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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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
段美荣
【期刊名称】《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0(012)001
【摘要】根据语用翻译理论,本文拟对英、汉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进行分析,并提出,或因双语表层(音,形)无法转换,或因文化因素的影响,双语间的转换需采用意译--语用翻译.
【总页数】3页(P76-78)
【作者】段美荣
【作者单位】开封师专外语系,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
【相关文献】
1.谈汉语修辞格的可译性限度——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 [J], 李慧敏
2.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比较研究 [J], 周佳;徐铁城
3.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翻译补偿策略初探 [J], 张欢;龚晓斌
4.从语言角度谈隐喻的可译性限度 [J], 邓迎
5.双关语语用翻译量化模型 [J], 赵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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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吴雪娟
【期刊名称】《满语研究》
【年(卷),期】2003(000)002
【摘要】满文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语言、文化等问题的重要资料.翻译利用满文文献时常常会遇到用汉文表达的困难,这种困难源于翻译理论经常提到的可译性限度.本文分析满汉语际转换中语法、修辞的可译性限度,重点探讨满文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总页数】9页(P58-66)
【作者】吴雪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221.59
【相关文献】
1.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浅析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J], 倪媛
2.翻译:一门调解文化冲突的艺术——以《红楼梦》英译为例谈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J], 赵晓辉
3.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论《道德经》的可译性限度及其翻译策略 [J], 张薇;张建佳
4.《元史》满文翻译和蒙古文翻译的学术意义 [J], 乌兰巴根
5.满文化翻译掠影——历史上的满族翻译家 [J], 吕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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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琼
作者机构: 武汉东湖学院外语学院
出版物刊名: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页码: 53-54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9期
主题词: 双关语 可译性限度 语用翻译 语境选择 关联原则 双重推理
摘要:根据语用翻译理论,本文拟对英汉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进行分析,并提出:或因双语表层(音形)无法转换,或因文化因素的影响,双语间的转换需采用意译——语用翻译。
双关语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对双关语的解释和翻译是解析文学作品的难点。
从语用认知及关联理论方面分析了双关语的理解过程,并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探讨了双关语的三元翻译理论,提出双关语的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双重推理活动,是译者对双关语原话语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期待的一个估计过程。
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及翻译策略作者:韩靓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9期摘要:翻译中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
本文主要以诗歌为主,从文化方面来分析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指出诗句在各情况下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由此降低不可译性。
关键词:翻译;诗歌;不可译性;翻译策略诗歌是种语言凝练、节奏鲜明而和谐的文学。
由于各民族语言的特殊性以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诗歌翻译很难进行。
本文主要从文化方面对诗歌进行分析,指出它在各种情况下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以及降低其不可译性的可能,以深化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以及提高翻译“可译性”。
1.诗歌的界定1.1诗歌的概念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
《毛诗-大序》中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1.2诗歌的翻译诗歌是人们托物言志、抒发情感、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形式,翻译时不仅要翻译出字面意思,还要翻译出隐藏在字间具有文化内涵及民族文化意义的内容,同时也要兼顾诗歌形式。
卡特福德认为语言和文化兼具不可译性:语言结构不可译,文化涵义不可译。
巴斯奈特认为,完全不可译的情况很少,很多因文化空缺所表现出来的不可译性是可以补偿的;诗歌之所以难翻,是因为译文在风格、涵意、韵律、表现形式等方面可能会出现翻译增值或损失的现象。
2. 文化的可译性目前为止,一些译学辞典给可译性研究的定义给出了以下几个相关概念:1.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相对,原文(文体以及风格)是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的。
2. 不可译性与可译性相对,译文不可能完全将原文的所有(包括文章内容及风格)翻译出来,做到等值翻译。
3.不可译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现如今无法翻译的内容在将来可能得以翻译。
可译性限度指因语言形式和文化不同使可译性受到局限。
可译性限度是相对的,由于语言的变化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原来“不可译”的东西,或许会成为可译的。
2.1译者和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读者是否能感受到诗歌原本的内涵不仅取决于诗歌的可译度,还取决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及内涵。
翻译美学的特点特点一:翻译的审美主体是译者和读者。
在翻译活动中,审美主体是译者和读者。
面对原文,译者必须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感受到原文的美,然后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美传递到译文中去。
译者所具备的文化底蕴、审美能力和意识、经验等条件直接决定了其译文的效果。
这就要求译者具有特殊的审美心理能力,即审美知觉力、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情感力。
特点二:翻译的审美客体是译者所要翻译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原文。
翻译的审美客体是译者所要翻译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原文,包含原文和译文。
而涉及原文和译文的美无外乎就是音韵美、形式美和意境美等等。
特点三:翻译审美客体它依附于 SL的审美构成;它对应 SL的审美效果;它容许审美主体感应的灵活性;它容许历史发展对其审美价值产生可变性。
特点四:审美客体的功能是多样的。
(1)信息提供(Informative)。
大部分提供信息的文本都属于这一类,例如,科技文献、新闻报道、历史资料等等。
(2)外象描写(Descriptive)。
这是这类审美客体重要的审美特征。
外象(outwardness)指事物的外部特征。
(3)情感激励(Inspirational)。
这类审美客体旨在激发读者情感,实际上这类美文,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很多。
(4)感悟启发(Enlightening)。
这类审美客体大抵旨在以己之人生感悟来启发读者。
(5)观念剖析(Analytical)。
具有这类功能的文本大都是议论文,“用词有力,文句有势,文风洒脱”是它们的审美焦点。
扩展介绍:翻译审美主体的基本属性:1.受制于审美客体。
(受制于原语形式美的可译性限度,受制于原语非形式美的可译性限度,受制于双语的文化差异,受制于艺术鉴赏的时空差)2.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情Aesthetic Feeling,知Knowledge,才Capability,志Tenacity)。
解读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的可译性限度张菊
【期刊名称】《科教导刊》
【年(卷),期】2011(000)020
【摘要】卡特福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有系统的论述,他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的可能性进行了描述.本文通过对书中翻译可译性限度的解读,力图更好地理解该理论并探究其对翻译实践的积极意义.
