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王府分布研究_成一农

北京的清朝王府——果亲王府及允礼被重用的一生多罗果郡王，是康熙帝第十七子胤礼的第一个封爵，胤礼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生母陈氏诞育胤礼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宫女，后来在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才晋封为勤嫔。

胤礼因为年幼，所以并没有参与到康熙末年皇子们“九子夺嫡”的激烈斗争中来，在雍正帝登基后得以平安无事。

清乾隆时的《京师全图》地图上，在当今“中国儿童中心”和“中央纪委”的所在地，标注了两座王府，分别是慎郡王府和果亲王府。

按照当下的地图，两座王府南邻“平安里西大街”，东携“育幼胡同”，西带“西直门南小街”，北靠“官园公园”，占地面积约125000米。

只是现在已看不到当年王爷们居住时的遗迹了。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要严惩义和拳祸首，慈禧为避免洋人将她作为祸首惩治，连忙把端亲王府的最后一位主人载漪指为祸首，当了她的替罪羊。

为此八国联军一把大火，烧了端亲王府里的拳坛，同时两座王府皆尽起火，大火烧尽了王府二百年的金钉红门。

《京师全图》标注，两座王府分为西官园一座，东官园一座，中间有一条王府夹道将两座王府分开。

依据封王的时间推测，西官园的王府约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建成，东官园的王府，约在雍正六年（1726年）建成。

自西官园王府建成至1900年烧毁，两座王府在城西屹立了约二百年。

从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以允礼（雍正帝登基后，为避讳、胤礼改名允礼）“景陵办理修饰甚好、十七阿哥甚属尽心、敬谨效力”的理由，晋封允礼为多罗果郡王，并兼管理藩院事、担任正黄旗蒙古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之职开始，到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允礼晋爵和硕果亲王为止，允礼一共当了近六年的郡王。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果郡王允礼再兼镶蓝旗汉军都统，五月加兼镶红旗满洲都统。

至此，正黄旗蒙古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镶蓝旗蒙古都统四个重要职位都由允礼兼任，这可以看出雍正帝对于这个相对年轻、在“九子夺嫡”中并没有参与皇权之争、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的弟弟十分看重，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够如同怡亲王允祥一样，成为自己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

北京：从一方都会到中华帝都
成一农
【期刊名称】《江汉论坛》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一般公认的建城史已有3056年①.在这一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其从早期偏于一隅的一方都会,在元代之后一跃成为庞大帝国的首都,并延续至今.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侯仁之先生曾对此有过简单的叙述②,本人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在侯先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总页数】5页(P23-27)
【作者】成一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乾隆御碑诗《帝都篇》与《皇都篇》满文文本之考 [J], 张杰;范立君
2.阳城、阳翟是先夏伯都,非早夏帝都——《全夏都初探》之一 [J], 刘庞生
3.尧舜禹帝都探赜——关于“唐虞及夏皆都冀方”的几点认识 [J], 马重阳;乔兆坤
4.针对贵州三都金谷帝都岩土工程勘察的情况进行分析 [J], 周天林
5.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服务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施的公告 2018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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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从《乾隆京城全图》，看清代前期的王府文化清朝的宗室王爷和前代不同，他们没有封土，也就不能就藩，没有允许也不能擅自离京。

他们受封过爵位后，由皇帝赐予府邸，只能居住在北京。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就了北京的王府文化。

清代的王府有相对固定的建筑格局。

王府坐北朝南，一般分为中、东、西三路，并选择其中一路为主轴线。

王府主轴线上的建筑模仿皇城，正殿被称作银銮殿，其后面是神殿，是满族王公举行萨满教祭礼的场所。

其他两路是王爷及其家眷生活的地方。

在三路院落的最后面是一座较长的两层楼建筑，被称作后罩楼。

府邸的后面或两侧还会建有花园。

恒亲王府。

康熙帝第五子恒亲王允祺的府邸，位于今东城区朝阳门内烧酒胡同，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恒亲王府大门五间，大殿、后寝、后楼均为七间。

