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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夫妻间见死不救是否入罪的若干思考关于夫妻间见死不救是否入罪的讨论由来已久，在符合相应犯罪构成规格的前提下，应认可夫妻关系中存在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且当其中一方怠于履行前述义务而造成另一方死亡后果时，应上升至刑法适用层面。
近年来，部分持否认入罪观点的学者以自杀者行使自杀权、女性解放等角度否认入罪，对此，笔者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机械理解，亦有颠倒因果关系之嫌，仍应确认在一定情形下的夫妻间见死不救入罪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
标签：见死不救;夫妻;特定义务;自杀见死不救，一个但凡见诸于媒体就随时能引发伦理讨论狂潮的敏感词汇，其在特定的情境下，因满足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而进入到刑法的规制领域。
而当该情形发生在夫妻关系中时，其在刑法上的法律适用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学界中，认同入罪方与不认同入罪方的学者各执一词，笔者认为，在符合犯罪构成规格的前提下，夫妻间见死不救是应当入罪的。
故本文中，笔者对于夫妻间见死不救入罪的法律缘由再次进行探讨，并对其入罪的部分要件进行厘清与界定，同时，对不认同入罪方的部分观点提出一些看法及思考。
一、夫妻间见死不救可入罪的法律缘由在以往的判决中，但凡发生此类的案件，判决理由都是按照犯罪构成规格的技术套路去分析，对此笔者不再赘述。
但是在这其中有两个争议点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也是是支撑其应当入罪的关键基础，在此进行简要阐述。
1、夫妻一方是否存在对另一方生命的救助义务，该义务的“特定”就体现在它并不是附加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就像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救助路边与自己无关的落水行人而构成不作为犯罪，特定义务不可能受到道德的完全绑架，但并不意味着与道德没有丝毫的关系，当置于一定的情境或者条件之下时，这种道德义务可能转化为法律义务。
例如，当这种危难情况发生夫妻关系中。
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之间存在着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
显然，这种义务是经法律所认可的，但是《婚姻法》中的所规定的该种义务是否能成为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且该种义务是否包含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生命的救助义务？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依据有二：第一，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不只限于刑法规定的作为义务，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事先已明确规定的作为义务。
我认为，路人的“见死不救”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敢救”，二是“懒得救”。
对于解决第一类，我们可以完善法律制度。
一方面，立法对“见义勇为”的人给予保护。
美国有部法律叫《仁慈的撒玛利亚人法》，相当于“见义勇为法”，它不是为了奖励见义勇为者，而是为了保护见义勇为者免于受到恶意诉讼而制定的。
它保护见义勇为者对受难者的死亡、伤残、残疾不承担法律责任，只要见义勇为者行为理智、出于好意，遵循常识和使用合理的技能即可。
美国联邦和所有州的法律中都有其各自的“见义勇为法”，有的叫做《无偿施救者保护法》，主要目的都在于通过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形中的责任来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被追究责任，从而勇于挺身而出。
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法律，但主要属于各省司法管辖，例如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就有一条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加拿大司法界人士称，制定该法是为了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西班牙，类似《仁慈的撒玛利亚人法》都在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良知而运作着，它规定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
另一方面，对利用危机情况和他人的善良诬陷他人的，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不但可以避免立法介入道德的风险，而且在情理和法律层面都可接受，都能操作。
而对于后一类，则是由人性的冷漠造成的。
因此，我们应思考如何建立诚信制度、道德规范体系制度，如何营造适合行善、促进公民抛弃冷漠的社会环境。
法为上，道德次之。
泱泱诸法，宪法为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多人走过，却无一人热心地关爱同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深刻的检讨，而不是简单地把道德的滑落推到“法制不健全”上来。
把任何一件道德缺失事件，都归入法律的范畴，不仅仅是我们无能的表现，更是推脱责任的表现。
如果有人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见死不救」，你们会责怪这个人吗？
对于一时疏忽导致的“见死不救”,我认为需要区分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判断:
1. 如果是在可以提供救助而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确实应该受到道德谴责。
生命关天,见死不救难辞其咎。
2. 但是如果疏忽是由于自身处境所限,例如自己也处于危险中,或是暂时判断错误等,可
以从宽处理。
这需要考量的是人的本性限制。
