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独到主张及其现代意义

东方论坛二○○○年第一期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独到主张及其现代意义陈　增　辉 郭沫若先生对王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曾作过中肯的评价,指出:“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王阳明礼赞》,《沫若文集》第10卷,第49页)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在政治学、哲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多有建树和创新;而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扬弃与借鉴。王阳明这些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张,根植于他博大的哲学体系与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大体说来,哲学思想中的保守方面,决定了他的教育本质论、目的论和内容论;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决定了他的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张。王阳明的哲学,是作为朱熹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主观动机,是为了与朱子学争夺正统地位。王阳明认为,朱熹哲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不知心即理”而导致“析心与理为二”。进而,又“外心以求理”,又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对此,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心即理”,指出:“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下引此书,只注卷数)于此,他提出了“心即理”(卷一);进而,又提出了“知行合一”论。在王阳明看来,既然“心即理”,则求理只需向内心求索,知行自然合一。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卷二)到了晚年,王阳明又发明“知行合一”之论,提出“致良知”说。指出:“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年谱》)又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卷八)这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位一体,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完整体系。从“心即理”出发,王阳明逻辑地确定了“心外无学”的教育本质论。他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卷七)在王阳明看来,尽心之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明伦之外无学矣。”(同上)所谓“明伦”,实质就是“为善去恶”。他从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实践中,深刻地体验到:经过武装镇压后,“民虽格面,未知格心”(卷三二);而“格心”,比“格面”要困难得多。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卷四)为了“破心中贼”他就大办教育。这样,他又确定了“破心中贼”的教育目的论。教育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王阳明认为,为了达到既定的教育目的,必须以《六经》为教材。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卷七)可见,正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即理”的哲学体系,决定了王阳明保守的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和教育内容论。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抛弃。在王阳明保守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很多唯物、辩证的合理因素;他以此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使他的教育哲学思想中包含有很多可供剥取和继承的合理思想。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而言,尽管有着“以知为行”的弊病,但却有不少合理之处。例如,他认为“学”必须依赖于“行”,如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卷二)再如,他接触到了真知源于行,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同上)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知与行的某些辩证关系,如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65始,行是知之成”(卷一)等等。王阳明的“致良知”论,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和修养论;但是,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例如,他主张凡圣平等,如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同上)等。再如,他主张学术平等,反对偶像崇拜。他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卷二)尽管他的主观动机是为了与朱熹争夺正统,但客观上却起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王阳明自幼立志“读书学圣贤”(《年谱》),二十岁中浙江乡试,二十八岁举弘治进士。步入宦海。他三十四岁开始讲学,直至五十七岁去世。二十五年间,无论地位升沉,政务繁简,始终讲学不辍。其中,前十八年为从政之余进行讲学。每到任所,即建书院、立“社学”,阐扬儒道,诲谕后学,门人遍地。如谪居贵州龙场驿时,创建龙冈书院,后又主讲贵阳书院;在巡抚南赣汀漳时,修濂溪书院,立社学,并讲学白鹿洞书院,四方学者前来听讲,致使讲堂容纳不下;在总督两广军务时,又创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亲自授课。即使在赴任途中,也随处讲学,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他的哲学代表作《大学问》,就是他给得意门人徐爱讲授《大学》的记录稿。他五十岁退职归里,回到余姚,先在会稽辟稽山书院,后办阳明书院,并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泰和等地学者闻风而至,环坐听讲者常逾三百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也说:“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明武宗正德年间,被封为“新建伯”的王阳明,讲良知之学于江浙两广间,开了东南书院顿盛之先风。王阳明的教育活动,对明代书院发展和讲学昌盛所起之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在教育活动中,王阳明一方面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又注意吸取孔孟以来先哲们的优秀教育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张,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一、主张全面发展,德育优先孔子要求学生“身通六艺”,这是最早的全面发展思想,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卷一)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在《教约》中规定的课程是:“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卷三)在别的地方,他又多次提到:“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同上);“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卷二)等。