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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中的文人墨客与社会折射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学在这一时期承载了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变迁。
在这段历史中，文人墨客们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更是社会折射的重要载体。
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行，呈现出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价值观。
本文将从明清文学中的文人墨客角度出发，探讨他们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分析他们作品中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精神内涵。
首先，明清文学中的文人墨客对社会的反应是多方面的。
他们既有对时代的批判，也有对社会风气的讽刺，同时也有对人生和情感的感悟。
例如，明代文人戴震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如官场、民生困苦等，展现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清代文人袁枚则在《随园诗话》中以诗歌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他通过诗歌描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
其次，文人墨客们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社会折射也是深刻的。
他们通过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描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一部以宏大叙事展现社会风貌的作品，其中通过对唐僧一行人的冒险经历和奇遇遭遇的描写，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讽刺当时社会的虚伪和矫揉。
另外，文人墨客们对社会的折射还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中。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与诉求，都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主题和内容。
比如，明代文人王世贞在《东周列国志》中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批判，清代文人纪晓岚在《纪夫森集》中对社会伦理与人性的思考，都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关注。
梳理一下本文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文学中的文人墨客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行，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他们既是文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也是社会精神的折射者和承载者。
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批判，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反思，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与追求，都使他们成为时代的见证者和思想的启蒙者。
古代文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思古代文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文学艺术为媒介，以自己的言行来表达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思考。
他们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崇尚自然，追求精神的升华与境界的超越。
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思对于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思。
生活态度一：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古代文人具有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的特点。
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摆脱世俗的束缚，追求精神层面的解放与境界的超越。
他们喜欢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远离尘嚣，寻找灵感和创作的空间。
他们常常选择隐居山林或僻静的地方，例如修道观、庐山、黄山等等，以便沉思、悟道和创作。
生活态度二：崇尚自然古代文人对自然怀有崇敬之心，他们认为自然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包含着世界万物的真理。
他们喜欢亲近大自然，欣赏山水田园的美景，领悟自然的规律与哲理。
他们经常以自然景物为题材，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例如用山水画来抒发对人生的感悟，用诗词来咏史抒怀。
他们通过对自然的赞美和描绘，展现了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同时也传达了对人生哲思的思考。
人生哲思一：孤独与清心寡欲古代文人的孤独与清心寡欲是他们人生哲思中的重要一环。
