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经脉·经络--细筋·系·神经

脉·经脉·经络－－细筋·系·神经[摘要]经络学说起源于对”脉”的解剖生理学认识，以脉行的路径为经脉，以脉行的分支横出的径路为络脉，从而逐渐形成了经脉和络脉的概念。

对经络学说提出挑战的是来自西方医学的传入，即人们在认识神经学说的结构与功能之后，来阐释经络沟通人体体表与体表上、下之间，体表与内脏内、外之间特异联络、调控和反应功能。

在明末传入的西方解剖生理学，或是在晚清西方医学科学的东传过程中，与经络功能相关的中医词汇如”细筋”“系”等曾作为”nerve”的汉译名词，从而在中西医汇通的初创阶段，奠定了经络与神经功能活动相关的文字转换基础。

[主题词] 脉；经络；经脉；神经生理学按照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对一自然事物认识的初级阶段是”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解释是假说；而在实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假说的证实与证伪才能构成一种科学理论，才接近于事物的本体。

任何未经实验和实践检验过的假说都难以构成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中医学源远流长，随着上个世纪后1/4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和湖北江陵县张家山汉墓竹简等医书的出土，使得人们对《黄帝内经》之前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从而能够明察中医学发展在更为早期、更为原始的面貌，特别是对经络学说的认识带来了新的、有价值的医籍注释。

张家山汉墓墓葬年代约为西汉初吕后至文帝初年。

马王堆汉墓因有随葬遗册木牍所记墓葬时间而知准确年代为公元前168年。

但据马继兴在《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考证，马王堆帛书的抄成不晚于秦汉之际，应为公元前3世纪末左右的战国时代，因而这两部医籍的成书年代跨度不大，成书地理位置亦相距不远，同为荆州刺史部所辖[1]。

在这两个汉墓出土的四种中医有关”脉学”的古籍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乙本以及《脉书》中，从未出现”经脉”一称，而只有”脉”字。

可见”脉”的命名更为古老原始，也就更为实质。

”脉”在古文字学中有两种写法，即” ”和” ”(《说文解字》)，这2个字完全符合古人的造字原则。

在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阐述人体生理解剖和病理变化的古医籍中，与生理解剖相关的字词有以下几种偏旁特性：表示身体与”血”有关的液体成分字词中偏旁多为”血”部；表示身体的软组织结构的字词多为”肉”部，即”月”旁部；表示身体硬组织的解剖学名词偏旁多为”骨”部；当然还有与视有关的”目”部，与齿有关的生理病理名词多为”齿”旁，下肢的功能解剖名词多有”足”旁等。

因此，”脉”是一种解剖学词汇，是医学名词，它是身体有具体特征的有形结构，是对身体结构的写实描述，不是理论上的推导。

在以上四种医籍中没有”经”与”络”两字，说明此时的经络系统尚未建立，只看到其建立过程中的雏形。

只是对身体可见或不可见的脉管走向及脉诊标本脉间联系的简洁描述。

虽然十二脉都由其特定的标本脉口联结(线)而成，如《难经》所言：”十二经皆有动脉”；但《医学入门》更进一步指出”经......界为十二，实出一脉”[2]，说明身体十二脉虽然都有不同的脉口和标本脉相连，但都来自一脉。

所以说，在本脉口诊本脉病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因而从古到今，脉诊基本上限定在一个脉口，即寸口脉也。

在两地汉墓出土的四种脉书中，其”脉”的起止点的位置也完全是临床观察的写实结果。

从十一脉的起始部腕踝部来看，原来”深而不见”的脉(动、静脉)随着肌肉汇集成狭小的肌腱而离开深埋的肌肉间隙，与肌腱平行于腕踝部的皮下，在此不但容易触及到脉管的搏动，有时还可以肉眼观察到附近皮肤及皮下组织的波动和脉的色泽。

在腕踝部，脉管不但要分成数支进入每个指趾部，而且同时还要深入到该部肌肉层中，重新”深而不见”，故这些脉书的脉起止大多位于这些部位。

在脉书中，古人并没有对脉的功能作太多理论上的解释或向指趾末端延伸。

这些资料比成书较晚的《灵枢·经脉》篇的可信度更高。

到了成书于西、东汉年间的《黄帝内经》时代，”脉”的解剖生理学描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对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脉动进行了较为原始的理论演绎和推理。

以脉行的路径为经脉，以脉行的分支横出的径路为络脉。

而经、络两字，根据接近同时代的《说文解字》一书，”经”者，织也，从系(联系)；”络”者，絮也(网络)。

《医学入门》解：”经，径也，径直者为经，经之支派旁出者为络”。

因此，经络并非医学专有名词，而是指经纬线；以脉行的体表透视线以经、络命名，从而逐渐形成了经脉和络脉的概念。

因此可以说，经络不完全是临床观察的记录，而带有思辨的成分，是理论上的解说。

经络学说的诞生超越了临床现象的观察，带有浓厚的对医疗经验总结的理论假说部分。

《经脉》篇是《黄帝内经》书中形成较晚的一部分，与汉墓脉书的成书年代相差几百年；《经脉》篇的诞生是汉墓脉书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经络学说的价值在脉书上已经基本体现，理论化的完善是经络学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它已超越了临床最有价值的”规律”总结部分。

