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冷思考(一)

见死不救罪⾃由辩论提问反⽅提问：1. 公民的⽣命安全是否应由国家来保障？难道应该让公民对全体的公民的⽣命安全进⾏负责吗？答：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曾说：“法乃公正善良之艺术”。

设⽴“见死不救罪”, 其作⽤和价值正是保障这种公正善良，⽽不会额外增加公民的义务，如果整个社会都有义务互相救助，也有权利得到他⼈的救助，相对于所有公民⽽⾔，最终权利义务是平等的。

刑法正是保障⽣命安全的最好利器，难道对⽅辩友认为仅仅靠道德的⼒量能保障我们⽣命安全吗？2. 如何定义见死不救？在现实中我们如何判断他⼈是否正在遭受⽣命的威胁？答：见死不救罪是指当他⼈⽣命受到威胁时，⾏为⼈有能⼒救助且救助⾏为不会造成⾃⾝或者第三⼈重⼤损失却不予以救助，导致危害结果发⽣，情节严重的⾏为。

定义“见死不救罪”有三个条件：（⼀）受害⼈发出求救信号；（⼆）施救者有能⼒救助，我们不能要求⼀个弱者去与⼀杀⼈犯搏⽃；（三）救援不会对第三⼈造成太⼤危害，每个⼈的⽣命都是平等重要的，我们不能要求⼀个⼈为了另⼀个⼈的⽣命⽽舍弃⾃⼰的⽣命。

所以，对于见死不救⾏为，可以按⾏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同情形追究相应责任。

3. 见死不救是指当被救⼈处于极其危险的状况下，那如何保证施救者不也陷⼊危险呢？如果⽬击者本⾝不具备任何救助的能⼒，那么他是否也要为⾃⼰能⼒的⽋缺⽽背负罪责呢？答：每⼀个完全⾏为能⼒⼈对是否有危险都会有基本的判断，我们不可能要求⼿⽆⼨铁的民众去与⽍徒搏⽃。

但是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个电话、⼀个提醒、⼀个举⼿之劳就能挽救他⼈的⽣命。

所以，我们所说的见死不救是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的。

古今中外，都有关于见死不救的责任规定。

《唐律》就曾规定，有强盗或杀⼈案发⽣，“见呼告⽽不救助者，杖⼀百；闻⽽不救者杖九⼗”。

⽬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将“见死不救”⾏为⼊罪，如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对于见死不救⾏为的定性已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我们⼀个与世界接轨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借鉴先进经验，设⽴见死不救罪吗？⾯对见死不救，法律还要沉默到⼏时？5. 第三⼈在救援过程中很可能会或轻或重地受到⼀些伤害，包括物质的、⾁体的或精神的，那么这些伤害谁来补偿呢？答：借⽤经济学上的“三匹马车”（投资、消费和出⼝），补偿也要来⾃三⽅⾯：⾸先，受害⼈作为受益者应该负担⼀部分；其次，国家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当然也应承担⼀部分；再就是⼀些民间发起的社会捐助和成⽴的各种组织，如我国⽬前的“见义勇为基⾦会”，也可以负担⼀部分。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近年来，我国在刑法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调整和变革，其中包括对于“见危不救”的处理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见危不救”一直被视为一种行为失当，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败坏。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对于“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罪也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并不代表对其置之不理，而是以更加全面和人道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从道德层面上考虑“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问题。

在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中，见义勇为、救人于危难是备受赞美的行为，而“见危不救”则是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认知标准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道德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行为，而是需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生存发展。

在某些情况下，“见危不救”并不一定代表个人的自私和冷漠，而可能是由于对于风险的判断或其他客观因素的考虑而导致的。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国在刑法中已经规定了救助义务，但是在具体法律适用与司法判案中并不是所有的“见危不救”都必须受到刑事处罚。

在《刑法》中规定，情节严重的不满足救助义务的行为可以受到相应的处罚，但对于一些客观原因或者个人能力所限而导致的“见危不救”行为并不适宜受到刑事处罚。

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也需要权衡案件背后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效益，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见危不救”行为并不适宜处罚。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上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在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更好地治理社会问题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果对于所有的“见危不救”行为都一味地追究刑事责任，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迷离。

简单地对“见危不救”进行入罪处理，很可能会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相反，如果能够从更加综合的视角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更有益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对“见死不救”的思考法学12甲班蒋诗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飞速提升的同时，伦理道德，某些精神层面的高尚德操，却似乎正在慢慢地与这物质时代的繁荣渐行渐远。