在尘嚣世界中，他们选择独行独思，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满足。
他们认为，只有淡泊名利，摒弃尘俗之物，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
他们通过隐居山水之间，通过诗词文学的创作，表达对尘世的厌倦与超脱，呼吁人们在纷繁险恶的世界中追求心灵的平静和思想的升华。
人生哲思二：追求真理与理想古代文人追求真理与理想是他们人生哲思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对人类社会、人生命运、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思考，寻找人生的真谛和意义。
他们关注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行文抒怀，批评时政，通过艺术创作来点明社会的不公和道德的虚伪。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言行，唤醒人们的良知，引导人们追求真理、正义和善良，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人生哲思三：对于生死的思考与超越古代文人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与超越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哲思。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疏狂与孤独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很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文人们对于孤独与疏狂的感悟和思考。
明代文学家张岱的诗作中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主题。
张岱是明朝中期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以清奇秀丽著称，被誉为“张端公的第三代”，其诗风疏狂豪放，表现出一种超然脱俗的孤独情怀。
在张岱的诗作中，他对于痴的态度和体验体现了一种超脱世俗的悲壮之美，表现了他对于人生境遇的思索和对于意义的追求。
张岱的诗《赠别杨闵乐天》中写道：“酒中莫作禅宵里将书卷。
晓犹恶得起烟竟未成团。
身闲还须请居世莫远欢。
”这首诗表现了张岱对疏狂生活的向往，他在诗中提到“酒中莫作禅”，表现了他不愿虚度光阴，希望能够借酒消愁，尽情畅饮的意愿。
他又提到“宵里将书卷”，表示自己疏狂放荡的生活态度，不愿受约束，希望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诗中的“晓犹恶得起烟竟未成团”，反映了张岱对于独处的向往，他不愿在清晨醒来，宁愿烟火未曾散去。
最后一句“身闲还须请居世莫远欢”，更是表现了张岱孤独与疏狂的心境，他不愿与世俗纷扰，更愿安于独处，与世无争。
在张岱的诗作中，痴亦是其常用的一个词汇。
在《题李月汀画轴》中，他写道：“痴在真清明映月独成病”。
在这首诗中，痴并非一种愚昧，而是一种对世俗的超脱和对内心的蓝思。
张岱所谓的“痴”并不是愚昧无知，而是对于俗世的冷漠和超脱，以及对于内心世界的追求和思索。
他在诗中把痴与清明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他对于清澈明亮的内心世界的向往。
痴对于张岱来说，并非一种可笑的态度，而是一种对于内心的超然和追求。
张岱的诗作中还表现出一种孤独的情怀。
在《送吕梵子归都书怀》中，他写道：“丹青何以寄生死恨天宠遗梵子精穷泉据我无终直孤岛环朝独自成”。
这首诗表现了张岱对于孤独的体验和感悟。
他抱怨自己的才华无人理解，感叹自己孤寂的境遇。
他形容自己“穷泉据我无终直孤岛环朝独自成”，表现了对于孤独的痛苦与无奈。
张岱的孤独并非一种情绪上的寂寞，而是一种对于内心世界的超脱和追求，一种对于清静和清净的向往。
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晚明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诗人们面临了明朝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这些事件对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诗人的心态和他们的诗歌研究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晚明时期的政治动荡给诗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在此期间，明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导致了多次起义和战乱，这对于诗人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他们眼见着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坎坷。
因此，晚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
他们以诗歌作为表达情感和探索人生的媒介，借以抒发内心的痛苦和对时局的触动。
在晚明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独特的心态。
尽管生活在动荡的时代，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崇高的道德意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他们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身的反省，使得他们的诗歌更具深度和内涵。
他们试图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表达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
他们关注人类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晚明诗人的诗歌研究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们对诗歌的研究和创作有着很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
