展繁盛期。
这时以《任氏传》、《李娃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唐传奇作品均反映了唐代士人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情感故事。
与唐诗相对比，传奇作品表现更多的是文人理想之思，是对高官厚禄、才子佳人爱情的美好憧憬；而诗文则表现为文人的一种社会理想，是一种人格独立的精神。
与诗文中表现的科举心态不同，传奇作品集中流露了士子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封妻荫子的建功心态。
一、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李娃传》、《莺莺传》这两篇传奇虽然披着爱情的外衣，但实质上表露了作者甚至是有唐一代士人们对科举功名的执着、狂热心态——爱情虽美好，功名价更高。
追根溯源，唐代士人对科举功名的执着心态是中国官本位思想孕育的结果。
中国文化植根现实、关心现实，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化，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几乎中国所有的知识和学问都带有深厚的政治情结。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
[1]中国的士人阶层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建立在出将入相的科举仕途上，因而具有强烈的入仕愿望，这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
因此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则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2]。
在封建社会，官位是衡量士人学识、道德、荣誉、地位的重要标准，做官就是士人阶层始终不变的事业，历代士人对仕途趋之若鹜也就顺理成章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心灵表达与精神追求1. 引言1.1 概述唐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而白居易作为唐代著名诗人之一，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成为了唐诗中的巨星。
他的诗歌作品广泛表达了他内心世界的情感、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本文将探讨白居易在心灵表达和精神追求方面的特点与价值。
1.2 文章结构本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是引言，概述了文章的背景和目标；第二部分将介绍白居易作为诗人背景与生平，并探索他在心灵表达与精神追求方面的主题和形式；第三部分则从自然与人生观、对爱情和友情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思考等角度来解析白居易的作品；第四部分将讨论他对后世文化产生影响和意义，包括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对其他诗人和文人墨客们产生的影响，以及当代白居易研究及其意义初探。
最后，第五部分总结白居易的心灵表达与精神追求。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白居易的作品和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他在心灵表达方面所体现的主题和形式，以及他对生活、爱情、友情以及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关切。
同时也将分析其作品对后世文化产生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唐代诗歌和文学的理解与欣赏水平。
通过研究白居易的心灵表达与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代诗人独特而深刻的情感内涵，也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生活和社会。
2. 白居易的心灵表达与精神追求：2.1 白居易的背景与生平：白居易（772年-846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出身于文人世家。
他生活在唐朝盛世，但亦经历了安史之乱等社会动荡时期。
白居易早年曾担任过多个官职，包括中书侍郎和翰林学士等，但因其直言敢谏的性格而多次遭贬谪。
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深入思考和观察社会现实的机会。
2.2 心灵表达的主题和形式：白居易的诗作以咏史抒怀、描写自然、赞美友情和爱情等多样化主题而闻名。
他常常通过感叹当时乱世风云、表达个人遭遇之痛苦以及对美好事物向往之情感来抒发内心真实感受。
他善于运用自然景色和音韵优美的语言描绘内心情感，使读者能够共鸣并产生共鸣。
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追求简介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文学家、政治家，被誉为"诗仙"。
他以其丰富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人生态度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探讨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他在文学上的追求。
人生态度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可以总结为开放、豁达、乐观和有情趣。
首先，白居易展示了一种开放和豁达的心态。
他对待失败或困境都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心境，从容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
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使得他在不同阶段都能够快速适应并取得成功。
其次，白居易注重内心世界的培养和发展，他热衷于修身养性，通过修行来提升自己的素质。
这种内外兼修的追求帮助他在创作上更具深度和广度。
最后，白居易对美感和音乐有着浓厚兴趣，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他注重身心的平衡，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这种对情趣的追求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也为他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
文学追求白居易在文学上展现了多样化的追求和创作风格，涵盖诗歌、散文和曲调三个方面。
首先，他的诗歌以豪放洒脱、自由奔放为主要特点。
他善于用简练而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入人心的情感，揭示生命中琐碎却真实而动人的一面。
作品充满着亲近大众的力量，广泛流传，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白居易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
他通过纪实与抒怀相结合，写出了许多意境优美、触动人心的散文。
他以淡然超脱、游历亲近之态度展示着对自然与社会景观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
最后，在音乐领域中，白居易致力于曲调和音乐创作。
他探索古代音乐的美感并进行创新，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优雅，又带有一种奔放和革新的气质。
结论白居易以其开放、豁达、乐观和有情趣的人生态度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追求而成为唐代文学界的瑰宝。
他通过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思考和体验，创作出了众多经典之作，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告诉我们要保持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心态，并不断探索并追求自己对于美与真理的领悟。