就像《双城记》开篇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不可否认，机器的轰鸣将无数落后的东西毫不留情地撕的粉碎。

但是，在我们一味追求着城市先进化、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将自己的内心伪装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机器，遗忘了最初的怜悯与善良，看似无坚不摧，实则冷漠无情。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动摇了我们努力了千万年所建成的道德石碑的根基。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痛心万分的现实！现在的我们，每天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穿行，高楼大厦表面产生的眩光一次又一次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每天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梭，汽车引擎的轰鸣一次又一次隔绝了我们对外界的倾听。

正因如此，我们的视线变得模糊，我们的听觉不再灵敏。

然而，眼和耳是我们心灵与外界沟通最直接的窗户，没有了这两扇窗户的清明，我们的心也开始渐渐变得封闭与浑浊，变得僵硬与无情。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现在社会上会出现那么多道德丧失的现象，更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别人遇到困难时选择转身离开而不是奋勇向前。

“见死”却还是“不救”，似乎是对这个时代极大的嘲讽，但这嘲讽背后，却仍然蕴含着众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今天，就让我这个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大一新生，来浅谈一下我自己对“见死不救”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吧。

剖析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是三个步骤，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what、why、how）。

所以要探讨“见死不救”，撇去它的定义不说，首先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危机出现时，我们会选择见死不救？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责任感。

当只有一个人面对需要救助者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个人都会采取各种措施对需要救助者实施帮助，这是源于人多年受到的道德和社会教育，就算有不能管闲事的心理，也很难忍受自己良心的谴责。

见死不救该当何罪读后感当我读完关于“见死不救该当何罪”这一主题的相关内容时，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这个话题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在我们的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见死不救，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一种令人痛心和谴责的行为。

当一个生命在我们面前遭遇危险，急需帮助，而我们却选择冷漠地旁观，这种行为违背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同情心。

然而，将见死不救上升到法律层面，认定其为一种罪行，却是一个复杂而颇具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法律应该强制人们去救助处于危险中的生命，因为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

如果见死不救不被视为犯罪，那么社会的道德底线可能会不断被突破，人们的冷漠可能会越发肆无忌惮。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如果通过法律强制人们去救助他人，可能会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能力，在某些危险情况下，自身可能也缺乏救助的能力或者面临巨大的风险。

如果因为法律的强制要求而让一些人在救助过程中遭遇不幸，这似乎也不公平。

我们不妨设想一些具体的场景。

比如，在一个繁忙的街道上，一位老人突然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伸出援手。

如果这种情况被认定为犯罪，那么那些路过的人是否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又比如，在一个发生火灾的现场，火势凶猛，普通人如果没有专业的救援知识和装备，贸然冲进去救人可能会导致自身的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必须去救助，是否合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要将见死不救定罪，面临着诸多实际操作的困难。

如何界定“见死不救”的标准？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救助的能力和条件？如果要定罪，应该给予怎样的惩罚力度才合适？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斟酌和权衡。

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见死不救的现象？是因为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还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很多时候，人们只关注自己的事情，对他人的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在他人遭受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不予以援助或拯救。

在中国法律中，该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前法律框架下，该行为并不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

将“见危不救”入罪的立法考虑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思考。

首先，入罪意味着将该行为上升到一种犯罪行为，这需要明确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没有进行援助或拯救的行为可能并不是由于不道德或冷漠，而是由于环境因素限制，个人能力不足或安全风险过大等原因。

因此，必须对该行为进行细分和审慎考虑。

其次，将“见危不救”入罪也需要审慎考虑其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影响。

入罪可能会导致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过度干涉，例如让人担心因为无法提供援助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导致人们在救助他人时产生恐惧。

此外，入罪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愿，使得本来愿意给予帮助的人因为担心被追究而选择不去帮助别人。

这种情况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最后，将“见危不救”入罪需要考虑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可行性。

司法资源已经相对有限，如果将“见危不救”列为犯罪行为，则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执行力度。

同时，社会文化素质和道德底线的提高也需要时间和力量的投入，并不是单凭法律就能解决的。

在综合以上方面的考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见危不救”行为的确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必须进行细分和审慎考虑，将其与有心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并且要考虑到法律和社会的实际可行性，以免过度干涉个人行为和人权。

相比于依赖法律来对负面行为进行惩罚，我们应该更注重构建和推广一种公民责任和社区意识，让人们习惯于帮助他人，让道德底线和公共安全成为自我约束和社会共识。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指的是当一个人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时，他选择无视或不提供及时救助的行为。