诗人们深入研究古代文献和诗词理论，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与束缚，开拓新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结构。
他们不断追求创新和变革，以自己的才情和想象力塑造出新的诗歌形式和风格。
他们多样性的创作手法和形式，让晚明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晚明时期的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与对社会的关注。
他们的心态和研究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诗歌技巧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形式，也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从晚明诗人的心态与诗歌研究中获得启示。
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也可以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和创造。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张岱（1667年-1746年），字岱石，号耶斋，晚号松庐，江苏昆山人，清代文人。
他在文学创作上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尤以其散文代表作《玉台新咏》和《朝有君子》闻名于世。
《玉台新咏》是他晚年创作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展现了他在世俗之外的疏狂与孤独。
张岱的诗歌和散文都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情感色彩，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俗的远离，使他独具一格。
而《玉台新咏》以叙事形式呈现，通过描写胜景和寻常之事，展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疏离和孤独。
在《玉台新咏》中，张岱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表达了自己的疏狂情怀。
他写道：“天一水木，景物可依，心如人材，时来运转。
碎影为幻，东南西北，山水逍遥，柔莹深入。
”这种淡泊的心境，使他远离了世俗的喧嚣和纷扰，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自由。
这种疏离的心态也使他感受到一种孤独。
他写道：“鸟迹崖行，春江人寂；花开不语，云卷斜晖。
钩陈字冷，黑石凉墨，梧封人耐，金陵快咽。
”这种孤独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孤独。
他在脱离了尘世的喧嚣之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方式，这种与自然的对话使他感到孤独，因为在这种对话中，他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分享这种孤独的伴侣。
在《玉台新咏》中，张岱还表达了对人生的反思和对尘世的忧虑。
他写道：“乾坤修论，五代斯已，君王延贻，光轨永隐。
”这里的光轨指的是仁义道德，而君王延贻则是指传统的士大夫道德。
张岱不满于现实中的道德沦丧和人心浮躁，他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内心的真善美，而不是被功利和虚荣所迷惑。
张岱的疏狂与孤独，是一种对世俗的远离和对内心深处的追求。
他的诗歌和散文，借助自然景色和胜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心境，以此引发读者的共鸣。
他通过自然和人生的对话，触发了人们对内心深处的反思和思考，使人们追寻心灵的自由和真善美的追求。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张岱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以痴情、疏狂、孤独为主要特点。
他的“痴”的疏狂与孤独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在张岱的文学作品中，痴情是一种常见的表现方式。
他笔下的痴情不仅是对人，更是对自然界的痴迷，这种痴迷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探索。
他笔下的山水、花草树木都具有生命的灵性，他在描绘自然中找到了一种解脱和宁静。
例如，在《岳阳楼记》中，张岱吟咏着岳阳楼下的美景，流露出对自然的崇拜：“万缕千株拨地愁，空山鸟语霭寒秋。
近来水日连明宿，没处非山更觉幽。
”其次，疏狂是张岱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他用一种疏离的情感状态，来表现对现实的失落与鄙夷。
他孤独地独立于主流社会，拒绝世俗的名利，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
例如，在《如梦令》中，张岱以洒脱的笔调，表达出他对现实生活的抵触和对心灵自由的向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认为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和约束，让人失去了灵性和自由，唯有以疏离的姿态拒绝这一切，才能够真正拥有自我。
最后，孤独是张岱文学生涯中另一种重要特征。
他经常描写一些孤独、寂寞的场景，深刻表述人们对自我、人生的思考和追寻。
例如，在《清平乐·杂诗》中，他写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种孤独更多的是一种英雄式的孤独，他通过反抗传统道德规范，追求自主、自立的生命方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驱。
他的孤独，带有运动式的动能和前瞻性的预示，表达出一个文化之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冲动。
