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宗教性与法律如何被信仰
- 格式:doc
- 大小:19.50 KB
- 文档页数:4
理解国际人权法与宗教自由法律对宗教信仰和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在当今世界上,宗教信仰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权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为了维护这些权益,国际社会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公约,其中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宗教自由法律。
本文将从不同维度深入探讨这些法律对宗教信仰和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
一、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社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重要法律基础。
国际人权法包括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准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首先,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无论是否属于少数群体,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平等和公正对待。
在这一基础上,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并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对宗教信仰的歧视和迫害。
其次,国际人权法还规定了对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
《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7条强调了少数群体的权利,包括宗教少数群体。
根据这项公约,各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平等的工作机会、教育和社会福利等。
二、宗教自由法律的保护宗教自由法律是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宗教信仰和宗教少数群体权益而制定的法律。
这些法律旨在确保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和维护宗教少数群体的权益。
首先,宗教自由法律保障了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每个人都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并且应受到公正对待,不受歧视和迫害。
此外,宗教自由法律还规定了对宗教活动的保护,包括宗教场所的设立和维护,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等。
其次,宗教自由法律还强调了对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
宗教少数群体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各国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以确保宗教少数群体能够充分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获得与其他群体平等的待遇。
三、挑战与应对尽管国际人权法和宗教自由法律提供了保护宗教信仰和宗教少数群体权益的框架,但实际应用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刑法中的犯罪与宗教信仰的法律限制与保护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然而,即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框架下,犯罪行为也不能得到宽恕和纵容。
因此,刑法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对犯罪行为实施了一定的法律限制与保护。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其中包括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条例》,明确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在刑法中,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 禁止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行为刑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引诱公民改变宗教信仰、操纵宗教活动、侮辱、诽谤宗教、破坏宗教场所等,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将构成犯罪。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破坏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场所的文物或者宗教活动的用品,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这表明刑法对于破坏宗教场所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禁止和规范。
此外,刑法还明确规定了宗教组织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对于非法组织、非法从事宗教活动的行为,也进行了法律限制。
2. 打击恶意攻击宗教信仰的行为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刑法也对恶意攻击宗教信仰的行为予以打击。
例如,故意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均构成犯罪。
此外,对于针对特定宗教信仰进行的诽谤、侮辱、破坏等行为,刑法也予以了明确禁止并追究法律责任。
二、刑法中的宗教信仰犯罪与法律限制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刑法也对以宗教信仰为幌子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限制与打击。
1. 宗教极端主义的打击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刑法对于利用宗教达到极端主义目的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禁止。
这些行为包括宣扬恐怖主义,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以及非法组织、非法宣传、非法传教等。
法律需要被信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引文就在法律学界广为流传。
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
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
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
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
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
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汉代提出则天立法,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
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
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
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
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一种法律半蒙昧的状态——我所谓的法律半蒙昧状态,是指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制体系建立完善初期通常所要经历的状况:即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普遍性提高,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整个法制体系的不透明和不系统,又致使大众对法律的认识仅停留于其工具性的一面,并对其具体操作和具体内容疑虑重重。