【总页数】2页(P195,203)
【作者】张菊
【作者单位】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相关文献】
1.解读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J], 陈顺意
2.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浅析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J], 倪媛
3.评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J], 穆雷
4.卡特福德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J], 穆雷
5.卡特福德及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J], 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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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对可译性限度的影响作者:管毓红来源:《学园》2013年第27期【摘要】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通常是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可译性限度进行分析。
本文综述文化差异与可译性的关系,从主流文化、译者间、读者间的文化差异分析文化差异对可译性限度的影响。
【关键词】可译性限度文化差异语言译者读者【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7-0063-01可译性限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之一。
在西方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不同语言间是可以翻译的,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翻译,翻译后都可以被读者所理解,这就是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所以文化差异是限制翻译的一大因素。
主流文化涵盖历史、地理、风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等。
若当一种文化现象在另一种文化中不存在,翻译时就会词汇空缺,有时可以加注或音译,有时完全无法翻译。
文化间的相似使语言可译,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可译。
本文将从主流文化、译者、读者三方面因素来分析文化差异对可译性的影响。
从文化方面分析。
历史方面:“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霍译:“Mean hovels and abandoned halls,Where courtiers once paid daily calls.”霍克思没有翻译“笏”这个词,因为“笏”是中国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
地理方面:英国夏季气候怡人。
莎士比亚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若译为“我能把你比作夏日吗”中国读者会想到夏日的酷暑难耐,不译成“夏日”又对原作不忠实,这就给翻译带来了限度。
文学方面:“柳”和“留”同音,所以中国古人们离别时折柳相送。
英语里有与“柳”对应的词“willow”,但在英语文化中它只代表这种植物,没有“柳”在中国文学里的含义。
谈维吾尔语成语汉译的可译性限度
刘正江
【期刊名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从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等层面探讨维吾尔语成语在汉语翻译方面存在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维吾尔语成语汉译的可译性限度的存在是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总页数】4页(P47-50)
【作者】刘正江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预科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215
【相关文献】
1.谈英语成语的汉译技巧及其文化内涵
2.英语双关的汉译及可译性限度
3.三则成语意义之源与形式之源错位情况探究——兼论汉译佛经对成语的影响
4.从习语的汉译维谈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5.英语双关的汉译及可译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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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奘“五不翻”原则看⾳译的重要作⽤2019-09-09【内容摘要】⼀千多年前,唐代⾼僧⽞奘就在翻译佛经的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即:“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此故不翻”、“顺古故不翻”和“⽣善故不翻”,不翻就是指⾳译。
由于语⾔和⽂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可译的现象,这时⽞奘“五不翻”理论指导下的⾳译法就是消解不可译性的⼀个好办法。
【关键词】⾳译不可译性 “五不翻”理论⼀、引⾔⼀般来说,语⾔之间是可以互译的,因为语际间存在着⼴泛的意义转换条件。
但是可译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语⾔各层次中存在着种种限制,使得语际意义转换不能完全实现。
这些限制,就是所谓的可译性限度(刘宓庆,2005)。
正是这些可译性限度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某些不可译现象,勉强翻译只会造成词不达意甚⾄阻碍交流。
这时⾳译作为⼀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法,就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消解语⾔的不可译性。
⾳译法在翻译史上由来已久,早在⼀千多年前,唐代⾼僧⽞奘在经过多年的佛经翻译实践后,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理论,即:“秘密故不翻”、“含多义故不翻”、“⽆此故不翻”、“顺古故不翻”和“⽣善故不翻”,不翻就是指⾳译(陈福康,200:33-34)。
本⽂通过分析“五不翻”理论的现实意义,旨在揭⽰⾳译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五不翻”理论的内涵及现实意义⽞奘,通称“三藏法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为佛经翻译四⼤译师之⼀。
⽞奘提出了著名的佛经翻译理论—“五不翻”,成为佛经翻译中众多佛经译者所奉⾏的法则。
虽然⽞奘是为佛经翻译才提出的“五不翻”,但是“五不翻”理论在今天的翻译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和现实意义,在此理论下指导的⾳译法对于⽂化间的交流更是起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
1.“秘密故不翻”⽞奘认为,具有神秘⾊彩的词语应该不翻,即应当采取⾳译的形式,如“陀罗尼”。
佛教中的“陀罗尼”指咒语,汉译为“秘密语”或“真⾔”,是佛、菩萨的密语。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
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
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
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
……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
……(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