3. 对于犯错者,我们不应仅就事论事地全面否定,而要以理解和教育的心态帮助他改正。
4. 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应反思自己在面临险境时是否能做出正确选择。
因此不应轻易责难他人。
5. 最重要的是引以为戒,提醒自己要审慎以待。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及时援助,而不是被动看待。
6. 我们应建立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共同为塑造一个宽容友爱、见贤思齐的社会环境而努力。
综合来说,对于疏忽所造成的过失,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求同存异、理性对待,并倡导积极正向的文化,而非简单的相互指责。
这也许是我们个人都能做出的努力。
关于“见死不救”刑罚化的思考作者：甘莉来源：《学理论·下》2014年第02期摘要：“见死不救”，已成为近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话题，各种事件的恶劣后果冲击着国民的道德感官与社会良知的底线。
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该入罪，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许多人提出“见死不救”应当构成犯罪。
然而本文却认为，“见死不救”不宜入刑。
关键词：见死不救；不作为；刑罚化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83-02近年来，在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关于“见死不救”事件的报道，记者们无不口诛笔伐、痛心疾首，读者们无不扼腕叹息、愤慨不已。
一桩桩惨痛事件都有着相似之处——现场围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最佳救援时机丧失，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悲惨结局。
人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每当意外发生后，围观者都不愿施以援手？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同情怜悯之心是否将不复存在？日前更有人大代表直接提出，刑法应增加“见死不救罪”这一罪名，主张运用法律手段来遏制“见死不救”的现象。
本文无意也无力分析造成当今社会冷漠的深层原因，在此仅探讨“见死不救罪”立法的合理性问题。
一、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入罪的不同观点增设“见死不救罪”的提案一出台便引起广泛争论。
赞成者认为“见死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扩大，若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来惩罚“见死不救”现象，那么这种恶性社会现象的蔓延将无法得到遏制。
反对者提出了许多增设“见死不救罪”不可行的理由。
例如，有学者认为“见死不救”仅属于一个道德问题，只能在道德上对不施援手者谴责，不能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将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化”。
也有学者提出“见死不救罪”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认为属于公序良俗范畴的“见死不救”不应运用法律手段调整，或者仅因一方利益受损就给他人横加法定义务，法律的意义就会变味，变成以法律的名义过分地介入道德行为，认为“泛法律化”的实质就是道德专制和道德暴力。
更有学者的立场既非“赞成派”，亦非“反对派”，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而言必须设立“见死不救罪”，而对一般主体则不需要刑事立法考量。
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学分析摘要：见死不救现象的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广泛思考，见死不救行为反映出来的道德滑坡，使人们对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
本文以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念、范围为切入点，同时结合我国在规制此种行为时所面临的困境，剖析其立法和司法缺陷，全面阐述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依据，论证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构建见死不救罪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见死不救道德入刑构建2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救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见死不救行为反映出来的道德滑坡、人性悲哀，使人们对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同时也存在相当多的学者对“道德刑法化”泛滥甚为担忧，极力主张用道德手段来遏制见死不救行为。
因此，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学分析，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见死不救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念和范围见死不救在《汉语成语词典》中解释为：见到别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去救援。
也有人这样认为：眼见他人陷入危境，自己有能力或责任救助而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对于见死不救的涵义，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从字面意思看，“见”就是看，看到。
“死”就主要是指生命消失。
“救”即援助，使人解脱危难。