《经脉》篇的诞生已经标志着经络学说发展到它的历史顶峰，自成书之后长达两千年间从未发生过大的变化。

对经络学说提出挑战的是来自西方医学的传入，即人们在认识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后，来阐释经络的”行血气，濡阴阳，治百病”的功能。

经络学说揭示的是沟通人体体表与体表上、下之间，体表与内脏内、外之间特异联络、调控和反应功能；而神经系统的作用完全是这种联络、调控及反应机能的另一种可反复检验的生物医学理论。

翻开《灵枢》，我们常可读到这样的句子对经络循行的解释：”心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夹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

”此处的”系”字，在《说文解字》中，作名词用是细丝之束之义；作动词用，为”联络”之义；系字也从”经”(在晚清的第2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系”字也曾作为”nerve”的汉译名词，见后)。

在《灵枢》中，关于经脉与脏腑的联系，仅用属×、络×，缺乏其它文字说明，但基本上还是反映出经脉沟通了体表与相关经脉的联络功能。

从经穴的主治来看，也基本表现出了相关经脉所具有的沟通内外联系的作用和反应发动作用，具有了现代生物医学的神经系统功能。

《灵枢·大惑论》中对视觉器官有这样一段论述：”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本段话基本描述了视神经(“与脉并为系”---此处”系”应该包括细丝之束和联络两种意思)及视觉的中枢在脑。

也许这是《黄帝内经》时代接近发现神经的唯一一个例证。

到了清代，也就是在《黄帝内经》成书约一千多年以后的王宏翰和王清任注意到视觉、听觉、嗅觉及其它感觉都与大脑相关。

王宏翰撰写《医学原始》(1652)一书的感官生理学资料主要取材于西方传教士的著作。

虽然王清任在其传世之作《医林改错》(1830)中从未提及到他的这些解剖学实验和认识的来源；但从文字上可以看出，除了他亲自作了些解剖学实验和临床观察外，还受到西医学术传入的影响。

因为在他的生活时代，西医解剖生理学知识传入中国已近200年；作为一代有创新思想而又久居京城的名医，西医学术传入的信息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

成书于明代1576年间的《经络全书·后编·枢要·常经编第六·三·胃》中，在论及太阳经与阳明经与”目”的联系中有这样一段话：”太阳细筋，散于目上，故为目上网也；阳明细筋，散于目下，故为目下网也”[3]。

这里”细筋”二字也见于其它中医古籍之中。

”筋”明显属中国医学典籍中的解剖学词汇。

《说文解字》注：”筋”，肉之力也，从肉(月)旁。

应该是包括解剖学上的肌肉、肌腱和韧带部分(而在日语当用汉字中，”筋”与肌相通)。

而”细”，微也，”细筋”即微小之筋，有可能特指包括神经干在内的小束状组织。

”细筋”一词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过程中，最初成为了西医学的”nerve”汉译名词。

在医圣希波克拉底之后的时代，科学和医学的中心(公元前4～1世纪)转移到埃及都城亚力山大利亚，自然科学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到了实证的阶段，解剖学和生理学开始奠基。

作为生理学和病理学创始人的埃及医生爱拉西斯拉特(Erasistratus，约公元前310～前250)描述道：神经是一个简单的、固体束体，是自主运动的动因；而切断该组织后，运动难以完成。

这应该是人类发现神经的最早记录。

而同时代被认为解剖学创始人的著名医生希洛菲利(Herophilus，公元前335～前260左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有重要发现。

他是第一位系统研究脑和脊髓解剖的医学家，描述并命名了神经，”神经”就是通过他采用的希腊文υερου(nerve)”一词而确定下来。

他还发现了神经通路，观察了神经和大脑以及脊髓的联系，懂得神经传导感觉至神经中枢，并司管运动。

他提出了脑是神经系统的智慧所在。

1582年，当中国的明朝统治已接近走到尽头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兼科学家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于1595年在江西南昌著成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生理学内容的《西国记法》一书(利玛窦诠著，朱鼎瀚忝定)，专述记忆与脑的关系：”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原本篇第一)”[4]。

此说与中医的”心主神明”的论点背道而驰。

1623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Aleni，1582～1649，1613年来华)著《性学述》一书，对神经系统的解剖学论述较为详尽：”脊骨生24双之筋，12双带动觉之德于左自背而下至腰、以至足，在右亦如之；盖脑髓所生动觉之细德，其从头至足者在各肢有本所俱动觉之德也”。

在论及听觉原理时指出：”论闻之具，人脑有二筋，以通觉气至耳，耳内有一小孔，孔口有薄皮稍如鼓面，上有最小活动骨锤，音声感之，此骨即动，气息来则急动，缓来则缓动，如通报者然”。

”脑为五官之根源，由细细筋管传觉气于五官，又由此细管复纳五官所受物象而总知之，总知所处在脑中”[5]。

另外一位杰出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1620年来华)于1629年著《主制群征》一书，论述脑神经有六：”肇始诸筋，筋自脑出者六偶......，一偶 颈至胸下垂胃口”[6]，这其中至少包括了一对迷走神经；此处之”筋”应为神经。

来自意大利”灵采研究院”院士的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Terrenz，1576～1630年，1620年来华)，他精通医学，翻译了《人身说》一书，并与传教士罗雅谷、龙华民一起共同翻译了《人身图说》一书。

1643年，两书合编以《泰西人身说概》书名将之刊印。

据认为，该书并未见到刊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也仅是该书手抄本的缩微胶卷；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的也是手抄本(转抄年代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