在主路的西侧有一座面积很大的花园。

履亲王府。

康熙帝第十二子允裪的府邸。

位于今东城区北小街针线胡同。

履亲王府主路大门五间，大殿七间，后寝和后楼均为五间。

这座王府虽然是亲王府，但是它主要建筑的规格都是郡王府级别的，是在郡王府的基础上改建成的一座亲王府。

恂郡王府。

康熙帝十四子允禵的府邸。

雍正元年（1723年），允禵被封为恂郡王，其府邸在今天的西城区西直门后半壁店街。

恂郡王府主路上的大门、大殿、后寝、后楼均为五间，是最符合郡王府规制的一座。

裕亲王府。

康熙六年（1667年），顺治帝第二子福全被封为裕亲王，并于当年修建府邸，其位置在今天的东城区台基厂。

根据康熙《大清会典》的记载：“康熙六年建裕亲王府。

大门一座五间。

正殿一座七间。

东西配楼二座，每座九间。

左右顺山房二座，每座三间。

牌坊门一座。

寝殿一座七间，抱厦五间。

东西配殿二座，每座五间。

南北厢房二座，每座三间。

后楼一座七间。

”裕亲王府是最符合亲王规制的清代王府。

庄亲王府。

位置在今天西城区太平仓胡同路北，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的王府之一。

初代庄亲王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1655年）其子博果铎承袭王爵，改王号为庄亲王。

第25卷第2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Vol.25,No.22010年4月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 eography Apr.,2010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成一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提　要]本文分析了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的选址以及城址迁移中非理性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重要性,阐述了以往城市选址研究中“以果论因”的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中应该深入分析其中人以及非理性的因素,展现一个多彩的历史。

[关键词]选址　靖边县　城市[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5205(2010)022*******[收稿日期]2008211219[作者简介]成一农(1974-),男,北京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

当前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①的研究,多从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政治环境以及其它历史人文环境(如国都的转移)等方面入手。

这种研究方法注意的是城市选址的宏观原因和客观因素,虽然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1、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

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

上述研究方法,忽略了人对城市选址认识的多样性。

2、人,而且是古人,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另一方面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各种因素,也很难进行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这一点即使现代人也难以做到),因此古人对城址的选择,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从逻辑上来看,属于以果推因,即在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来推断原因。

这种研究思路,显然默认被研究的城市选址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址,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能表现城市选址合理性的材料来论述城市选址问题,而忽略了古代城市选址中存在的“非合理性”和“错误”。

117北京清代王府花园及其布局刘 佳（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摘 要:本文就北京清代王府主要的“王府花园”、“邸园”进行概述之后，选择恭王府花园“萃锦园”和醇亲王北府“西花园”两处“王府花园”做详细地分析，揭示北京清代王府花园的设计之道。

关键词：北京清代王府；王府花园；邸园；设计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19）04-117-09收稿日期：2019-10-15项目基金：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标课题一般项目“北京王府设计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0ZYYB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佳（1963-），女，北京市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导。

清代王府在被设计建造时均附带花园，一般建造在府邸的后面和侧面，府邸与花园往往以墙门或住宅连接，这样的花园一般被称为“王府花园”；还有一些也属于王爷的花园是皇帝赏赐的建造在京城郊区的花园，或王爷自己购置的花园，这样的花园一般被称为“邸园”。

本文就北京清代王府主要的“王府花园”、“邸园”进行概述之后，选择恭王府花园“萃锦园”和醇亲王北府“西花园”两处“王府花园”做详细地分析，揭示王府花园的设计之道。

一、北京清代王府的“王府花园”和“邸园”“关于王府花园的界定，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学者们一般将与府邸部分共同组成王府的花园部分称为王府花园，将不在王府之中的其他王公花园称为‘宅园’或‘邸园’，如恭亲王在海淀的朗润园和上述在恭亲王东北方紧邻王府的‘鉴园’。

”①也就是说，王府的花园，有与府邸连接在一起，也有在郊外的或不与府邸连在一起的；与府邸共同组成王府的花园被称为“王府花园”，其他花园则称“邸园”或“宅园”。

比如，恭亲王奕訢除了拥有在府邸之后的花园——“萃锦园”之外，还有两处花园，一是在海淀的“朗润园”，这是皇帝赐予恭亲王奕訢的花园；二是紧邻恭王府且在其东北方的“鉴园”，是奕訢购买的私产。

萃锦园称为王府花园，朗润园和鉴园则称为邸园或宅园。

清北京皇城布局变迁概说王佳音清代北京皇城的平面布局始于元代，形成于明代。

虽然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兵入关对皇城均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皇城的范围与基本布局却由明代一直延续至清末，包括继续使用明代的皇城墙与城门，仅对部分城门的名称进行更改，如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北安门改称地安门；保留紫禁城、景山、西苑三海、太庙、社稷坛的设置，不仅位置未发生变化，其内部的布局也基本保留了明代的样式。

除此之外，皇城内其他区域出现了较多变化，如许多内府衙署的裁撤、祠庙的大量出现及街道民居的出现等。

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决策，还缘于清代北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变革，因而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点。