从盛唐边塞诗看文人心态彭 勃(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200)摘 要:从心理的角度对盛唐边塞诗人所折射的文人心态进行分析,认为边塞诗反映了盛唐时期文人们的建功立业、忠君爱国、开放旷达、自信乐观、激昂豪迈和慷慨悲壮的心态。
关键词:盛唐; 边塞诗; 文人心态中图分类号:I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4)03-0084-03On The Literators Mentation Through theFrontier Fortress Poets of The Prosperous TangPE NG Bo(H unan Colle ge of In formation Changsha H unan 410200)Abstract :This article,by means of analyzing psyc hologically the literators mentation reflected form the frontier for -tress poe ms of the prosperous Tang,state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frontier fortress poe ms e xpress the literators personalilties and enthusiasm of making achieve ments,loyalty to the lord and the country,resilience and making achievements,loyalty to the lord and the country,resilience and opening,self-confidence and optimism,inflammatory and heroism,as well as im -passion,solemnness and excite mentKey words :prosperous Tang; frontier forrtress poem; literator s mentation收稿日期:2004-03-07作者简介:彭勃(1968-),女,湖南汨罗人,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从王勃《滕王阁序》看初唐文人心态导语：《滕王阁序》中呈现出来的执着的追求与孤独的悲哀交织，是那个时期文人士子的普遍心态。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系隋末文中子王通之孙，叔祖王绩是初唐著名诗人。
本人“六岁善辞章。
”“未及冠，授朝散郎。
沛王召署府修撰。
”“堪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
然而“勃戏为文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久之，补虢州参军。
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
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事泄，乃杀达以塞口。
事发，当诛，会赦除名。
时勃父福畴为雍州司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
”王勃才情放纵却人生失意，于是，把建功立业的情怀形于诗文，在诗文里表现自己的人生失意之感。
以疏淡的文字叙事言情，展示了对自我生活的期待以及期待不得的焦虑和忧愁[4]。
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正当二十几岁的盛年，虽经历了坎坷，但毕竟涉世未深，还没有饱尝社会人生的种种痛苦酸辛。
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王勃那种痛苦与追求交织，失望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感情。
作者南下省亲，途经滕王阁，恰逢盛会，即兴而作，把自己豪放超逸的情致融到壮美崇丽的景物之中，然而个人宦途的失意始终萦绕心头，胜景难驻，兴尽悲来的感慨涌来：“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这里引用的神话故事中主管天门的“帝阍”和汉未央宫中的前正殿―汉文帝接见贾谊的地方“宣室”，以暗喻自己对朝廷的向往。
王勃远离京城，失意流落，关山难越，英雄失路。
眼前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转瞬即逝;瞻顾前程，困难重重、前途渺茫，一种世态炎凉的感叹与困惑、孤独的心跃然纸上。
远离京城，失意流落，作者“望长安于日下”，而此种“望长安于日下”的情怀与其“城阙虽近，风云尚赊。
……虽逢相识，犹待安车。
君王握手，何期晚耶!”[5]何其相似!作者又借历史人物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终军、班超等怀才不遇的人物表达自己有志难伸、报国无门的郁闷悲愤。
唐代诗人杜甫的人生态度与文学成就引言杜甫（712年-770年），唐朝的伟大诗人之一。
他生活在动荡的时期，亲眼目睹了社会的腐败和战乱，却能以深沉的思考和较高的文学才华，表达出对世事的关注与关怀。
本文将阐述杜甫在人生态度和文学成就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杜甫的人生态度1.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杜甫的作品中常常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种种苦难和困境，如战乱、饥荒等。
他通过写实主义手法传递给读者真实而残酷的现实。
•杜甫对民众疾苦持有同情之心，并尝试通过诗歌声援弱者并呼吁社会改变。
2.崇尚志向追求:•尽管受困于多舛之境，杜甫从不放弃自己对美好未来与理想社会的追求。
•他把自己看作社会改革者和正直言论家，并希望借助诗歌的力量引发变革。
3.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杜甫虽然多次遭受贫困和逆境的折磨，但他对生活依然保持了积极向上的态度。
•他通过赏析自然风光、寄情万物，体现出对美的执着追求。
二、杜甫的文学成就1.创造性题材和表达方式:•杜甫展现了多样化和丰富性的题材选择，从反映社会、表达同情到咏史纪事等都具有独特性。
•他以直接而坦诚的语言传递思想情感，使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他所描绘的场景和人物。
2.批判现实与理想构建平衡:•杜甫在作品中常常包含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批判，并通过理想社会愿景为未来开辟了一条道路。
•他用理论塑造永恒价值观念，表达了自己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坚守。
3.深刻反映人性共通与人道主义精神:•杜甫的作品从人性角度出发，探索普遍而深层次的人生哲学问题，引发读者共鸣。
•他强调同理心、关怀与爱，通过描绘人物形象和情感细节，唤醒读者对于人道主义的思考和追求。
结论杜甫以其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卓越的文学成就，在唐代诗词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痕迹。
他对社会现实持有批判与关注，同时，通过他的作品传达了对美好未来和理想社会的追求。
他以深邃而真挚的笔触展示了人性共通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后世诗人学习借鉴的典范之一。
东方论坛二○○○年第一期才人灵心的诗性呈现——《唐代文人心态史》 导论刘 怀 荣 内容提要 文人心态研究是集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理性认识与感性体验、现实生活与精神创造等多种要素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唐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富于诗性特征,其心态独具风采,但迄今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唐代与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化发展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研究唐代文人心态,对我们深入理解当时的文化奇迹和正确把握今天的文化重建,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文人心态 唐代 感受性 文化总结1 治文学史者对前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多愿意不厌其烦地加以称述,然进而言之,之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根本的原因又在于“一代有一代之文人”。