该行为涉及道德、法律等多个层面的考量，对于是否应该将“见危不救”入罪，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进行思考和权衡。

从道德层面来看，“见危不救”违背了人们对他人生命和身体安全的正常关怀和应尽的道义义务。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互之间的互助和合作。

当某人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尽力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在道德观念中，关爱他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道德福利和公德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见危不救”行为予以谴责是合理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将“见危不救”入罪也有其合理性。

法律的基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如果一个人在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其行为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丧生，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有必要对这种行为予以惩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对于“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还需要考虑到一定的特殊情况和情境。

有时，见危不救的行为并非是出于恶意或故意不管，而是出于安全和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面对火灾、爆炸等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情况下，个体有权选择保护自己而不冒险去救助他人。

一些儿童或身体残障者可能无力提供帮助，将其归罪于“见危不救”是不公平的。

在这些情况下，法律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情境因素，以避免对无辜者的不公正处罚。

在确定是否将“见危不救”入罪时，还需要考虑到社会教育和法律执法的角度。

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加强对互助和合作的认识，有助于降低“见危不救”的发生率。

对于恶意的见危不救行为，法律应该进行严厉的打击，以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在看到他人处于危险境地时，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没有提供帮助与援助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是缺乏人性，更是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甚至可能导致他人的生命危险。

因此，有人主张应该将“见危不救”加以惩罚，以维护社会正义。

然而，在多维度视野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理由。

首先，道德责任远远大于法律责任。

见危不救的行为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显然是缺乏基本的道德操守和同情心所造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来避免“见危不救”这类不良行为的发生。

此外，人们的行为受到环境、家庭、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家庭教育、推进社会文明建设等方面工作，也是预防“见危不救”行为的有效方法，远远强于法律制裁。

其次，不应将救助义务强加于个人。

通常，个人的行为不应被法律定义为犯罪，除非它涉及到违反一定的公共政策。

救助行为应该是自愿行为，且不能仅仅是受到法律的强制。

如果将“见危不救”加入刑法，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良影响。

例如，在恶劣环境下，可能会出现犹豫不决、逃避、甚至逆反的情况，以致于误伤或或强制干预。

因此，采取激励机制，通过奖励和表彰来鼓励个人进行救助行为，是一个更加明智而有效的方法。

最后，加入刑法难以界定“见危不救”的法律标准。

在不同的情况下，“见危不救”行为的界定会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比如救助者的人数、意愿、机会等。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于法官而言，他们需要对情境下的行为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这将给司法程序带来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因此，将这种行为加入刑法会导致很多争议，而这些争议会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总之，虽然“见危不救”这种行为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背道而驰，但这种行为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而非法律上加以惩罚。

我们应该通过多方面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观念，引领人们做好救助行为，为构建一个和谐先进的社会形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见死不救罪”作者：吴玲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0期摘要湖北荆州市长江大学15名见义勇为大学生搭人梯救落水儿童时,一渔船停在不足5米处,大学生多次跪求船主施救遭拒,船主称“活人不救,只捞尸体”。

当天,3名大学生救人时牺牲。

在此次事件中,八凌打捞有限公司陈波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其治安拘留。

因我国刑法中尚未写入“见死不救罪”,“见死不救”无需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

但在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因此,我国是否也应将“见死不救罪”写入我国刑法?对那些举手之劳,丝毫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见死不救”的行为,要不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关键词见死不救构成要件责任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269-02一、国外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国外对“见死不救”的行为都有详细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八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第323条c项“不进行急救”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急救,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法国刑法典》第三节“阻挠采取救助措施以及怠于给予救助”中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前款同样之刑罚。

”该法第223—7条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

”;《西班牙刑法典》第489—1条规定:“对于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5000至10000元之罚金。

1 摘 要 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见死不救的现象，这些现象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比如几年前让人震惊的“小悦悦”事件、比如夫妻发生争执后一方产生自杀的举动,而另一方却冷眼旁观见死不救,就这样看着一条生命离去的事件,游客落水但船长见死不救，导致游客溺水死亡的事件等等事件。“见死不救”这种行为在我国现行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对其进行入罪，这种行为被归纳进道德的范畴里。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刑法理论带来了新问题。我国刑法学的观点来看：当行为人因先行行为所引起义务或者法定义务、职务时,行为人的这种行为有可能会成立不作为犯。然在道德层面上来讲，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成立不作为犯，但是针对社会上“见死不救”现象的频发，有必要对“见死不救”这种行为重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当行为主体肩负着特定的救助责任或义务，对受害者仍然漠视存在“见死不救”行为并没有履行救助责任或义务时，若将这一类群体规定成犯罪，那么是否应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全面犯罪化处理？本论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法律分析：阐述“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况，以及从五个层次分析“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并依据“小悦悦”案件对我国的立法情况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得出在一定条件下，有必要将“见死不救”行为入刑。 关键词：见死不救、不作为犯罪、故意杀人、救助义务、立法思考 ABSTRACT