综上所述，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具有深刻、独特的个性魅力和文化价值。
他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境界。
他的文学成果，不仅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种重要遗存，更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的一种珍贵资产。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张岱（1597-1673），字叔夏，号平甫，晚号念泉，是明末清初时期的文学家、官员、书法家。
他是杨慎的学生，卓有成就，尤以诗文著称。
他的作品中，有一篇名为《痴》的短文，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疏狂与孤独之感。
本文将以1000字详细探讨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
张岱的“痴”可以理解为他对理想追求的执著与狂热。
他在文中自称为“古人疏子”，表达了自己与世不同的态度。
在明末清初这个动荡的时代，社会风气沉闷，人们普遍以经世济民为目标。
张岱不甘心墨守成规，他向往古代志士们的豪情壮志，热爱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追求人生的真理和宇宙的秘密。
他写道：“物欲腼腆，思悟疏落。
”可见，他对世俗的厌弃和追求精神自由的痴迷使他与众不同，故称自己为“疏子”。
正是这种孤独的追求和不合群的执著，让他成为了一个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张岱的“痴”也表现为他内心的孤独。
在文中，他写道：“孤掷古音，独放晚光。
”他以古代文化为支撑，精神寄托于古人的智慧和传世之作。
他的寄托并未得到现实的认可，他的作品没有能够获得与众不同的荣誉与地位。
这种孤独的境遇让他心生愤怒与无奈，他写道：“触声声所稀，误身身未偶。
”张岱对于社会名利的冷落和自己的孤独无助感到痛苦，他在短文中流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疏离与苦闷。
正是这种孤独让他更加独立和坚定，他用自己的才华和理想去超越逆境，坚持自我，最终取得了崇高的成就。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既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个性的体现。
他用自己所特有的狂热和孤独，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诗文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风格，广受后人的喜爱。
他以清新脱俗的诗文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他的作品，不仅反映出他内心飞扬的疏狂和对理想追求的狂热，也是他对现实的疏离与反抗的抒发。
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追求自由的痴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孤独地努力向前。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是他深刻的内心体验和个性特点的映射。
古典诗词中的隐逸意象隐逸是古代士大夫仕途失意，厌倦官场后的归宿之一。
西晋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孟浩然、宋代的林逋，他们或啸傲泉石，举杯邀月；或柴门篷户，安贫乐道；或躬耕陇亩，闲话桑麻；或净身修禅，妙辩庄老。
性之所至，高绝风尘。
中国文化中的隐逸情结非常浓厚，经久不散。
菊花、修竹、长松、三径、五柳等点缀于诗坛上的诸多隐逸意象为潇洒出尘、归隐山林、遁世无闷的隐者建筑起了一座座多彩的精神家园。
1. 梅花梅花是山林隐逸者的精神寄托。
高山幽谷荒村水泽，凌寒独开暗香浮动，远离尘世孤芳自赏，梅花的这种生态与处江湖之远的山林隐逸者有天然相近之处。
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南宋大厦将倾，山河沦于敌手，天地寂寥，烟笼雨霁，隐居闽中的作者是以傲霜吐艳的梅花作为精神支柱的。
杨无咎《柳梢青》：“为爱冰姿，画看不足，吟看不足。
已恨春催，可堪风里，飞英相逐。
只应自惜高标，似羞伴、妖红媚绿。
藏白收香，放他桃李，漫山粗俗。
”杨无咎不愿依附权贵，朝廷屡召不应，作此词明志。
那些“妖红媚绿”的漫山“桃李”，阿谄趋奉，丑态百出。
梅花“自惜高标”羞于与之为伍，这首词表达了词人寄迹山水的隐逸情怀。
“风流无俗韵，恬澹出天姿”的梅花香彻隐逸诗词，是历代文人墨客送给孤标者的一束心香。
2. 月亮悬挂在中国古典诗坛上空的月亮是多情的。
她是一种意象，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审美意趣。
月亮空明、澄澈、高洁的品性，在为山川增色的同时，也引无数隐逸诗人折腰。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山居秋暝》）皓月当空，山泉清冽，诗人坐拥溪月，石径探幽。
明月、清泉等意象表现了诗人远离俗世，寄情山水田园的人生选择。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潜《归园田居》）洒遍田野的是月光，也是诗人自耕自食、高蹈避世的愉悦。
多情的月亮，诗人的知己。
月亮不仅仅是光照人寰的普通星体，更是通脱淡泊的隐逸情怀的象征。
3. 菊花菊花，花之隐者也。
张岱的“痴”的疏狂与孤独张岱（1599-1684），字南初，号浦田居士，江苏无锡人，清初文学家，官至寿州知府。
他一生以文学为业，著有《楚辞集注》《白鹿洞二首》等著作，是清代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他的一生身临世事，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疏狂与孤独的人生境界。
张岱早年出身寒微，19岁考中秀才，但一直未能如愿进入仕途。
在长期的求索与思考中，张岱渐渐形成了自己疏狂的性格。
他辞官归隐后，过着清贫的生活，闭门不出，专心著书。