因为一代文学之形成,表面看来虽是一代政治、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事实上,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在诞生之前不论受到过多少外在的影响,也不论这些影响多么深刻,它们终须经受作者的情感过滤和心灵淘洗,内化为一种难以清楚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心态,而文学便是这一文化心态再度外化的直接结果之一,也是这一文化心态较为精致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然,同样可以被看做是这种表现形式的,至少还包括文人的思想认识、言论和行为方式等方面。
这也就是说,文化心态或者更直接地说——文人心态,它一方面是对外在的现实和传统的种种作出反应,并将它消化、吸收,最后经高度整合而形成的一种自具体系又不乏共性的心灵状态;另一方面它又对文人的处世应物、精神创造和理性思考等诸多方面的展开方式和主导意向有着整体上的规定性和制约性。
在此意义上,文人心态是极富统摄力的,它与文学的关系要比许多外在的现实和传统要素更直接、切近。
这使我们从文人心态入手来研究一代文学,或从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踪、逼近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学术的层面上有了实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象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把这项研究视为无根底的玄谈。
在我看来,心态研究并不玄虚,相反乾嘉学派的考证工夫在这里也同样可以大显身手,只不过“心态”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隐秘性使这一研究不可能得出象考证某人生卒年那样确切的结论(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生卒年的考证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或者结论远不止一个,甚至不同结论之间有时还是相互对立的)。
从研究者的角度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一种逆向式的考察,即从受心态支配、制约,可见的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寻无定形、不可见的文人心态。
显然这样的研究首先得有一种综合的态度和视野,并在众多的史料背景下去体验、去推考已经逝去的心灵世界,只是我们只能逼近它,只能得其大概,而不可能使结论完全精确化。
这虽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但在心态的研究中尤为突出。
此外,对心理学、美学、心态史学等学科理论的吸收、融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文人心态的研究实际上是集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理性认识与感性体验、现实生活与精神创造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在文人心态研究中,文人与文人群体的文学作品无疑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在显现文人心态的诸种要素中,文学作品以其独特性最直接地记录了文人心态在特定时空中的样态与变化,为我们考察文人心态提供了第一手的感性材料。
这使得文人心态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有着许多密切的关联,甚至重合之处,但二者的差别是主要的。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心态的研究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心理学的阐释,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论;而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作品中体现文人心态的部分。
因此两者即使在涉及同一领域的同一材料时,讨论问题的立足点及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
这决定了文人心态的研究必然会从另一侧面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成果。
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又是儒者和官僚,而许多文人除能文之外,在琴、棋、书、画等多种艺术领域也多有所独擅,甚至样样精通。
因此,文人心态的研究同时必然会给政治史、思想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特别是对认识中国知识阶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民族理想人格的现代化重铸,应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2 唐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成为强盛、辉煌和发达的代名词,成为中国历史上令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深感自豪的一页,以至于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仍以“唐人”名街,借以标明自己的身份。
而唐三彩、唐诗等艺术精品更是让人时时感到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依然触手可及。
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唐代毕竟只是中国历史长卷上的一个片断,她切近而遥远,令人神往却终归和我们有着整整一千多年的阻隔。
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谈论唐代,谈论唐代文人,并描述他们充溢着才情与性灵的心灵世界,无异于在漫漫无边的黑夜中借助微弱的星光寻觅精神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又深埋于泥土之下,与瓦砾、石块混杂在一起,稍一不慎,即可能认假作真。
这注定了我们这项工作的风险性比一般的学术研究要大得多。
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心态史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不多见。
这使得我们只能在缺乏参照的前提下去展开自己的尝试。
此外,与学者们对魏晋文人精神世界的格外关注相比,对于唐代文人,我们至今还是把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于这一代文人的整体关注,尤其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在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是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及质量上,都与对魏晋文人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把两种研究对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这种研究兴趣和研究现状的不平衡实在不能算是正常的。
在关于中古和唐代的文人和文学研究中,我们现有的最常用、最典型的术语,莫过于“魏晋风度”和“盛唐气象”,前者是对一代文人精神风貌的理论概括,后者则是对盛唐文学的审美评价,这种对两个时期文人和文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至迟在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那里就已形成,直到近年仍未见有大的改观。