八年级政治学生读本读后感《法律与宗教》一书开篇便提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法律并不仅是如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化的"除魅"过程,法律也需要信仰的要素。
"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
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的程序。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法律应该如何被信仰?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
"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从来不曾成为社会的普遍信仰。
良法是法律被信仰的前提条件。
亚里士多德法治理念认为"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
按照现代法治理论,"良法"必须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社会优位理念,即国家要让利于民。
这种社会优位理念应包含: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
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
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公正执法是法律被信仰的最有效途径。
"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的公正"。
法律能被信仰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正义性,而且还在于它的效益性,效益性是被主体普遍信仰的实效基础。
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能使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精神,才能得到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崇高信念和信仰的激情。
法律与宗教读书笔记法律与宗教读书笔记篇1法律与宗教读书笔记在阅读《法律与宗教》这本书时,我深深地被作者罗纳德·德沃金的思想所触动。
他试图通过这本书来探讨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应该如何处理宗教信仰的问题。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法律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信仰、道德和人性的哲学著作。
德沃金的观点是,法律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和矛盾。
他认为,法律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但同时也应该保持其公正性和客观性。
他强调,法律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信仰,而应该是一种规则和原则的集合,这些规则和原则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
在书中,德沃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道德权利”。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他们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的。
他认为,法律应该保护这种权利,而不是限制它。
这种观点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因为它提醒我们,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和原则的集合,更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体现。
然而,我也意识到,德沃金的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例如,他似乎过于强调了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区别,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此外,他也似乎过于强调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别,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这些问题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在法律和宗教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以实现公正和和谐的社会秩序。
总的来说,《法律与宗教》这本书是一部非常有启发性的著作,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这部书对于那些关注法律和道德的人来说,将是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法律与宗教读书笔记篇2题目:《法律与宗教:法律中的宗教元素与宗教在法律中的角色》《法律与宗教》是一本由著名的法律学者卡罗琳·马修斯和丹尼尔·赫尔曼所著的著作。
这本书主要探讨了法律与宗教之间的交叉点,分析了宗教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以及法律对宗教的影响。
一、背景介绍宗教和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宗教信仰是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敬,对于人们的生活、道德和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律的宗教和信仰是什么法律是社会的基石,它的存在和实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至关重要。
然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本文将探讨法律的宗教和信仰,旨在深入理解法律背后的思想和道德基础。
法律的宗教:宗教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于法律的形成和运行都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宗教的价值观念对法律的价值取向具有指导意义。
例如,基督教强调爱与仁慈,伊斯兰教注重正义与公正,佛教追求平等与和谐,这些价值观念常常渗透到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种积极的影响。
其次,宗教信仰还可以影响法律的规范内容。
例如,穆斯林国家的法律普遍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犹太教对于食物和行为的规定也得到犹太教法的支持。
最后,宗教信仰对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些国家的护法制度能够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避免对宗教社群的侵犯。
法律的信仰:除了宗教,信仰也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可以是思想信仰,如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精神;也可以是道德信仰,如人权、平等和正义的信仰。
首先,思想信仰在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国家的价值观和理念,它们赋予了人民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国家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其次,道德信仰也是法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权、平等和正义都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这些信仰可以促进法律的公正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
