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法律关于见危不救

由于他们对一名休克的老人熟视无睹，致使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倡导“救死扶伤”公德事件发生在德国埃森市一家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大堂，一名82岁的老年人在提款期间突然休克，晕倒在地，生命垂危。

这天是礼拜日，大堂内没有职员值班。

尽管前后有4名顾客经过，但全都没有施以援手。

有的甚至从倒地的老者身上跨过，走到自动柜员机前面继续提款。

20分钟后进来的第5位顾客报警求助，但由于延误救援，老人送院后不治身亡。

埃森市警方认为事态严重，性质恶劣，决定立即追捕这4名见死不救的旁观者，起诉他们违反“好撒玛利亚人法”。

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明确提出，“人人有生存权”，公民在必要情况下有义务提供急救。

《德国刑法典》第323条 C项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

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陷于困境或其他意外情况发生时，若有人需要救助，而在场人员具备施救条件，尤其是施救行为对自身无重大德国刑法实际上规定了一条“见死不救罪”，在很多领域都适用。

例如，在德国驾校，首先要上急救课，通过考核确认掌握了紧急救助知识之后才能获取驾驶执照，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别人施救。

司机驾驶过程中发现路边有人出了车祸，必须停下来施救。

如果不知道如何急救，就得打电话报警。

倘若扬长而去，事后有人举报，肯定要吃官司。

对于德国医生来说，“见死不救”将成为一条罪状。

急救分为一般状态和有生命危险两大类，紧急状态下医生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患者实施急救。

治病救人是第一要务，即使在飞机或火车上，也可以建议驾驶员就近着陆或停车。

“无论任何情况遇到病人都要施救”，已经成为支撑德国医生职业的道德基础。

其中有一条规定十分明确：在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如果病人不同意，医生不能自作主张进行医治；但8小时之外遇到病人，要随时随地进行救助，在病人无人担保的情况下，医生将自动成为“担保人”，肩负救人和监护的双重责任。

在德国，只有医德合格才能获得医生“执照”。

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医德医风教育，不断加以强化。

见危不救的法律规制探究作者：石海英来源：《商品与质量·消费视点》2014年第01期摘要：见危不救行为本来是道德层面上被人们所唾弃的行为，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因为人们的见危不救行为而导致的恶性案件的频发，特别是2011年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来予以规制的呼吁不断的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普通民众呼吁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来予以处罚。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理；法律规制如今人们已经无法从道德底线中忍受见危不救行为所带来的伤痛，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将一个行为是否用法律来予以规制，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的。

但纵观国外，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予以规制，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也应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予以规制，才能更好的维护好社会健康的秩序。

一、见危不救行为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任何一部法律的创制或者增加都是有着充分法理依据的，如果在刑法中规定“见危不救罪”，首先必须在法理上寻找理论依据，因此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予以规制必须要在法理上找到足够的依据。

任何法律规制的内容都是与道德、人性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义务关系息息相关的。

我国目前对于见危不救仅仅是在道德领域进行评价，而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上面，因此将见义不救进行法律规制就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不侵犯他人利益即为评判道德价值的标尺，认为在法律上不损人即为合法。

根据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他认为，对制度来说正义原则有二；其一，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自由并存的同样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其二，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而且地位与职位对每个人开放。

所以，在这种“公平正义论”的思想引导下，法律的强制性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通过社会这个大环境签订一份“理性合同”，个人都有牺牲自我自由的义务，来完成整个社会更大的发展，以求长远来看自身也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下有更高自由的实现。

法律视角下的“见义勇为”法律视角下的“见义勇为”摘要“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者是人们讴歌的英雄，但是关于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护问题，虽然地方法规有相应的立法，可是我国却对其却没有统一标准，这也使得各地有各地的标准，因此也会因为差异而分歧。

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见义勇为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自然会加剧人心淡漠，见危不救的社会问题也会逐渐增多。

其实正如爱尔维修所言：“法律决定我们的风俗美德。

” 本文在法律的视角下剖析见义勇为的行为，对见义勇为的概念及法律性质特征进行探究，同时完善见义勇为的立法设想，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定性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作者简介：王蕊，澳门科技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241-02一、见义勇为的界定与法律属性（一）见义勇为的内涵何为“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指“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的去做。

” 在古时候，见义勇为就已经是人们一直推崇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从道德角度分析，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指看到正义的事情就勇敢地去做。