这些内容概括起来,正好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他的德育,就是每天一早检查学生前一天的视听言动是不是都按“人伦之学”力行了?有没有产生过不善的念头?要学生“各以实对”,然后由教师“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对教师讲评中提出的问题,学生们必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上)。王阳明认为,这种道德教育既是第一位的,又是贯串教育全过程的。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同上)这是明确主张德育优先。但是,德育不能脱离智育,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既反对不尊德性的“空空道问学”,也反对不道问学的“空空尊德性”。指出:“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他的结论是:“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卷三)。在德育首位的前提下,他十分重视智育,要求学生反复“背书诵书”、“诵书讲书”,把书读得“精熟”,达到“义礼浃洽,聪明自日开”的目的。体育,内容很多:射箭时张弓中的是体育锻炼;习礼时周旋揖让也是体育锻炼等。至于美育,弹琴、歌诗、习礼等,都可使人受到“审其仪节,度其容止”的审美教育和美的感受。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王阳明这一思想中尚有不少缺憾。但是,这种全面发展、德育优先的主张,确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相一致。二、主张反己责善王阳明贯彻德育首位的重要措施,是“反己”和“责善”。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孟“过则勿惮改”、“君子必自反”等思想,认为圣贤也难免有过错,关键在能改正。他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卷二十六)又说:“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同上)圣贤之为圣贤,并非无过,只是能改。王阳明认为,人们改过的方法有两:一曰“反己”,二曰“责善”,亦即“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改过的前提是“反己”。他有一好友,动辄训人,不思反己,王阳明告诉他:“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得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卷三)当然,改过光靠反己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悔悟和改进。王阳明说:“悔悟是去病的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75于中,则又因药发病。”(卷一)改过反己自省发现了过错,不仅要觉悟到错在哪里,更要切实改正;否则,滞于悔悟,反会致病。改过,除了反己还须责善,即朋友之间、师徒之间开展相互批评。王阳明说:“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从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卷二十六)这里,王阳明不仅提出了朋友间必须开展批评,还指出了批评者应有的动机和态度,这就是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忠告,动机要端正,态度要友善,要善于引导,使被批评者听了批评后,能心悦诚服,有的放矢地去改正过错。如果批评者动机不纯、态度粗暴、痛毁极诋,使被批评者无地自容,就达不到责善的目的。至于那种为了沽名钓誉的目的而攻发别人隐私的,一律不能算“责善”。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则不应计较批评者的态度,必须端正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卷二)。这种反己责善的思想,即便从现代生活的要求来看,也是正确和深刻的。三、主张教学相长孔子倡导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学记》将此种精神概括为“教学相长”。王阳明发展了儒家这一优秀教学方法,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卷二十六)王阳明认为,自己学问浅薄、粗陋,学生们拜我为师,感到非常惭愧,经常终夜思此而不能寐,更何况自己还存在不少过失呢!有人认为,事奉老师既不能冒犯,也不能隐瞒,实在没有办法规劝他。王阳明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向老师提出规劝,可以直率,也可以婉转;直率不是冒犯,委婉不是护短。凡是批评我的过失的,都是我的老师,我怎么能不乐意接受、并从内心感激他呢?你们批评中说我对的,我可以从中明白对在哪里,自觉坚持;你们批评中说我错的,我可以从中明白错在哪里,进而改正。这就叫做教学相长!王阳明不仅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的。例如,他经常号召学生:“诸生善责,当自吾始!”(同上)同学们,你们要开展相互批评吗?那就请你们从批评我开始吧!不仅如此,王阳明还把这种做法推广到日常生活、以至政治生活中去。一些小官僚外出,一般都要高举“回避”、“肃静”的牌子;而受皇帝册封的王阳明在外出时,经常高举的是“愿闻己过”、“求通民情”的牌子。其所言所行,值得我们效法!四、主张独立思考在学习中坚持独立思考,是儒家教学法的又一优良传统。孔子主张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孟子主张自求自得。王阳明从心外无学出发,强调在学习中只有坚持独立思考,才能达到“深入心通”的境界。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乎孔子者乎!”(卷三)这就是说,为学之道贵在独立思考,对某一言论,经过独立思考认定为谬误的,即使是出于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之口,也不能认为它是真理;经过独立思考认定为真理的,即便是出于庸常人之口,也不能认为它是谬误。王阳明反对偶像崇拜,主张以“吾心之良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指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卷二)尽管这种主观标准论会陷入相对主义,但他肯定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任何权威都不值得迷信,这是正确的。由此出发,王阳明主张天下的学术公有,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应该让人们经过独立思考来确定,绝不能让孔子、朱熹等少数权威去垄断。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同上)天下的“道”与“学”应该成为“公道”、“公学”,不能被少数权威垄断,成为他们的“私道”、“私学”。只有打破了孔子、朱熹的垄断地位,使“道”与“学”成为“天下之公”,才能有“公言”。至于个人,对学术问题也要有正确态度,既不固执己有,也不因人废言。王阳明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为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同上)对于学术上的是非问题,绝对不能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王阳明讲这些话的时候,孔子早已成为至高无上的绝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