他在《石壕吏》中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孤独：“孤舟蓬断风波漂，短棹小桥水气斜。
”张岱的孤独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孤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孤独。
他对世俗的繁华与名利都视而不见，只寄情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品味人生。
在《大声神》中，他写道：“池塘无水亦清，藤杖何妨得靠。
”这种超脱尘世的境界正是张岱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独特的疏狂与孤独的体现。
张岱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疏狂的一面。
他所倡导的文学风格，强调意境和无拘无束的创作，反对刻意雕琢和华丽辞藻。
他在《石壕吏》中写道：“故国不可握手而挥酬，故人悲不可哭而泪流。
”他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辞藻，向往淡泊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他内心深处的疏狂情怀。
张岱的疏狂与孤独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境界，更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思。
清初社会虽然政治稳定，但社会风气却开始朝向功利与物质追求的倾向。
张岱深受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对这种社会变化感到不满，因此更加倾向于疏狂的生活态度，力图寻找一种更加纯粹的人生境界。
张岱的独特的境界也深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
他的境界融疏狂与孤独为一体，成为了后世文人追求的精神目标。
清代文学家袁枚就曾说：“不道陶潜，曹恩，而尝陶玄痴。
请看大将山中史，与何技袅以千纪。
”袁枚对张岱的佩服可以看出，他认为张岱的疏狂与孤独是一种古雅之风，是一种千古的精神追求。
除了文学创作上的努力外，张岱在生活中也以“清欢”为乐。
他向往清净的生活，喜欢与自然为伴，逍遥自在。
在《鸿门宴·饮花凉酒》中，他写道：“何须画角隐埋，何处银梭插局，直教琼室独传消息，淡看遗世独居图。
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的诗词与文人心态韩希明【摘要】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诗词占有大量的篇幅.有的体现了诗教的功能,但诗歌这种文体的真正功用并不在于宣扬道德伦理,所以许多诗词无法真正融入小说作品;有的成为那个时代文人融入世俗社会的标志,依然渗透着功名意识和内心深处的经世热情;而有的则表露了文人艳羡科举成功之后富贵荣华的虚幻梦想.这些小说中的诗词表现了文人的生活世相及心态日渐与市井同化,他们的努力和抗争能够提升民族品格,但他们的退守则是必须淘洗的糟粕.【期刊名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6(022)006【总页数】5页(P61-65)【关键词】市井;诗词;文人心态【作者】韩希明【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对外汉语系,江苏,南京,210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1明清市井题材小说因表现市井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被许多人目之为“俗文学”，然而翻开作品，我们随处可见被划归“雅文学”的诗词赫然跻身其中。
作者习惯于以诗词开篇，以诗词作结，几乎成为一种格式；篇中或借人物之口，或由作者出面，大段引用诗词。
有的是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作者对小说事件或人物作出主观的评价，有的则是人物之间进行交流的必要手段，不论文化层次高低，文学修养如何，似乎都喜欢用诗词表情达意。
在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的诗词，其来源有三：一是引用历代诗人的作品，或是大段原文照搬，或是根据情景和需要由作者“临时组装”。
在引用前代诗人的作品时，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切合小说的情境，用得和谐贴切，浑然天成；二是用得生硬、突兀、牵强附会。
第一种情况使得小说诗意盎然，第二种情况则使得诗词成为小说的诗味点缀，又以后者居多。
二是小说作者的个人创作；三是沿用当时作书习惯套用的一些诗词，是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
总的来说，在明清市井题材小说中引用的诗词有其正统性、世俗性、虚幻性三个特点。
诗乐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审美功能早在周代就已被肯定下来，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运用这种工具以达到入仕和参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目的。
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梁文宁(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510303) 摘要: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热衷于写“落花”组诗,反映出一股“疏离”心理潜流在滋长。
明代唐寅等人吟咏落花,以散漫自纵的生活态度疏离士大夫主群体;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吟咏落花,以飘零自守的精神气节疏离当朝统治者;清中叶袁枚吟咏落花,以洒脱自适的生活观念疏离主流价值取向;晚清龚自珍吟咏落花,以激愤和前瞻的姿态疏离主流社会。
从这种疏离主流的心态可以感受到明清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渴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精华的解悟。