法律的宗教和信仰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表现出多样性。
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中包括对于宗教和信仰的不同态度和理解。
一些国家倡导世俗主义,通过分离宗教和国家来确保法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宗教作为法律的基础,法律与宗教高度融合。
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不同社会对于法律和信仰关系的理解和追求。
然而,尽管法律的宗教和信仰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表现出多样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为社会提供普遍适用的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思想信仰,它们都为法律提供了道德和伦理的基础,塑造了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试论法理学中的法律信仰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
法律信仰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备要件。
一、法律信仰的重要性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先生告诉我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信念,这种内在的心理信念对法律权威的确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律信仰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1、法律本身蕴藏着一种理想,需要民众的认同和尊重。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
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存有信仰,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并发挥作用。
2、由服从法律到信仰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法治需要相应的意识,而意识从消极服从到自觉信仰的提升才是法治化的动力源泉。
服从法律与信仰法律的关系是这样的,即公众在对法律价值作出认同之后就会去服从法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又满足了主体内心的需要从而在主体内心中产生了对法律的信仰,相应的法律信仰一旦生成又会促使主体更加自觉得服从法律,爱护法律。
正如伯尔曼所说的:“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
”法治的实现是建立在人们对法的信仰的理念之上,从服从法律到信仰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趋势。
3、法律信仰是法律获得权威性的根源。
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形成所依赖的是公众对法的一种神圣感情,它不是靠严刑峻法下社会成员初于畏惧法律而被动的服从法律来完成,而是寄希望于社会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的真诚信仰,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情怀。
只有在这种信仰中,人们对法的信任、尊重之情才会被激发,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权威性也才可能得以真正的确立和维持。
二、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当代中国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主要与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等等诸多因素有关。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毕业论文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摘要:宗教与法律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关系,它们在许多方面相互交织。
本论文旨在探讨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它们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宗教对法律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且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塑造了宗教的实践。
然而,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冲突与争议,如何平衡宗教的自由与法律的规范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关键词:宗教,法律,关系,影响,冲突,平衡引言宗教和法律是人类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是人们对生命和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应,而法律则是社会秩序和规范的体现。
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对立的一面。
本论文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并探讨它们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代。
许多古代文明都以宗教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
例如,古代埃及的法律是由宗教法典“摩西十诫”所规定的,古希腊罗马的法律也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被视为道德和伦理的指南,它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宗教对法律的影响也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看到。
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在法律中体现了宗教的价值观。
例如,美国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自由。
在一些国家,宗教组织还具有法律地位,可以进行自我管理和内部规则制定。
法律对宗教的影响法律对宗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的制定和规范上,还体现在它对宗教实践和行为的约束上。
法律对宗教实践的规范不仅可以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也可以保护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也可以限制宗教自由。
例如,在某些国家,一些宗教实践可能被认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如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和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需要权衡个人的宗教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平衡。
宗教与法律的冲突与争议尽管宗教和法律在某些方面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争议。
法律的世俗性与宗教自由的平衡研究引言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但面对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法律的世俗性与对宗教的限制需要进行平衡。
本文将探讨法律世俗性以及法律对宗教的限制与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种可能的平衡方式。
法律的世俗性法律的世俗性指的是法律应该与宗教相分离,不以宗教信仰为依据。
这种世俗性的存在是由于一个多元宗教社会需要保护各种宗教的自由,并避免将某种宗教信仰凌驾于其他信仰之上。
法律世俗性的核心是公平和中立,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个体自由是构成法律世俗性的基础。