以下就对清早中晚期皇城布局的变迁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变革进行初步探讨。

清朝初年，皇城内仍保留大量明代的内府机构和附属设施，许多宫苑坛庙也依旧存在。

在研究本阶段皇城布局沿革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一是清康熙年间翰林院学士高士奇所著的《金鳌退食笔记》。

其著作年代距明代覆灭仅40余年，因作者家居西苑，每日往来于金鳌玉蝀桥，探访旧人旧物，就其见闻撰成一书，故而记录了大量明末清初的皇城规制。

另一份资料是原藏于清内阁大库的《清皇城宫殿衙署图》。

该图绢底彩绘，纵238 厘米，横178 厘米。

图纸南起大清门（今毛主席纪念堂处），北到地安门一线，东至东安门（今东皇城根大街），西至西安门（今西皇城根大街）。

图纸基于实测，非率意涂抹。

然而图中并未标明绘制年代，据学者推断，应在康熙二十八年到三十九年（1680-1700）1 或更早2 。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清早期皇城布局的一些特点。

清早期图一 明北京皇城复原图301首先，清早期的皇家宫苑占地面积逐渐缩小，很多苑囿被改为佛寺或民居，但许多明代的宫苑仍旧存在。

在皇城东南角，明初曾设东苑。

后东苑废，正统、天顺之际兴“南内”，即以重华宫为主体的建筑群，包括重华宫、崇质宫、皇史宬、玉芝宫、观心殿等。

清初，废南内，在明重华宫旧址上建睿亲王府。

成一农北京：从一方都会到中华帝都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一般公认的建城史已有3056年①。

在这一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其从早期偏于一隅的一方都会，在元代之后一跃成为庞大帝国的首都，并延续至今。

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侯仁之先生曾对此有过简单的叙述②，本人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在侯先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北京的地理位置首先要考虑北京城所处的地理环境。

对于这一点，侯仁之等学者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就宏观地理环境而言，北京小平原处于中原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连接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三大地域单元的盛，从而使土地税和房捐在租界当局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攀升；而房地产业的繁荣同时又带来土地供给紧张、居住环境持续恶化的后果，迫使租界当局透过积极扩张城市空间以缓解这一结构性的压力；城市空间的扩张则又反过来导致土地税与房捐总量的增加，为城市公共设施的投入与下一步的城市空间扩张预备了充足的经济基础。

针对后面这一点，我觉得还需要强调：尽管现代上海的崛起，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行径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可以把它归功于当年来到此间的洋人们。

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外国冒险家们的乐园，其实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

上海的发展有中国人自己的极大贡献在里面。

它足以表明，在一个不一样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人能够创造出何等辉煌的业绩。

在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之中，毫无疑问存在着诸多出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保护国的贡献。

可是现代性本身却只能由西方再传播到人类社会的其他地区。

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过程，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上述认识的一种佐证。

江：谢谢您精彩的回答！希望今后与您有更多的学术合作！张：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合作！注释：①周振鹤：《上海政区沿革———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载《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②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概述》，《中国历史地貌学与古地图研究》，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529页。

四大王府之郑亲王府——清王府觅迹（十）郑亲王府是清代王府建筑的典型代表，虽然解放后王府的古建筑遭到大面积拆毁，但其遗存的建筑仍然散发着铁帽子亲王府的恢弘气韵。

一、王府所在参照《1750年乾隆北京全图》《民国北京内外城详图》《1950年北京市街道详图》和《1981年西城区地名图》，与当今360电子地图对应，郑亲王府的大致位置应是：东携大木仓北一巷（原郑王府东夹道），西领云梯胡同南段与协和医院西院北楼东侧路（原郑王府西夹道），南临大木仓胡同，北靠辟才胡同。

是一座特大型围院。

其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比现今开放的恭王府大出近一倍。

郑亲王府的西侧还有王府家庙，其大致位置是，东邻二龙路中段，西接太平桥大街，南向二龙路西街，北引高华里胡同（该胡同现无存，原位置约在辟才胡同向南100米处）。

家庙的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郑亲王府分为四部分：东路、中路、西路、家庙。

东路是王府主轴，王府建筑的主要遗存在东路：第一进院是狮子院，所谓狮子院指院落内有两座雌雄双狮。

狮子院南侧是三开间街门、北侧是五开间仪门、仪门前两座石狮、东西两侧三开间阿斯门（据闻，阿斯乃满语翅膀意，阿斯门也称过道门）。

第二进院北侧是五开间正殿，东西两侧各五开间配楼。

第三进院是正殿和后寝殿之间一座小院落，无建筑。

第四进院北侧是七开间后寝殿，东西两侧是五开间配楼各一。

中路、西路、家庙建筑已无存。

西路原为王府花园，花园在当时属京师名园，清代作家钱泳笔记小说《履园丛话》讲述了作者亲历的感受：'引池叠石,饶有幽致,一园后有雏风楼,楼前有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新花老树之间。