笔者认为，所谓见死不救行为就是指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等特定的危险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实施救助，当事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有能力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给自身或者第三者造成重大损失却不予以施救，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行为。
正确把握见死不救行为的范围，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有紧迫现实的生命危险状态存在；第二、受害人发出求救信号；第三、行为人必须有能力、有条件实施救助行为；第四、行为人实施救助行为不会危及到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
第一条是救援的场合条件，必须是在紧急状态下，对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人或者处于即刻到来的危险中的人进行救助；第二条是救援的前提，不过这里的信号的范畴是比较广的，像呼救声、反抗动作等能被人感官感知的信号；第三条是救援的基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痴呆者去与杀人犯搏斗；第四条是救助的限制条件，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重要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德国刑法关于一般主体“见死不救”的刑事处罚(2011-11-14 14:19:14)标签：德国刑法“见死不救”不作为刑事处罚可期待性杂谈1. 法条规定：针对一般主体“见死不救”的不作为的刑事处罚，规定在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 项（下称“323条c项”）。
该条译文如下：“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且救助根据当时情况是可期待的，尤其对其自身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施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Wer bei Unglücksfällen oder gemeiner Gefahr oder Not nicht Hilfe leistet, obwohl dies erforderlich und ihm den Umständen nach zuzumuten, insbesondere ohne erhebliche eigene Gefahr und ohne Verletzung anderer wichtiger Pflichten möglich ist, wird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einem Jahr oder mit Geldstrafe bestraft.“需要提醒的是，323条c项的规定针对的是一般群体，而非特殊人员或群体（如消防员、车祸当事人等）。
针对后者，有其他法律上的特别义务（如德国《道路交通条例》第34条规定的车祸当事人的救助义务）。
2. 适用前提n 存在困境适用323条c项的首要前提是存在困境，包括意外事故、公共危险和公共困境。
意外事故是指突然发生的、对人身或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事件。
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
根据以往判例，意外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其他事故、突发疾病（如心脏病）、难产、自杀（对此的认定有较大争议。
但德国律师同行的建议是此时以提供救助为佳，以避免刑事追究的风险。
文献综述见死不救范文一、引言。
见死不救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就像一颗怪味豆，让人嚼着不是滋味儿。
从道德伦理的热锅到法律规则的煎锅，这个话题一直被翻炒着，热度就没咋降过。
这篇文献综述就打算像个好奇的小侦探一样，把关于见死不救的那些事儿，从学者们的脑袋瓜里挖出来，好好瞧一瞧。
二、见死不救的道德层面。
（一）道德谴责的大棒。
在道德的地盘上，见死不救那可就是个坏蛋。
好多哲学家就站在道德高地上开始喊了。
比如康德可能就会皱着眉头说，人啊，有道德义务去帮助他人，这是对他人作为目的本身的尊重。
如果眼睁睁看着人快死了还不救，那就是违背了这种基本的道德律，简直就像在道德的花园里踩烂了最美丽的花朵。
可是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就像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人会说“我也想救，但是我怕惹麻烦上身啊”。
这种时候，道德要求就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大家知道它在那儿，但是现实的各种担忧又像一层乌云，把道德的光芒给遮住了。
（二）社会风气与道德冷漠。
社会风气就像一阵风，有时候能把道德的小火苗吹得旺旺的，有时候也能把它吹得奄奄一息。
有些研究就发现，在一些城市里，大家都忙忙碌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冷漠。
这就像每个小格子里的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对外面的求救声充耳不闻。
像老人摔倒了没人扶这种事儿，都快成了社会的一道伤疤。
大家心里都在想，我扶了会不会被讹诈啊？这种风气一旦形成，见死不救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在人群中悄悄蔓延。
三、见死不救的法律争议。
（一）是否入法的激烈辩论。
说到法律管不管见死不救，那可是个热闹的战场。
一部分人觉得，必须得把见死不救写进法律里，就像给那些冷漠的心套上一个枷锁。
他们觉得法律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要是不救就要受到惩罚，这样就能逼着人们去做正确的事。
比如在法国，就有类似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见死不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但是呢，另外一群人就跳出来反对了。
他们觉得法律不是万能的膏药，不能啥都往上贴。
他们说法律应该保持它的谦抑性，如果把见死不救这种更多属于道德范畴的事儿也强行用法律来约束，可能会适得其反。