从法律角度分析，对于见义勇为的概念，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对其进行了规定。

例如《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在法定职责或者特定义务之外的人员，挺身而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关于见义勇为的内涵，各地方都有相应的定义，只是都有一定的差别。

关于学术界，对于见义勇为是这样定义的：“见义勇为是指，公民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对其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行为。

”（二）见义勇为的法律属性“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

” 从见义勇为的概念来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作者：肖瑶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摘要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

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

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

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关键词见危不救道德入罪法律介入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275-022004年5月19日下午,吉林省乾安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由于四、五名工作人员的阻拦,发生了拥挤,场面混乱。

一名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大家请求政府工作人员打120急救电话,结果对方说没手机。

大家又请求用政府的办公电话,他们却以电话不好使为由回绝了。

孩子的父亲陶金财甚至给工作人员下跪请求给予援助,结果还是没人理睬。

最终,陶汉武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死亡。

2006年4月1日晚11时许,福建省安溪县蓝田水电站工人苏伟权和他的同事王双源,亲眼看到6名歹徒对3名少女实施强奸,一时犹豫未施援手,以致其中一名少女惨遭轮奸,两名少女跳崖,其中一人受伤,一人死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010年3月27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止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用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

目击者称,两人实施自焚行为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停止拆迁,也未对自焚者实施救助。

陶会西死后,尸体就在施工现场停放了2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无动于衷。

直到养猪场被夷为平地,尸体才被拉走,且不知所终。

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汗颜,大家不禁会究问:人性何在?五千年的道德标准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价值观吗?一、“见危不救”的释义对“见危不救”的定义,《成语词典》解释为:“见到别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去救援。

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浅析作者：陈蔚云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3期摘要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中都饱受争议。

学者们多是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但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关系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方面不能将道德义务肆意入罪，另一方面二者又能相互转化的结论，而见危不救中的救助义务的层次归属，我们似乎并不能进行彻底的廓清。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现实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即从见危不救的产生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及其实效等角度分析其入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综合我国民情以及现代法治精神和刑法本身的谦抑性特点等，我们不难得出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结论。

关键词见危不救原因分析相关立法现实考察作者简介：陈蔚云，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73-02见危不救行为在当前社会屡屡发生，让无数民众感到痛心疾首，为改善这一状况有人提议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助罪”。

于是乎，刑法学人对此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

一、见危不救行为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有关见危不救行为的报道以及舆论对当时人的谴责。

但是日常生活用语中的见危不救是泛指的，其外延较大，概念使用模糊，实际上能够用见危不救罪予以规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见危不救可以分为广义的见危不救与狭义的见危不救。

广义的见危不救泛指在他人遇到危机情况时，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的行为，它对主体的身份、资格、职业、能力等没有限制，既包括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也包括一般主体的见危不助。

①狭义的见危不救则是指一般主体（不具有特殊职务要求或与受害人没有特定法律关系）在对本人或第三人没有明显危险的情况下，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

它既排除了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也排除了有显著危险情况下的见危不救，同时其不作为的对象是救助行为。

显然，见危不救罪的设立只能针对狭义的见危不救行为。

浅谈“见危不救”不应入罪作者：吴笛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1期摘要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

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道德与法律关系以及对“法律万能论”分析，阐述将“见危不救”列人刑法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与道德法律万能论作者简介：吴笛，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286-02一、“见危不救”概述“见危不救”通常是指在他人处于危难时，漠然处之，而不予以救助的态度和行为。

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和“普通主体”型的见危不救。

前者是指行为人负有法定义务和职责或者是由先行行为引起的或者是由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当他人陷于危难时有责任予以救助而不予救助的行为；后者针对的是没有这种法律上的救助义务的普通人。

前者见危不救的行为已为法律、条例予以规范，其见危不救是违法的甚至可能是犯罪行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本文并不讨论其能否入罪的问题。

“普通主体”型的见危不救依据有无重大客观危险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因实施救助行为会使本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而不予救助，即“有危不救”，如路人遇见歹徒正在行凶；二是实施救助行为对本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会造成影响也未予以救助，即“无危不救”，如行人看到路边有人受伤而不救助。

首先，对于“有危不救”，如果法律要求一个普通公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人于危难之中，不仅违背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法律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

“见义勇为”与见危不救不同，见义勇为是真正的高尚道德行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强求一般的人能够见义勇为，因此这也不是本文要剖析的问题。