……楼后有瀑布一条,高丈余,其声琅然,尤妙。

'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京师园林，以各府为胜，如太平湖之旧醇王府、三转桥之恭王府、甘水桥北岸之新醇王府，尤以二龙坑之郑王府为最有名，其园甚巨丽，奥如旷如，各极其妙。

” 由此看惠园实比当今的恭王府花园为胜。

七十年代拆除花园剩余建筑，叠园山石移到了东单公园内。

北京王府的历史变迁清朝大概100余座王府，据1920年《北京实用指南》记载，当时尚存的王府74作，建国初大约60余座。

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普查登記，當時北京尚有清代王府55处。

2003年则仅剩下10余座。

对外开放的只有恭王府1座。

其他或被改作民居，或为国营单位办公地，或年久失修残破不堪。

北平解放后一些清史专家考证，按清朝封爵规制，从顺治开始，加封亲王郡王称号的皇子近七十个左右，再经建造的王府只有48个左右。

王府、恭王府及花園、醇親王府和淳親王府即英國使館舊址等4座王府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王府、禮王府、克勤郡王府、順承郡王府、恆親王府、寧郡王府、和敬公主府、慶王府、醇親王府、濤貝勒府、僧王府等11座王府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另外，循郡王府、敬謹親王府和那王府等3座王府舊址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名稱乾隆十年(1745)始绘的《乾隆京城全图》标示出亲王府9座，郡王府6座。

根据历史文献统计北京王府有：1、睿亲府王（多尔衮时期）东华门外小南城，今南池子北。

康熙三十三年，改建为“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年，重新翻修，改名为“普度寺”，摄政王府大殿改建为“慈济殿”。

直到20实际60年代前期，还有喇嘛居住，文革期间改作库房。

现在南池子小学校址所在地。

2、睿亲府王1778年复还多尔衮亲王封号后，其养子多尔博之六世孙淳颖承袭王位，并赐新府，原饶余郡王府。

地址：东单牌楼北大街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

1915年，府押与德商礼和洋行；1927年北伐后，军队占用。

1929年后，被私立大同中学（即今二十四中学）购为校舍。

解放后，在此建有外交部中学（今北京市第124中学）。

王府原有房屋500遇见，已大部分拆除改建，府中原建筑除后寝（惟神殿）今作为礼堂大体尚存外，其余已无王府原貌。

目前所剩建筑不多。

清早时位于石大人胡同的这处明早旧宅最先并非是睿亲王新府所在，而是端重亲王府。

关于端重亲王，仅手边资料可知始封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三子博洛，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被封为端重郡王，两年后晋升为端重亲王，又十年后因罪被削除爵位。

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成一农【作者简介】成一农，197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论著数量众多，但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而且存在很多错误。

这并非由于史料的缺乏，而是由于研究方法上存在各种问题。

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侧重于在研究方法上的修正，并以此为基础，以新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内容，以期能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市形态。

【关键词】城市形态/中世纪城市革命/地方城市/评述/研究方法EE一引子：陌生的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在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论著中，将“中世纪城市革命”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发展史中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变革，由此展开的论述也成为其中一些论著核心探讨的内容。

但是“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所讨论的仅是地方城市形态中“坊”、“市”和“街道”三个要素，在没有讨论城市形态其他构成要素的情况下，仅以这三个要素的变化来界定城市形态的变革似乎显得并不充分。

而且，就“坊”、“市”和“街道”这三个要素而言，以往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街道”，一般认为十字街是唐代坊市制街道布局的特点，丁字街以及长巷式街道是宋代坊市制解体后城市街道布局的主要特点。

但十字街并不为唐代坊市制城市所独有，明代很多卫所城市也是十字街街道布局；就一些个案情况来看，十字街之外的街道布局类型在唐代就已经存在。

在学术史上，也难以列举出相关的细致的研究论著②。

因此，唐宋之间中国地方城市街道布局的变化，并不是一种经过研究的确论。

“坊”，且不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否存在问题，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只关注唐代及其之前“坊”的功能和形态特点，基本完全忽视了唐代之后地方城市中“坊”的研究，但“坊”直至明代依然存在于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

本应在对比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坊”在唐宋之间的变革，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必须的比较研究，因此关于这一问题还存在很大的继续探讨的余地。

“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宋代之后“市”的研究，基本上只关注“市镇”的兴起，对地方城市中“市”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而从《天圣令》来看，至少北宋地方城市中存在与唐代类似的“市”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