论“见死不救”作文见死不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指的是亲眼看见他人遇到危险或意识丧失，但不进行任何援助或报警。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人类基本的善良道德，更加对人性的基本尊严和尊重构成了侮辱。
在此背景下，作为高中生，我们需要深刻反思这种现象，并在自身行为中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切实避免见死不救的发生。
在实际生活中，见死不救甚至存在于一些专业领域中。
例如，在医疗领域，医生、护士或其他医疗工作人员见到突发状况时没有及时处置，或拐弯抹角、避重就轻，把患者不重视导致治疗失败或者死亡；在安全生产领域，管理人员或安全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或解决隐患，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和人员受伤甚至死亡；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发生见死不救的情况，例如遇到意外、瘫痪、车祸等情况，旁观者看在眼里却袖手旁观，甚至拿起手机拍照上传至社交平台，而不是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进行医疗援助。
这样的现象表明，当今社会道德观念淡薄，人们抱有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作为高中生应该随时提醒自己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
这包括及时拨打电话呼叫急救、保护现场、并积极协助救援队伍开展救援工作。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学习相关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素质水平，为保障生命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预防见死不救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牢记人类基本的善良道德。
这个品质不仅是人性的本质，也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
当我们遇到别人遇到困境的时候，不仅是应该，也是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我们需要通过自身的言行和行为，影响身边的人以及更多的人也能够积极救助遇到困难的人群，一步步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提升。
视死如归不仅是一种恶劣的行为，也对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有着极大的危害。
高中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我们需要时刻践行人类善良的基本道德，始终牢记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当身边有遇难者或困难者时，我们需要心怀善意，伸出援助之手，并时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医生见死不救，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在医疗领域，医生是承担着最高责任的人，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病人，更是要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
如果医生见死不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医生见死不救会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命安全。
病人在求医时已经处于极度的痛苦和危险之中，如果医生见死不救，会让病人的生命更加危险。
如果病人因此死亡，医生将会面临法律责任，甚至可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
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可能会失去病人的信任。
医生见死不救还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
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医生见死不救，会浪费医疗资源，使得其他有需要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这不仅会浪费社会资源，也会增加其他病人的痛苦和危险。
医生见死不救还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谴责。
医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他们见死不救，会让社会对医生的信任降低，甚至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谴责。
这对医生的职业形象和社会地位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医生见死不救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问题，会对病人的生命安全、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生的职业形象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生的职业素质，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和医疗质量。
见死不救在澳门可判刑一年
在澳门，刑法典有“帮助之不作为”条款，路人如果见死不救，被判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万元罚款。
医生如果见死不救，将构成刑法典“医生之拒绝”罪状，可能最高判刑5年。
针对此条款在中国大陆热讨，本人针对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情况而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文化极度膨胀，但精神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人民道德缺失，传统精神文明丢失，社会不和谐的现象不断存在。