如果说“五四”学人是从接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大前提下选择魏晋文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后来的研究者对魏晋文人的偏爱恐怕更多地是出于对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
当然,这里还应当充分考虑到魏晋文人的独特个性对现代学者的吸引力。
正是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使得魏晋风度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但遗憾的是,一方面魏晋风度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系统探讨魏晋风度对唐代文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唐代文人虽不乏独特的个性,但如魏晋文人研究得以兴盛的那种外部条件却始终未曾具备,致使自本世纪以来的几代学人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唐代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上,对于作品的创造者——唐代文人及其精神世界的探讨,特别是对有唐一代文人的整体性的观照反倒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其间唐诗独特的魅力无疑在客观上决定着研究者兴奋点的形成,但是作品研究既不可代替文人研究,其理论的升华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有赖于后者的深入与突破。
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也确与文人研究的不够深入密切相关。
退一步讲,即使仅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化而言,对唐代文人心态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是极为必要的。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文人的思想、情感都借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诸种文学体裁中,诗又是最富抒情性、最具主观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
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文禁松驰的时代,与封建时期的其它时代相比,文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尽情地倾吐内心的喜怒哀乐。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人向我们呈露出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
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心灵世界原本就是可感而不可见,极富虚幻、迷朦特征的,而我们面对的又是迷于诗、困于情的有唐一代文人,但是,唐诗和唐代文化的无限魅力都是以激发起我们探求它们的创造者之“诗心”的欲望。
3 研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往往比专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更能清楚地感觉到:唐代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其它朝代,尤其是同相邻的魏晋和两宋比,更是逊色的多。
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不足,但是,从文学史和心态史研究的立场来看,唐人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欠缺,与其说是他们缺乏相应的素养和思考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养成理性的思想探求和哲学思考的习惯,或者纵然有这种探求和思考,他们也往往并不把它作为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命题、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独有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内化为一种审美感受,使哲学思考和思想探索转换为一种富含哲理的诗意美,最终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唐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乃至表达方式都是富于诗性特征的。
在此前提下,道家自然无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哲学作用于李白,形成的不是老庄式的高人,而是“诗仙”;佛家任运自然、物我两忘的宗教思想深入于王维,修得的不是释迦式的“正果”,而是“诗佛”;至于儒家“国身通一”、“民胞物与”的道德精神影响于杜甫,产生的也不是孔孟式的圣人,而是“诗圣”。
虽然,这三位诗人还只是唐人中的特例,其他的许多唐代文人不一定像他们这样典型,但是从他们以诗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吸纳、融汇其它文化财富,以完成自己的精神创造的基本一致的途径和方式来看,从后人对“诗仙”、“诗佛”、“诗圣”的普遍认同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唐代,诗歌有着多么强大的渗透力,在文人心灵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再考虑到三位大诗人在唐代诗人中的代表性,以及“诗仙”、“诗佛”、“诗圣”乃唐代特有的现象,我们说唐代文人比其他朝代的文人更富于诗性智慧,或者说,相对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诗性思维,就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曾经写到:“假如你认为感受性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你眼中便只见强烈的感情,你描写的便将是纵横的眼泪,深细的情绪,你对自然的看法,便形成你对美的看法;你对现实人性的概念,便形成你对理想人格的概念;你的哲学思想便形成你的艺术观。
”以此来说明唐代文人心灵世界的整体倾向,也并无不妥。
只不过这里的“感受性”应当更具体化为中国古代以“感物”为审美基础的诗的“感受性”。
这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唐代文人身上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和普遍。
其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对“感受性”的重视,或者说对诗性的执著不仅仅是唐代文人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的生活也呈现出浓郁的诗意。
这一点在唐代不同的时期又有各自不同的趋向,但比较而言,则以盛唐时期最为典型。
这是因为盛唐时期不仅已完全消除了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与危机,持续数百年的忧患感、恐惧感均已平息;也因为新的文化道德秩序的重建还没有达到足以压抑人性、羁缚自由的地步;此外,政治上相对的清明,则使前两方面所能够带来的自由和焕发的生气都得到了极为有效的展现。
如此种种,遂使盛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
这也正是盛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之典范的深层原因。
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整个唐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非常独特的,那么,探讨这个独特时代富于“感受性”的文人心态,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都无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