The kind of phenomena about “refusing to save someone” dying always appear on the society and they usually around us, such as the incident of "two-year-old girl Yue Yue", the case about one of unmarried cohabitants or couples wh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he or her refuse to help another from ruin and the accident in which the boat owner refused to save the tourist drowned has been investigated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intentional homicide. The behavior of " refusing to save someone dying" in our country's current criminal code does would not be criminalized , and it is summed up in the moral category. Ther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situation brings new problems to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ina's criminal law: when the actor because of the first act caused by the obligation or statutory obligations, duties, the actor's behavior may be established as a crime of 2

何为“见死不救”？如果简单地从字面来看,就是指看到生命消亡而不予援助。

这种解释并无法律意义，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立“见死不救罪”，因而对于见死不救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笔者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刑法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定性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状，认为“见死不救”就是指负有救助义务且有能力救助的人，对处境危险、生命垂危的人拒绝救助，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近年来，见诸新闻媒体的见死不救事件真是举不胜举，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病态，非常有必要将道德法律化，运用法律手段来强制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

一、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必要性（一）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法律中已经有关于见死不救的责任规定。

例如秦律《法律答问》中记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论；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

根据这一规定，四邻在听到呼喊而不救助时，要追究刑事责任。

《唐律疏议》亦有类似记载：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救助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1]自《唐律疏议》以后，历朝刑律多有此类规定。

可见在我国古代的律法中,对见死不救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已有明确规定,并根据主体身份不同,在定罪论罚时加以区分对待。

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关于见死不救犯罪方面的立法例子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从理论角度来看，见死不救行为的界定主要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对人们的规范越来越细致，致使许多原本属于道德调整范围的行为不断纳入法律所调整的范围。

例如，我国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民法，新加坡颁布法规处罚随地吐痰等等。

这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为法律与道德都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道德是法律的重要精神支柱，而法律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因而通过法律的调整与强制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是提高国家精神文明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郭信主摘要: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

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

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关键词:刑事立法见危不救罪再思考不作为一、问题的提出2001 年 3 月,100 多位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理由是见死不救和见危不救已经且将会继续造成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此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与世界接轨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特性越发明显地显露出来,频繁见诸报端的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等社会现象便是其一。

大凡接触此类消息的人十之八九都会愤而怒之,进而在道德上加以否定。

但是,道德毕竟属内在的非强制性约束。

于是,感性或理性的民众就自然而然将之诉诸法律。

在其眼里,增设“见危不救罪”所带来的强制力或多或少能给人们些许期盼。

不过,事况并非想象般顺利,增设“见危不救罪”的提案一出台便引起广泛争论。

赞成者如孙国华,认为“见危(死) 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扩大,如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止这种现象蔓延的。

其焦点集中于“社会危害性”上;而反对者则从多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不可行的理由,有道德的、政治的、立法的、司法的等。

从实际情形看“, 反对说”在这场讨论中占据了优势①。

笔者也曾加入了这场讨论,发表了一点看法,立场既非“赞成派”,亦非“反对派”[1 ] 。

整体而言,已有的思考基本澄清了一些误区,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盲点或谬处。

为了对见危不救犯罪化及相关问题有科学把握,并有助于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内部关系,本文拟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该论题再作一番审视,以此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亦可视为对一己之见的反思。

二、刑事立法与“见危不救罪”有关见危不救该不该及如何犯罪化的争论由来已久。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见危不救”的事件，例如路人目睹他人遇到意外却没有伸出援手，或是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拍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有人主张应该立法将“见危不救”列为刑事罪行，以惩罚这种缺乏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行为。

从多维度视角来看，“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并不那么简单。

本文将从道德、法律、心理等多个层面出发，分析“见危不救”问题，并探讨一下关于是否应该将其入罪的思考。

我们可以从道德角度来思考“见危不救”问题。

在众多道德准则中，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是“不伤害他人”，而看到他人在遭受危险时不去帮助或报警显然与这一原则相悖。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互相关爱的社会，而“见危不救”行为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