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是在行为人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情形下，救助他人不会使本人或第三人面临重大危险，即具备救助条件而不予以救助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刑法。

“见危不救”入罪的正当性思考作者：杨妮妮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0期作者简介：杨妮妮（1989-），女，土家族，重庆黔江人，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摘要】早在200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就有32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罪和见死不救罪”，然而直到今天“见危不救”仍未能入罪。

如今公民道德素质普遍下降，见危不救紧靠道德谴责已达不到应由的社会效果，“见危不救”入罪已有其正当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刑法规制；法理分析一、问题的提出在范忠信教授的《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这一文中，通过列举国外各种将道德要求纳入法律而成为个人强制性义务的刑事立法例，来对比我国“无害他人、各得其所”的刑事立法精神，从而引起公众反思：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如国外的那些立法例一样，把“要求主动帮助他人、主动制止害人行为，要求个人成为社会福利和安全的监督者、保护者，要求个人代行共公机构、福利官和警察的部分职能”[1]等这些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性义务？特别是近年来学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正如范忠信教授在其文章中所述：“将本来属于道德层次的要求，部分地就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的一条途径。

这种立法的利弊得失如何，未可简单而论，这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国家、什么人群中。

”简单的说，把道德要求规定为法律义务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只有法律规则带来的法律效果利大于弊才有其存在价值。

在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效果时，我们需要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民族情绪、道德现状等，此外，还须当时的社会有将某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法律需求。

法律需求是法律修改的原因，由当时当地民众的价值取向、正义观念、道德水准、内心愿望以及当时当地的社会现状决定。

二、“见危不救”应当入罪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现阶段，我国刑法确实有必要突破“勿害他人”的原则限制，但并非所有有利于社会福利、秩序和谐的“人道责任”都有必要在刑法中得以体现。

初探增设见危不救罪【摘要】：见危不救是一种极度漠视生命的行为。

该文评析了学界关于见危不救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观点。

并阐述了增设见危不救罪的法律依据，且对我国见危不救罪的设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律依据；整体构思一、概念的辨析和讨论范围的确定（一）见危不救罪的涵义见危不救罪，也被称为疏于救助罪，是指对因年幼、年老、疾病或其他原因致使生命危险而不能自救的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不予救助或放弃救助的行为。

（二）讨论范围界定见危不救一方面实际上包括有特定职责或义务和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两大类。

这里的“特定职责或义务”和需助者之“危”直接相连，它们绝大部分来源于职务、业务或由先行行为规定或引起。

有这种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见危而救仅仅是其“当然行为”，不是见义勇为，但一旦这部分人见危不救那么就构成了典型的不作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类见危不救理应而且已经被规定为犯罪，此毋庸赘述；另一方面，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见危不救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对本人和第三人无危而不救和有危而不救，?而见危不救一方面实际上?包括本人和第三人无危而不救和有危而不救。

但后者见危不救中的不为却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不应该被规定为犯罪。

本文所指的见危不救是典型意义上的见危不救，是指对本人或第三人没有明显危险的情况下，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却采取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行为。

因此，对于救助行为使救助人处于危险之中，或救助人没有能力救助的情况就被排除在外，从而和见义勇为区别开来，后者往往以具有某种危险性为成立要件的。

本文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无危而不救的见危不救罪问题上。

二、学界关于见危不救罪的理论争议及评析见危不救罪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过渡型犯罪，在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

目前，我国理论界在见危不救问题上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两种：一种是道德调整说，这种学说是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见危不救属于道德意识调整范畴，不应上升为法律制度，否则打击面过大，因此不应该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

为什么法律规定医师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急危患者？
《医师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此规定明确的是不得拒绝处置急危患者的规则。

急危患者，是指急症或病情危重的患者。

对急危患者必须及时予以救治，如拖延时机、延误救治，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医师承担着救死扶伤、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神圣职责，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是医师执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个别医院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对急需手术抢救的病人，过分强调挂号、交费等手续延误了抢救时机，造成病人死亡或其他无法挽回的后果，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为杜绝见死不救，以种种借口推诿患者的现象，《医师法》规定，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拒绝急救处置，或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法律思辨作者：汤晨彬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12期摘要：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是一个法律道德化的典型“案例”，它需要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的作用。