法律对宗教的限制尽管法律应该追求世俗性,但在实践中,一些限制宗教的法规和政策还是存在的。
这些限制可能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例如保护社会稳定、防止宗教独裁等。
然而,这些限制也容易导致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因此,确保这些限制是合理和必要的,而不是对宗教的歧视性限制是至关重要的。
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是人类内心深处的需求,关乎个人思考、灵性和意义。
限制宗教自由可能会导致对个体思想和精神发展的压抑,以及对多样性和包容性价值的破坏。
平衡法律世俗性与宗教自由为了平衡法律世俗性与宗教自由,我们可以探索一种以自由和公正为基础的平衡方式。
首先,法律应确保没有对某一特定宗教的宗教信仰进行歧视。
其次,法律可以限制宗教实践的方式,但这些限制必须是合理和必要的,并应与所有宗教平等适用。
此外,政府和法律机构应设立专门机构来保障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并针对宗教歧视进行监督和惩罚。
宗教世俗化的作用宗教世俗化是促进法律世俗性和宗教自由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宗教自由并不意味着宗教信仰对社会和法律没有任何影响。
相反,宗教可以在法律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应尊重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领袖和信徒可以通过对宗教的世俗化,更好地适应多元社会,并参与社会对宗教自由的辩论和决策。
结论法律的世俗性和宗教自由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法律的宗教性与法律如何被信仰作者:刘紫微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8期摘要本文从法律的宗教性出发,初步探讨了法律如何被信仰这个问题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法律与宗教有着多向度的渊源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基督教的法律脱胎于宗教,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但在现代社会随着法律与宗教的祛魅化,法律的宗教性逐渐变淡、被人们所忽视,法律信仰危机凸显,面对这种情形,处理好法律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要重视法律的宗教性,重构法律信仰,解决法律信仰危机。
关键词法律宗教性法律信仰法治作者简介:刘紫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法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90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005-02法律作为现代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规范,只有被社会中的每个人所信仰,才能被自觉遵守,从而使整个社会良好有序地运行。
一部能为人所信仰、所自觉遵守的法律应当是具有宗教性的法律。
法律作为一套理性化的规则体系,它规范的只能是人们外在的行为,但作为具有独特意志和思想的个体,人的行为有其精神根源所在。
外部规范人行为的是法律,内在规范人内心的是伦理与宗教,二者有着相似的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法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法律信仰危机的解决,对法律的忠诚和热情的重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我们要寻回法律的宗教性。
一、脱胎于宗教的法律——以西方法律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例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能被人所自觉信仰并视为行为准则的首推宗教,自宗教产生而来,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佛教等,无论是哪个教派,总能被特定范围内的人自觉遵守。
在所有文化里,法律与宗教具有四种共同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豍。
伯尔曼认为,这四种要素,都标志着人寻求超越己身之上的真理的努力。
它们因此将任何既定的社会的法律秩序与这个社会对于终极的超验实体的信仰联系在一起。
同时,这四种要素赋予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且因此而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情感豎法律、宗教不是孤立的两个领域,法律脱胎于宗教,以基督教为例,最初圣约是律法的形式,律法是圣约的内容。
很多基督教神学家构筑了早期法律体系的雏形,开启了西方法治化之路,如托马斯阿奎便是其中的翘楚。
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特质最终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在西方法律制度全面建立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法律和宗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西方社会法律制度很多方面都有着宗教的影子。
例如在开庭中,法官衣着黑色法官袍,头戴披肩的假发。
法庭的精细地布置,并且各方有着严格的出场顺序,法官有着精辟的辞令。
此外,在法庭中还有很多仪式,这些仪式把人置身于氛围中去感受传统的神圣,宗教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仪式生活,即使是世俗化的仪式仍然暗示着宗教的品质,例如在证人宣誓仪式之中,人们对讲假话的畏惧感来自于威严仪式所营造的氛围和法律的权威性所引起的人们对其的尊重,就如同在宗教仪式中的祷告和忏悔,来自于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和一系列繁杂仪式所表现出来的神圣感。
这些法律仪式具有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影子。
宗教的本质特征是对神圣事物、对人生终极目标的回应,法律仪式唤起的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就如同宗教仪式唤起的对人生终极目标的回应。
在西方基督教与法律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社会性来自于法律的赋予,使法律获得尊重的神圣性来自于宗教。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的神秘感逐渐减弱,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性,而作为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法律,神圣性应该更多地被考虑,否则,缺乏神圣性的法律,会使人们内心缺乏对其的敬畏,很难获得法律应有的权威性。
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僵死的法条,宗教则易变为狂信豏,从而丧失其社会有效性。
宗教影响了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域,人们或多或少地怀有宗教情怀,在很多情况下,对宗教的信仰能移情为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的信仰也因此得以被培植与传承。
法律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外在纽带,宗教是沟通人们心灵的内在桥梁,法律和宗教都有凝聚和调试社会等功能,法律和宗教都是社会秩序形成的根基,对建立和规范人们的社会秩序来说,两者所起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
秩序是法律所代表的最重要的特性,宗教提供信仰。
法律脱胎于宗教,使得法律与某种超验的价值相同,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情感。
在西方社会法律可以被奉为一种社会信仰,这与它和宗教长期保持一种客观而恰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二者的结合与互补,是法律产生有效性和感召力的重要条件。
法律的宗教性是法律能够被人所信仰的根基。
二、现代社会的法律信仰危机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演进,法律体系逐渐完善,法律在多数情况下成为能被人实际感知的、理性化的、量化的法律条文。