这标明国家制度需要完善，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
但中国大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在探索，国家在制定各项制度时，应当高瞻远瞩，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精神文明建设要依靠国家引导，社会风气的建立，从人们的内心建立和谐社会道德标准。
立法规定本属于人民的道德准则，只是治标不治本。
同样，这也与传统社会理念——道德礼教国度相违，这很可能会导致这部法规可能会遭到社会抵制或变相执行。
第二点：见死不救，很难鉴定。
如，当你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时，但你的生命或财产会受到伤害、死亡或毁灭。
你可能出于法规考虑，你救了他，但你却丧失了生命，不救，你就犯法，个人认为，这是与宪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你救了他，但你却丧失了你个人的大部分财产，事后，当事人没有义务赔偿你，不救，你就犯法。
救人于死难，是出于道德，还是惧于法律。
这是否有利社会道德的建立，有利于个人道德的素质的培养。
见死不救的刑法规制是怎样的现在的社会都有⼀种世态炎凉，⼈情淡薄的感觉。
社会上再也见不到扶⽼奶奶过马路的情景，也没有拾⾦不昧的现象了，有时候甚⾄会出现见死不救的场景。
这样的社会观念是⽆情的，可怕的，我们应该学会关爱他⼈。
那么见死不救的刑法规制有哪些?下⾯就让店铺⼩编为⼤家仔细讲解。
见死不救的刑法规制第⼀：见死不救是⼀种不作为⾏为。
刑法规定：⽆⾏为则⽆犯罪。
但刑法中的⾏为指“在⼈的意识⽀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体活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作为是指⾏为⼈以积极的⾏动实施刑法所禁⽌的⾏为，刑法规定的绝⼤多数犯罪都是以作为的形式实施的，例如药某杀⼈，就是⼀种作为的犯罪。
但还有另外⼀种⾏为叫不作为，是指⾏为⼈在能够履⾏⾃⼰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该义务，⽽不作为也是能构成犯罪的。
第⼆：就现在的刑法⽽⾔，医跑跑和18个见死不救的路⼈并没有构成犯罪。
那么什么样的不作为我们能对其进⾏刑事处罚呢?有三个必备的条件。
⾸先，⾏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义务。
义务的来源主要有：(1)法律、法规明⽂规定的义务。
例如，我国民法典规定，⼦⼥对⽗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2)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
例如，国家机关⼯作⼈员有履⾏相应职责的义务，执勤的消防⼈员有消除⼤⽕的义务，等等。
(3)法律⾏为引起的义务。
例如，合同⾏为、⾃愿接受⾏为等可能导致⾏为⼈负有实施⼀定积极⾏为的义务。
(4)先前⾏为引起的义务。
这是指由于⾏为⼈的某种⾏为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为⼈负有派出危险或者防⽌危害结果发⽣的特定积极义务。
⽐如甲邀请⼄去游泳，⼄突然脚抽筋⽽甲拒绝施救，那么甲的⾏为便触犯了刑法的规定。
第⼆个条件是，⾏为⼈能够履⾏特定义务。
法律不可以强⼈所难。
如果⾏为⼈虽有某项法律义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不具备履⾏该项义务的条件，则不构成不作为犯罪。
⽐如之前的例⼦中，⼉⼦本⾝经济贫困，⽆⼒供给对⽗母的赡养;⼄脚抽后甲也抽筋⽆法施救，这样便不构成不作为犯罪。
夫妻间见死不救行为刑事责任探讨发布时间：2021-01-21T13:56:34.447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1月上作者：毛冉薇[导读]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夫妻间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自杀，而丈夫不去救助，最终导致妻子死亡。
这样的案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一种是无罪，另一种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都非常大。
本文主要从夫妻间的救助义务、因果关系，以及自杀行为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解答夫妻间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问题。
上海市华东政法大学毛冉薇 200000摘要：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夫妻间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自杀，而丈夫不去救助，最终导致妻子死亡。
这样的案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一种是无罪，另一种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都非常大。
本文主要从夫妻间的救助义务、因果关系，以及自杀行为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解答夫妻间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问题。
关键词：夫妻间救助义务；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因果关系；自杀行为一、典型案例介绍案例一：某晚，被告人宋福祥醉酒而归，与妻子李霞发生争执。
李霞怒气之下开始寻找自缢的工具，宋福祥见情况不对便出门寻求邻居帮忙。
在邻居进行劝导离去之后，两人并没有停止争吵，李霞继续寻找绳索，打算实施自杀，这次宋福祥没有加以劝阻，而是转身离去，李霞当晚在家自杀身亡。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福祥应当预见其妻的死亡后果却放任其发生，并且当时家中是只有两人的特定环境，被告人对妻子负有救助义务，最后，宋福祥以故意杀人罪（不作为）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案例二：被告人李银建与其妻子肖世花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两人来到当地民政部门，因未能协议一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而离开。