关键词:疏离心态;落花诗;唐寅;遗民诗人;袁枚;龚自珍中图分类号:I 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5)06-0062-05收稿日期:2005-07-08作者简介:梁文宁(1950-),女,广东三水人,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我们所说的疏离心态,是指与社会主流意识相悖离,表现出个体生命体验、个体生活追求、个体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理状态。
社会主流意识体现着同时代人们公认的道德评判、共同人格理想以及群体价值取向,营造社会的凝聚力,对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
然而,历史上存在的疏离潜流也不容忽视。
疏离并非全是社会破坏力,尤其在明清时期,传统主流意识已经凝滞僵化,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阻力时,疏离心态含有进步性,它是知识分子不随俗、不从众、不阿权而独立思考的产物,它是一股突破墨守成规的创新力量。
我们注意到,出现于明清时期的落花组诗可以说是明清文人疏离心态的意象载体。
明代以前,落花意象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凝成伤逝自怜的惯用意象内涵;但似乎仍属于触景生情式的自然意象,并未成为着意表露某一类型社会人格的人文意象。
明清时期,一些诗人热衷于写落花诗,且常以组诗形式吟咏落花,动辄几十首。
这些落花组诗已经不再是偶有所触而为之,而分明寄寓着作者的人生追求以至理性思考。
本文拟分析几个个案,探讨明清文人中的疏离心态潜流。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明代弘治年间以唐寅(1470-1523)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们唱和的《落花诗》,沈周首唱30首《落花诗》,和者甚众。
据载,“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征明、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
有时大叫恸哭。
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
[1](卷三,P9)现存唐寅《落花诗》,一见于后人辑录的《唐伯虎全集》,[2]一见收藏于苏州市博物馆的唐寅书法真迹《落花诗册》,[3]两者文字和编次多有出入。
估计是由于唐寅吟成后,不止一次抄录并加以修改,足见诗人及其交友对这组诗歌的偏爱。
唐寅《落花》组诗的最后两句云:“和诗三十愁千万,肠断春风谁得知?”可见诗人寄寓在“落花”形象上的感情依然是传统的伤感基调。
然而他的感伤并非无病呻吟,其中有着身世投影和心态流露。
唐寅29岁中应天府解元,次年于北京会试时,受科场作弊案牵连,被捕入狱。
出狱后又曾被蓄志篡逆的朱宸濠罗致麾下,好容易才脱身。
了解诗人遭遇后,对其落花诗中的感伤自怜和牢骚不平则不难理解:“国色自来多命薄”,“国色可怜难再得”,“昭君偏遇毛延寿,炀帝难留高丽华”,“千年青冢空埋怨,重到玄都只赋诗”,“多少好花应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命薄错抛倾国色,缘轻不遇买金人”,“休向东风诉恩怨,自来春梦不分明”,“控诉欲呼天北极,胭脂都付水东流”。
诗人为落花发出这些哀婉痛惜,正是感怀第25卷 第6期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2月Vol.25 No.6Journal of Guangdong Educatio n Instit uteDec.2005身世之语。
唐寅以“狂”态对抗所遭受的政治打击,《明史》载他被牵连入狱后,“谪为吏,耻不就,归家益放浪。
”[4]觉察朱宸濠的异志后,佯狂避祸。
他在《漫兴十首》中说:“此生甘分老吴闾,宠辱都无剩有狂。
”面对友人规劝,他说:“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
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可见唐寅的“狂”固然出于“为世所弃”的无奈,同时也是出于“贵适志”的人生选择。
《落花诗》云“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
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人生自古稀七十,斗酒何论价十千”,也可见这种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心理。
唐寅以散漫自纵的态度对待人生,他的为人处事、诗文风格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追求有所不同。
他没有传统观念那种对经商的鄙夷,而以卖文鬻画自给;对于士大夫认可的“应世诗文”特地表现出不在意,否定传统文人的读书求仕生涯而标榜自己以笔谋生:“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2](P26)“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1](卷二,P2)毫不掩饰放浪不羁的生活且为之自豪:“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2](P23)刻石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风流韵事为市井坊间所津津乐道。
在《焚香默坐歌》一诗中,他说:“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
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揭露世人的虚伪,公然向当时的假“道学”挑战。
他的创作可以看到尚俗尚趣的世俗化审美追求,如《落花诗》云:“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
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旧红。
”语言俚俗而形象鲜明,诗意浅豁而率真自然。
唐寅的宣言和作派都流露出一种疏离倾向,他疏离的是文人中的士大夫主群体。