但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法律规制的体系之中,对于法律,很多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是被动的拘束而不是主动自觉的遵守,法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信仰,而是一种不得已遵守的规范,法律在日益世俗化的运动中,它所具有的宗教神圣性与目的性不断被消解,我们不能真正的理解法律的意义所在,我们对此感到迷惑。
法律通常被界定为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它不关注人的情感、信念和终极关怀,是一种世俗的、理性的、功利的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制度。
在此情形下,滋生了法律的信仰危机。
法律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法律权威丧失、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法律不能被人们所自觉遵守等,人们对法律陌生、疏远、怀疑、失望、排斥、根本无信仰可言,这些现象从西方到东方,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法治的价值追求、法律应有的地位与现状之间存在强烈反差。
现代社会法律信仰危机出现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割裂了法律与宗教的联系,面对二者关系时对其采取弃绝的态度,当法律、宗教逐渐被祛魅化后,我们习惯用二元思维模式割裂地去对待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法律的是法律的,宗教的是宗教的,而忽视了法律的宗教性,法律开始变得粗野,进而带来执行的混乱和新的不公平。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法律的宗教性是法律被信仰的基础,法律获得尊重所必需的神圣性来自于宗教所带来的神圣性,法律的精神和方向也被宗教所指引。
虽然法律与宗教从最初的混沌一体已经逐渐分化开来,但是一部能被人们所自觉遵守的法律不能祛除法律的宗教性。
针对这种现象,梁治平先生在《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这篇文章中曾经发问道:“仅凭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够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戴?活动于法律与宗教之中的,非他,而是血肉丰满,既有理性和意志,又有情感与信仰的活生生的人,法律与宗教,实是人类经验或说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
”豐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割裂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会使法律失去神圣性,使人们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和信仰危机的产生。
现在的我们在物质上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富足和强大,但是在精神上,却又比任何时代都匮乏和孱弱。
各种犯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獗。
当社会上普遍认同的法律和宗教的概念变得过分狭隘,并且因此两者间的纽带断裂,距离原来越远的时候,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结构和社会程序的神圣性逐渐被消解,建立其上的神圣价值也更容易被人们所质疑,社会便因此陷于混乱。
伯尔曼认为,西方传统中的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换言之,法律体现着个人信仰之情感,这与法律就是一种信仰是完全不同的。
”豑统观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的过程,把书本上的法律放置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看到渗透在法律之中的神圣性。
解决法律信仰危机,要关注法律的宗教性。
三、法律信仰的重构法律包含意志、理性、信仰、情感等多种因素,法律需要一种信仰机制。
法律脱胎于宗教,它的血液里活跃着宗教的因子。
一方面,法律是人们进行立法、执法、守法活动的程序,它不只是一整套规则体系,法律它同时分配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
另一方面,从表面看宗教是一套信条和仪式,但更深层次的是它是人们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追求的动力。
在现代法治社会,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要重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重构需要处理好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关注法律的宗教性。
赋予法律神圣性是重构法律信仰的前提,缺乏神圣性不能被人们所敬重的法律是没有任何执行力的法律。
具有完全效力的法律要去追溯人们对于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从内心深处获得对法律的尊崇和敬仰。
忽视法律的宗教性带来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它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信仰,使法律丧失了固有的情感,弱化了法律自身蕴含的公正和仁爱,以及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人们献身法律的热情。
我们不能割裂开来去孤立地看待法律与宗教,应该辩证的综合在一起,理智与感情、理性与激情都可以共存,我们应该去思考和感受这个时代,要寻回法律的宗教性,因为这关乎法律的公信度及人们对法律的尊崇。
其次,我们要克服二元论的思考模式,法律与宗教是社会中不同的两个方面,但是二者又彼此相关,尽管法律与宗教之间出现了逐渐分离的态势,但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法律的宗教性能推动法律的发展,是法律信仰建构的基础,是法律信仰建构的根基。
缺乏宗教神圣性的法律,会退变为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规范的宗教,其社会有效性也会被质疑。
法律和宗教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再次,我们要培养法律工作者对正义、善良等的追求。
使宗教方面所宣扬的“良心”、“善性”熔铸在法律中,成为法律内在的活的灵魂。
法律作为理性化的规则体系,人的外部行为受其规范,人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每个行为都有着精神上的出处。
因此,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必定与规范人类内心的伦理和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将宗教文化的良心观念界入到法律制定乃至运行的各个步骤当中去,有助于重构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
总之,构建法律的信仰体系,我们要重视法律的宗教性。
法律是有情感的,人性的情感是法律和宗教产生的基础,作为秩序代名词的法律与作为信仰代名词的宗教,从外在和内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社会的有序运行,处理好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对我们意义重大,“没有信仰的法律只会变成僵死的法条”。
法治社会需要人们自觉的遵守法律、敬重法律、信仰法律。
把法律内化为社会的一部分,把对法律的信仰保留在每个人的内心、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对法律的遵守成为自觉,这需要法律的宗教性,重视法律的宗教性,对解决法律信仰危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影响深远。
注释:豍豎豏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豐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88.豑范金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政法论坛.201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