二人回家途中又起争执情急之下妻子见路旁水塘就冲动跳入，围观路人见状立即叫住其丈夫，让他回来救人，李银建未予理睬。
见死不救的成语故事
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在蔡国的日子里，孔子给弟子们讲仁，讲见义勇为，发现宰予在课堂上睡觉，叫醒宰予，宰予问孔子有人落井，跳下去救死了是仁和见义勇为，不救是见死不救是不仁。
孔子说可以用其他办法救。
成语解释：
成语名称：见死不救
成语拼音：jiàn sǐ bù jiù
成语解释：见到别人面临死亡威胁而不去救援。
典故出处：元关汉卿《救风尘》：“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
”
成语例句：周金大哥死在国民党军阀、官僚手里，你们见死不救。
（欧阳山《三家巷》三一）。
见死不救的意思是什么
见死不救的意思：
见死不救是指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作谓语、宾语、定语;形容冷酷无情。
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
英文解释
do nothing to save sb. from ruin;fold one's hands and see sb. die;leave one to sink or swim;leave sb. in the lurch ;
【解释】：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
【出自】：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
【示例】：周金大哥死在国民党军阀、官僚手里，你们～。
◎欧阳山《三家巷》三一
【语法】：连动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形容冷酷无情
【出处】：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
【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形容冷酷无情
中英例句
难道都见死不救吗?
Can I not give a hand?
她唯一的女儿为什么会见死不救?
How could her only daughter just let her die?
下一次我就见死不救了!
Next time I'll let them kill you!
我们真的能见死不救吗?
Can we really stand by and watch these people die?。
案例二人们为什么见死不救生产者供给了商品，便有了收益。
作为生产者来说，总希望收益越多越好，为此总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
但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收益之间并不是成正比的关系，并不是投入越多，收益就越多。
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先把被试者分成2人组、3人组和8人组，要求各组用尽全力拉绳；然后，要求这些被试者单独用尽全力拉绳。
不管是分组拉绳还是单独拉绳，都用灵敏度很高的测力器分别测量各组和每个被试着的拉力，并进行比较。
测量和比较多结果是：2人组的拉力只是这两个人单独拉绳是拉力综合的95%;3人组的拉力只是这3人单独拉绳是拉力总和的85%；而8人组拉力则降到8人个人单独拉绳拉力总和的49%。
拉绳实验中出现“1 + 1 < 2 ”情况说明：有人偷懒！而且在一起干活的人越多，偷懒的现象越严重！偷懒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搭便车者”他们自己不出力或少出力而指望靠别人努力得到好处。
“搭便车者”随着一起干活的人数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惰性，单枪匹马地干活，干的好干的差均有自己负责，一般都会竭尽全力。
可是当干活的人数增加时，由于责任分解到大家身上，每个人的责任相对小了，于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偷懒现象。
中国有句古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是说人多了不仅会偷懒，还会相互推诿扯皮。
如果我们投入的不是人力而是物力，情况是不是就会有所不同呢？1771年，农学家杨格做了这么个实验：他在同样大小的实验田里施放了不同数量的肥料，收获时发现，起初随着肥料的增加产量也增加，但到了一定程度后产量反而减少了。
这种现象被总结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记载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但当他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
1964年，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在凌晨3点回家的途中被一男性杀人狂杀死。
浅析见死不救案件的责任由一则案例谈起摘要：佛山小悦悦事件17路人见死不救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究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见死不救，这不仅仅是彭宇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由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阶段，社会转型期、主流价值观的缺失，道德滑坡、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教育制度不足、社会保障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小悦悦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产生的。
针对此类事件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道德重建，改革教育制度、加强生命教，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的帮扶力，真正实现弱者有所依、公众互相信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关键字：见死不救责任主体确定规制见死不救罪重点提示：乘客正准备登上停稳的公交车，在手触及车门的一瞬间突然仰面垂直倒地，公交车随即离去，之后乘客不治身亡。