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
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
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
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八字都还没一撇呢。
(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
“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
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
“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
“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
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
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
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
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师许渊冲先生载于“中国翻译”(1991/5)的译句: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评论说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的拆字玩艺,上下联句法对等、重音对等、长度相仿,说是达到了曲尽其妙、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
但是,依本人短识,该译句再一次证明了拆字的可译性限度。
我们从三个层面对译句进行分析:(1)仅从译这个层面,译句似乎有偷工减料之嫌。
原文每一句的前半句都没有进行翻译(“人曾为僧”和“女卑为婢”),而各只翻译了后半句(“人弗可以成佛”和“女又何妨称奴”);(2)从构字手法层面,译句与原句没有可比性。
原文中人+曾=僧,人+弗=佛,女+卑=婢,女+又=奴,但是译文中任何两个词合在一起均不构成第三个字,说是译句用形似关系和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匠心独具的拆字艺术,怎个“似”和“代替”二字了得?(3)从句法对称层面,原文用词讲究、对仗工整,而译文如果说A Buddhist与A maiden,cannot与may,bud与be made,a Buddha与a house maid尚算勉强对应,那么into又对应了什么,显然我们找不到答案。
以上译例表明,汉语拆字很难不打折扣地进行传译,很难用对等的形式表达原语的思想内涵,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定性。
2、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在语音层次上,以语音为表现手段的特殊语言形式,例如,双关语(pun)、字谜(riddle)、头韵(alliteration)、对联(antithetical couplet)、诗歌中的韵律(poetic rhyme)等等,很难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正是一场太阳雨后,两岸杨柳摇曳,青翠欲滴,江面水位初涨,平静如镜。
少女心情抑郁地漫步在岸边。
忽然。
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江上随风飘来。
仔细一听。
原来是久无音讯的情郎思恋自己的情歌。
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原以为是无情实则还有情。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晴”与“情”的双关很难翻译,译者只有在诗中其他字句上弥补寻找韵律。
3、词汇层(1exical level)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数量其实并不多。
例如:亲家Relatives by marriageson's father-in-law/daughter's father-in-lawson's mother-in-law/daughter's mother-in-law词汇层面的可译性限度常见于负载文化内涵意义的词汇(culture-loaded word)、新造词汇、专业术语等。
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在译语没有相应的事物或概念时,就会出现有限的可译性。
例如:点心dim su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n which small portions of a variety of foods, including an assortment of steamed or fried dumplings, are served in succession.) 炒面chow mien(a Chinese food made of meat, vegetables and noodles)上面的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和现象,无法在译语中找到,也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
出现这类有限的可译性时,只好用音译的办法,将陌生的概念介绍到译语文化中。
4、语法层(grammatical level)当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别比较大时,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也就相应地增加。
例如,英语中的动名词结构(gerund)和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的形式相同,有时会产生歧义:(14)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开飞机可能危险。
飞行中的飞机可能危险。
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译者无法判定原文中的“Flying”一词的语法成分,也就不能提供准确的译文。
英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方面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无论是在人称、单复数、时态、语态、否定表达,还是句型结构、转折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语言使用习惯。
例如,就句型的特点而言,英语和汉语表现出不同的造句手法:英语以关系词集中见长,句子结构中的关系词结集(connective-oriented nexus)突出;汉语以动词集中著称,句子结构中的动词结集(verb-oriented nexus)明显。
前者侧重于形合(hypotaxis),即句子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介词(词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词、非限定动词等有外显形标记的关系词来表达;后者侧重于意合(parataxis),即通过无外显形标记的动词(词组)来实现。
因此,在英汉互译时,必需留意其中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缩短和减少语言间的不可译程度。
例如: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
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
Absorbed in his walking,Old C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antly ahead of him.He walked back a few steps to stand under the eaves of a shop in front of its closed door.上例的动作先后表达在英语和汉语句子里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加大了句法结构形式的可译性限度。
如果生搬硬套地按照原语的句型结构逐字逐序地翻译,译文的表达一定是不堪卒读。
5、文体层(stylistic level)我们知道,语言的交际单位不是单个的句子,而是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