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应当由公法进行调整，构成犯罪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见义勇为；见危不救；法律道德化；保障基金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44-02一、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道德法律化将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法律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行为对象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一般的道德上的行为，实施行为的主体基本上是基于保护第三者的财产利益，而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则不同，行为的实施者往往与公共安全、公义伸张有关，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或者规制，而非使用熟人社会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即可。

第二，行为的社会影响力。

基于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行为的实施对象的特殊性和公共性，故两种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往往大于一般的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往往能使第三人获得人身和财产的保护，而见义勇可以使国家公共利益、社会集体利益得到保护，见危不救行为会造成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不法分子愈加猖狂的负面效应，因此不能因为别的道德行为不能由法律来规制，而推定这两种行为不能。

第三，行为主体或者第三人往往冒着巨大的人身危险。

见义勇为的主体在实施救助行为时，有可能造成个人的巨大伤害，而见危不救的受害人往往也处在被伤害或者很有可能被伤害的情形之中，这与一般的道德范畴行为不同，道德行为往往不会面临人身伤害，只是基于好意，为他人提供某种合法的便利。

第四，行为主体应该得到补偿或惩罚。

基于见义勇为的主体在实施救助行为时的风险，救助完成后，加害人或者国家应该给予行为人相应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并增加奖励资金，净化社会风气；而见危不救的当事人由于漠视行为，间接地使得受害人无法得到救助，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惩罚的轻重在所不论。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当一个人目睹另一个人身处危险，但不做任何救援行为的情况。

这种行为在人际互动中常常会被视为缺乏道德和良心。

然而，在多维度的视野下，“见危不救”原有的道德判断被重新考量。

本文将从道德、法律、风险和原则的四个维度入手，思考“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

道德维度：视情况判断在很多人眼中，“见危不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救援他人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之一，而见到他人处于危险时不采取行动则被认为是犯了道德上的错误。

由此，一些人认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

但是，道德判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从心理学角度看，很多人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基于自身安全考虑，难以做出有效的救援行动。

因此，我们应该以情况具体而定，不能轻率地归罪于他人。

法律维度：缺乏救助责任在法律上，“见危不救”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惩罚。

比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明确规定，当见到他人或事物处于紧急情况时，应该提供必要的援助，否则会受到惩罚。

然而，在中国法律中，缺乏救援责任的规定。

因此，即使“见危不救”不道德，缺乏法律约束力也不可避免。

风险维度：须权衡风险与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救援他人会存在极大的风险。

比如，在溺水的情况下，拯救者也可能会被拖入水中。

此时，救援者该怎样取舍呢？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需要自行平衡自身利益和他人的安全利益。

如果救援行为不得当，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见危不救”的缘由，不能仅从一个纯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他人。

原则维度：倡导尽义务助人“见危不救”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只是借机壮图、避重就轻，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无法接受。

我们的角色不仅仅是个体，还有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倡导义务机制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让更多人从制度层面意识到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综上所述，“见危不救”不应当简单入罪。

而应该从多维度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不能简单归罪于个体。

关于“见危不救”的入刑思考作者：杨莉莉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6期【摘要】“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十八位路人见危不救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目前在法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将见危不救行为视为犯罪予以惩治的呼吁一直不断。

同时，反对意见也不绝于耳。

事实上，当前“见危不救”行为的出现是道德约束机制出现了问题，如果用法律的方法甚至是刑事法律对其加以约束，是否合理与必要？从刑法特征与作用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关键词】见危不救；入刑；危害性；歉抑性；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柜车碾过。

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

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某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母亲。

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1]此事件后，部分法律学者、律师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他们认为当道德的约束力不从心时，就需要法律的介入，因而用法律来惩治“见危不救”行为才是标本兼治的做法。

但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若属于公序良俗范畴的“见危不救”行为要想通过法律底线来解决或仅仅因为一方利益被损害就横加给别人法定义务，那么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成为以法的名义对道德行为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是一种“泛法律化”的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

[2]笔者更赞成后者的观点，本文将从犯罪本质的规定性、刑法的歉抑性以及目前立法技术尚未成熟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不符合犯罪本质的规定性关于犯罪本质的论述，目前的通说认为，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所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实际或现实威胁。

[3]它既包括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危害也包含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

而犯罪本质不仅仅是司法实践中的定罪依据，它还在立法上发挥犯罪化的选择性功能。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

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

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

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

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随之产生。

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汉书。

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正是后一种职能的体现。

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禁暴卫善的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

《易经。

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

很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见义勇为的因素。

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

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