公交车停稳并打开车门和乘客准备上车的过程是缔结运输合同的准备过程，承运方产生先合同义务，对乘客的倒地负有保护和救助义务，故对乘客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009年9月22日约17时，被告司机李义彪驾驶被告所有的闽D.Y2252路（4路）公交车自西向东行驶当车行驶到大同路口公交车停靠站时，被告司机将车停稳后打开车门，此时候车的乘客依次上车，当排在后门的王黑定右手扶着车门正准备上车的过程中突然仰面垂直倒地，后脑勺流血。
被告司机李义彪见状，与公交车上的其他乘客交谈足以证明车辆未碰到王定黑后，随后驾车离去。
此后路人拨打110报警并将伤者送往医院就医。
当日下午经厦门市立医院确认王定黑系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厦门市鹭门派出所确实王定黑系意外死亡9。
王黑定的家人将李义彪所在的厦门市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认王黑定已年满７７周岁，并患有较严重的肾病并且每周二次的血液透析可见其身体状况不佳。
但其出行没有亲友陪伴且独自一人，且其所要乘坐的公交车进站时已停稳，导致其仰面垂直倒地死亡系其自身原因，故王黑定对其自身死亡负主要原因，承担85%的责任，被告司机在王黑定倒地后具有法定的保护和救助义务，却怠于行使，选择驾车离开现场，使王黑定丧失了获救的可能性和最佳时机，其对王黑黑的死亡负有不作为的义务，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故法院判决被告厦门市公交公司承担15%的民事责任。
本案是一起公交车司机因见死不救违反先合同义务而引发的城市公交输合同纠纷。
见死不救这个词，有着强烈的道德谴责意味，但就法律层面而言，见死不救是否就应承担责任，责任边界又在哪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古典合同法认为合同效时，当事人才负有合同义务。
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纠纷发生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和之后，如果此时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也违背法律的正义、公平理念。
我国的合同法从实践的角度也做出了，乘客上车买票是合同才告成立。
承运人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本案的情形来看被告见死不救似乎有理，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救助义务”。
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见死不救案件的责任。
第一，何为见死不救？？单从字面上看是指看到生命消亡而不予援助，但这不无法律意义。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设立见死不救罪，因而对见死不救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
笔者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的见死不救罪的定性分析并结合我国现状，将见死不救行为定义为负有救助义务建有救助能力的人对处境危险，生命垂危的人拒绝采取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明显危险的救助，造成他人生命权受损的情形。
第二，国外的关于见死不救案件的处理。
美国遇见陌生人受伤不打“911”算疏忽罪美国有两个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美国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
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虽然《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法律细节在联邦和各州有各种司法变化，不过一些特点是共同的：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
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
欧洲见死可不救有前提不得危害施救者安全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是近年来法国和比利时的趋向，并扩展到高度均一的欧洲法律之中。
在欧洲不少国家，对于不负法定职责的普通人来说，“见死不救”的确是一种“罪与罚”。
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新增有“怠于给予救助罪”，具体的条文是：“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
”新加坡被救反污蔑他人者需要“道歉+赔偿”在新加坡，见义勇为已经借由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法律义务。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
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
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加拿大大多数省规定公民没有义务对紧急伤病者提供援助。
但魁北克例外，“义务法案”规定公民有义务对紧急伤病者提供援助，违者有法律责任。
从国外的立法状况来看，见死不救案件承担责任主要是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救助人必须要有救助的能力。
能够承担起救助的责任。
第二，救助人和被救助人有“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如丈夫妻子之间的救助义务，父母对孩子的救助义务等。
第二，自己的先行行为导致的义务。
如叔叔带侄儿出去游玩导致的监护义务。
另外，单独规定路人，行人等无“关系”人群见死不救责任的国家极少，只有极少数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予路人，行人等见死救助见危救助的法律责任。
如法国刑法典：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
1”第二，见死不救行为的界定。
见死不救案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义务作为而不作为”。
但是,在义务的说法上,各种观点却存在着较大分歧。
有的称之为特定义务,但特定义务究竟是什么义务?有的称之为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但社会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法律义务,又包括道德义务。