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唐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生活道路离不开读书做官,于是文人心态主要是以士大夫身份看待人生世事,高尚者关心社稷臣民,鄙陋者追求功名利禄。
当然,也有一些卓然独立的人物,能够摆脱从众随群的习惯心理,以疏狂的态度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唐寅和吴中才子们也就属于这类疏狂文人。
他们热衷于吟咏那飘离大树的“落花”,当是这种疏离心态的反映。
如果联系唐寅生活的时代,还可以对其疏离心态有更多的认识。
明初统治者强化极权专制,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文人谨小慎微。
到唐寅生活的明代中叶前期,文人的道学家假面具尚未剥去,文坛上颂圣之浪潮尚未退去。
而另一方面,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影响着社会文化需求的转变,市民们有需要、有能力养起为自己服务的文化人。
唐寅等吴中才子正是明中叶最早一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作风与仍占主流的传统士大夫文人出现了差别,他们疏离了士大夫主群体,在当时是特异的存在;而同时又是明代中、后叶俗文化勃兴的先声。
“落花”,正是他们疏离心态的意象载体。
当然,唐寅和吴中才子们对主流文化并没有深刻的理性批判,他们笔下的“落花”形象以感伤柔弱为主,他们的疏离心态显得散漫浮俗。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两位善咏落花的著名遗民诗人:归庄(1613-1673)和王夫之(1619-1692)。
归庄有16首《落花诗》,[5]王夫之有题为《正落花诗》《续落花诗》《广落花诗》《寄咏落花》《落花诨体》《补落花诗》等多组共99首落花诗。
[6]两人年轻时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抗争,甘冒危险投入反清战斗。
失败后退隐林泉,著述终老,坚守民族气节。
他们所写的《落花诗》与时世密切关联,显然是诗人心志的寄寓。
归庄在《落花诗序》中历数宋、明两代的落花诗,称之“亦已穷态极致,竞美争奇,后有作者,殆难措手”。
继而指出自己的同题吟咏与前人的区别: 然诸公皆生盛时,推激风雅,鼓吹休明,落花虽复衰残之景,题咏多作秾丽之辞,即有感叹,不过风尘之况,憔悴之色而已。
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士,常动华实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树飘零之感。
以至风木痛绝,华萼悲深,阶下芝兰,亦无遗种。
一片初飞,有时溅泪,千林如扫,无限伤怀!是以摹写风情,刻画容态,前人诣极,嗣响为难;至于情感所寄,亦非诸公所有。
抒发心中郁结不能自已的亡国之痛,诉说抗清失败却矢志不渝的悲壮情怀,揭发时移世异中士林的种种心态,表达自己忠贞孤高的民族气节,是两位诗人落花诗的共同内容。
且看下面代表之作:36第6期 梁文宁:明清文人的疏离心态及其意象载体 江南春老叹红稀,树底残英高下飞。
燕蹴莺衔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归?阑干晓露芳条冷,池馆斜阳绿荫肥。
静掩蓬门独惆怅,从他芳草自菲菲。
[5](P120)首联以暮春花落情景喻抗清志士飘零失散;颔联痛诉摧残迫害,哀叹世道恶浊;颈联以芳条冷与绿荫肥对照,分别比喻守贞而艰辛者和屈节而显贵者,尾联抒写自己孤高自守的志向。
弱羽殷勤亢谷风,息肩迟暮委墙东。
销魂万里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后功。
香老但邀南国颂,青留长伴小山丛。
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6](P405)诗中前四句以风中落花比喻自己奔走抗清,以委地残红比喻自己暮年避世,抒写抗清之志生死不渝,悲壮情怀销魂凝血。
后四句以花虽落而果已成、树弥青比喻自己志节不衰,表示时世衰颓、知音稀少而自己仍不屑追随庸碌之辈。
[7]两位诗人的落花诗写出了清初以遗民自居的士子的疏离心态。
与唐寅等散漫自纵式的疏离心态不同,他们疏离的是异族执掌的政权,抗争失败后甚至疏离了社会交际,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
而他们的疏离中有着坚守,他们悲壮地坚守民族气节和政治信念,执着地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王夫之书堂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们的落花诗使事用典,寄托遥深,含蓄蕴藉,也可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
这是飘零自守式的疏离心态。
不可否认,在遗民们的政治信念中,掺杂着忠于前朝,不事二姓的封建糟粕,尤其是到康熙朝,政局基本稳定,清朝统治者一定程度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精华,与明朝后期的腐败相比,与南明数王的没落相比,社会有了进步。
在此情况下,这种不事二姓的迂拙就更令人感到可悯可叹。
然而,尽管如此,后人还是从他们的疏离心态中感到令人崇敬的感召力。
因为,其中包含“匹夫不可夺其志”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这里有着不阿附、不屈膝的为人准则,在施行高压的权势面前,他们飘零自守,避世隐居,甘冒生存危险,宁愿孤苦贫贱而自洁自重。
他们坚守着视人格修为重于生存本能的自觉道德规范,并没有为自我利益而轻易抛弃信念,在权势面前更注重良心和骨气。
他们的落花诗也就如前人所评:“以磊落崎崟之才,为婀娜旖旎之词,兴会所至,犹带英雄本色。
”[8]清代中叶,著名性灵派诗人袁枚(1716-1797)也写过两组共20首落花诗。
[9]袁枚12岁中秀才,15岁补廪,24岁中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可谓少年得志。
然因习清书不合格,三年后外放江南任知县。
骤从翰林清贵改授外职,不免牢骚。
他的第一组落花诗写于此时,当与仕途遭际有关。
第二组落花诗写于47岁时,为13年前收藏的花瓣而“怆然有作”,味其诗意,似与情事有关。
袁枚落花诗的基调可从组诗的第一句感受到:“江南有客惜年华,三月凭栏日易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