从道德角度出发，“见危不救”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是否应该将其入罪却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见危不救”。

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将“见危不救”列为刑事犯罪的相关规定。

但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比如法国、比利时等，对“见危不救”行为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并将其列为触犯法律的行为。

一项行为是否应该入罪，不能仅仅凭借法律的规定来判断。

法律有时候并不代表公平和正义，而且由于每个社会和国家的特殊情况不同，法律规定会有很大的差异。

单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并不完全合理。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见危不救”问题。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会受到自身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个人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出现不同的行为反应。

有些人可能出于害怕、不知所措等心理因素不敢上前帮助，而有些人可能出于其他目的故意选择不去帮助他人。

面对这种复杂的心理情况，单纯以将“见危不救”列为刑事罪行的方式来解决，对于这些心理因素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相反，我们应该从心理角度出发，去探讨人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心理状态，并通过心理干预和教育来提高人们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从而减少“见危不救”行为的发生。

设立“见死不救罪”其实是荒唐可笑的 设立“见死不救罪”其实是荒唐可笑的 不可否认，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建议制定见死不救罪的出发点很好，其目的在于增加社会公众的责任感，从法律上实践见死不救者应承担哪些责任。然而，我们在认真从法律层面思索“见死不救罪”可行性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施和操作起来还存在许多障碍，应谨慎行之。 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呈现于公众视野，或许这是专家学者们极力倡导在《刑法》中增加见死不救罪的动因。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遭遇车祸后，同行者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无人救助事件，再一次挎问我们的社会良知和正义，也再一次震撼着许许多多麻木的灵魂。在此典型事件中，对缺乏良知和同情心的见死不救者口诛笔伐者大有人在，但是当拿起道德的“大棒”狠狠地抨击这些见死不救者之时，往往会感觉到道德的虚弱无力。在道德的谴责不能起到根本作用之时，转而从法律制度的建设上寻求突破，或许会成为解决见死不救事件再次发生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建议真正的可行性有多少呢？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推行“见死不救罪”的社会条件。 一是在见死不救罪的主体界定上存在极大难度。如果见死不救罪成为刑法所规定的法定罪名，必然要确定其承担主体。那么这个主体范围包括哪些人？是全体公民，还是仅仅包括负有法定公务人员？这都将是一个极难确定的工作。如果确定所有公民、任何人在遇到应予救助的危难行为时，必须履行法定救助义务，否则将承担被判刑的后果。社会上会不会人人自危呢？就比如一个正在进行的抢劫案，在场的围观者不下近百人，如果都不去救助或者仅仅有几个人去救助，那么没有去救助的近百人是不是都要面临牢狱之灾？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如果仅仅确定为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职有员为“见死不救罪”的主体，必然会有重复设立罪名之嫌。因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命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因而没有必要专门再重复设立“见死不救罪”。 二是见死不救罪的性质认定上存在极大难度。何为见死不救？都包括哪些行为？这都是对法律专家的一个考验。被害人被强奸、被杀害、被抢劫、被盗窃等等，如果这些犯罪行为都列入应“见死而救”的范畴，我相信以后将没有人敢于上街了。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上街时碰不到偷盗、抢劫行为正在发生，自己就有可能因为没有及时施以援手而被判罪。再者，如果抛开刑事犯罪问题，仅考虑将民事事件列入救助范围同样也难以认定。比如，一个因游泳未被及时救助而溺死的人，其围观者假设达到了上百人，那么是不是没有下水救助的人全部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呢？而这些面临刑事责任的人里面，可能有不想救助和不能救助两种情形。有些人根本就不会游泳，按理可以免除责任，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会不会游泳？还需要一个鉴定检验机关来鉴定，程序必然繁杂，公正性也难以保证。 更何况，象这样的民事应予救助行为每天要发生上万起，就可能导致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因为不履行救助义务获罪，国家的监狱会人满为患，同样是荒唐的。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这是一条我们耳熟能详的格言，在法律与道德的抉择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如果将本来应由道德来规范的行为，跃升为刑事法律来调整，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将是巨大的，甚而会引起社会的混乱。而如何从根本上逐步解决部分民众的“见死不救”心态，我们应该多从社会风气的根源形成上查找原因，反思近些年来我们社会在德治教育上的匮乏，认真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完善，而不能将道德解决不了的东西，一股脑地推向法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