而有的称之为刑法要求必须实施的义务,那其他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是否能够成为不作为的义务前提呢?不过,总之一点,所有的观点对不作为案件应以负有一定义务为前提这一点均是予以肯定的2。
那么,对于义务的范畴如何界定呢?在上述所有定义中,有的称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有的称之为“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有的称之为“刑法所要求的义务”,尽管说法不一,但在对义务的具体认识上,传统理论一般都认为有三种情形11,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例如税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其二是行为人职务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
如消防队员的救火义务;其三是行为人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
最初确立不作为的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一般原则的是费尔巴哈。
他认为,不作为行为承担责任,必须将具有法律意义的根据作为义务前提3。
这种法律意义的根据,他认为有法规和契约两种。
之后,另一位学者斯图贝尔根据“生活的实际感受以及明白的法感情“,提出先行行为也是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之一。
将先行行为作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大大地动摇了费尔巴哈以来所确认的从法律和契约中寻求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的学说,为从超法规的立场出发,探索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的立场开辟了道路。
之后,德国学者多雷卡在1913年进一步提出,在自己能够支配的范围内存在某种危险状态,并且只有自己才能消除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不管该种危险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行为人都有消除这种状态的义务。
4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前述要求是法定的、形式的作为义务论能够概括得了的。
可见,形式的作为义务论,从其产生的时候开始,关于其发生根据的范围,就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而且,即便在现在,仍然有学者提出,在没有明确地签订合同,但是将置于自己的看护和管理之下的幼儿和伤病者放任不管,致其死亡的场合,或者自己的家里快要起火但是仍然放置不管的场合,都存在应当认定为不作为的的义务来源。
基于这种考虑,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修改刑法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刑法草案中没有将契约作为义务来源,而是代之以“自愿承担行为”或者“事务管理"而在学说界,德国甚至有人提出”密切的社会关系”也是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同样,在日本,关于不作为的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除了法律、法令的规定之外,还有以合同、事务管理以及包括了先行行为、所有人或管理人、财产交易和以一般习惯为基础的特别关系的条理、习惯。
换句话说,在日本,关于不作为的义务来源,尽管也要求必须是法定的义务,但是,在理解上,却将一般日常生活习惯上或者一般道义上的要求也包括在内。
可见,根据形式的作为义务论,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说明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时候,就不应当将其限定于法定义务;但是,相反地,若不将其限定为法定义务的话,则可能出现在伤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情形下,所有从濒临死亡的伤者旁边经过但没有施以救助的人都可能构成承担不作为行为的法律责任的结果。
这显然是和现代社会是权利社会,行为人不能因为没有实施道义上所要求的行为而构成犯罪的理念不符"因此,如果以上述形式的作为义务论来概括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我们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其次,即便退一步讲,将作为义务限定于上述三种情况,但仍然存在许多不明确的地方。
如根据上述通说的见解,法律规定是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宪法是法律规定之一,那么,可以说,宪法规定也是不作为犯的义务根据"如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公民具有“遵守社会公德”的义务。
如果按照这一条规定,则公民的“遵守社会公德”的义务就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行为人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就是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
这种结论显然是和前述不作为的义务必须是法定义务的前提相矛盾。
同样,我们虽然可以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推论出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但是,何为先行行为,其内涵如何,外延有多大,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如交通警察在进行交通运输违章检查的时候,发现有违章车辆意图逃窜,于是开车追赶。
违章车辆的驾驶员看见警车在后面追赶,就加快速度逃跑,结果由于速度太快而翻下路边的悬崖，后面的交通警察见车辆出事之后,就没有继续追赶,而是转往他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