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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的影响冯文婷 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明末清初时期被认为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对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成因、特点、和这一时期的翻译著作做一个综述，由此推出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给当时中国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成因；特点；影响由于受到唯心主义思想的禁锢，宋、元、明各代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方面毫无作为，导致中国在科技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同时，天主教受到新教的冲击，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抢夺信徒，以弥补它在欧洲流失的信徒与权威。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翻译著述活动，将部分西方的知识引入中国。
在这约200年的时间内，这些传教士翻译了西方人文科学、宗教及自然科学等著作437部。
这一举动使得中国人的视野、知识结构以及由此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开阔，使中国迎来了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一、明末清初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十六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自北宋高潮之后，科技领域停滞不前，这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
而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夺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大部分地盘，因此开始向东方扩展势力。
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翻译方法灵活，以读者为中心。
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以西顺中，在不贬低中国文化的前提之下，让士大夫们吸取西方文化，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以确保中国人可以顺利的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知识。
二、明末清初翻译高潮的特点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目的性。
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服务这个最终目的。
而中国的学者们译书的目的除了自身渴望了解世界之外，主要在于想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思想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局限性。
明末清初时期，闭关锁国导致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不高，大多数知识分子毫不重视科技的发展。
交流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探析谢祥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摘要：自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与文化艺术传入中国，掀起了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
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相关影响探析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关键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一、历史背景16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这一时期，欧洲在科学技术上不断进步，杰出的科学巨匠相继产生，伟大的发明和创造不断涌现，各种生产技术也不断革新。
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驱走了中世纪科学文化蒙昧的漫漫长夜。
而中国自明代以后，封建制度日渐衰落，文化上停滞不前，科学技术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
这一客观现实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加强其影响力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由马丁·路德进行的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的势力大为减弱，并失去了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天主教为补偿宗教改革中所丧失的教务和经济利益，开始向东发展，寻找新地盘，争取新教徒，以便恢复中世纪天主教的势力。
同时，“新航路”的开辟也为传教士大规模进行“海外布道”提供了方便。
二、西学东渐的内容传教士主要是通过翻译和编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说来传播西学，其中科技翻译为此中之重。
在天文历法学方面，利玛窦向中国介绍的第一部天文学著作是《乾坤体义》，该书被认为是“西法入中国之始”。
《浑盖通宪图说》，名为李之藻所著，实为利玛窦和李之藻共同合作的第二部分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
[1]在汤若望、罗雅各、庞迪我、熊三拔、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崇祯七年(1634年)终于编译出《崇祯历书》。
后来汤若望根据《崇祯历法》改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还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从而使得在日、月食计算和其他天文计算中较中国古代的传统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明清时期论文：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述评摘要：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政策的阻滞，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文化之林。
16世纪末后西方将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西文化得到一次全面的交流，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觉醒并随时代的变革和民族意识日渐增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伴随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述评一、绪言什么是西学？西学是指西方产生并且传播到东方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学，也泛指西方近代文化总称。
西学这一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明朝万历年间，我国就将欧美等国家传入中国的科学文化统称为西学。
二、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一）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阶层对天文学都极为重视，曾多次进行改革历法，但仍不尽完善。
直到16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测到月食与日食的出现时间，在中国上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撰写《乾坤体仪》和《浑盖通宪图说》等，艾儒略于《天问略》介绍了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而得出的最新天文成果。
明末由徐光启修成《崇祯历书》突破了传统历法的弊端，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数学：中国历代注重历法而历法的推算离不开数学。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的数学著作。
徐光启曾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成”，它取代了中国数学的经典《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数学革命性变化。
明末的《割圆人线表》及《大测》《同文算指》等数学著作的传入，奠定我国算术的基础。
清朝康熙时期，将明末清初的数学传入汇编成《数理精蕴》是一部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代表当时我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地理学：在明末以前，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直到1589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前所未有的地理知识。
测量经纬度、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概念、五带划分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原来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感到震惊，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感。
明清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影响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科技成果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对世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明清科学技术的具体成果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具体成果1. 纸张的制造技术明清时期，纸张的制造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明代杨继盛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古代纸张制作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明代出现了新式苗头，如印刷之需而向上发展的硬纸板，多半用于锁印制作印刷初样。
硬纸版印刷技术，是中国现代包装产业的前身。
清代刘大铭的发明，纸张机械雕刻术，则进一步推动了纸张的发展，使纸张制作效率极大提高。
2. 火药的制造和洋枪的生产明清时期，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火药武器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造诣。
早在明代，人们就已经可以使用火药发射类似火箭的武器，并且在清代，这项技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得火器武器在战争中更加广泛地使用。
火器技术的发展，是中国军事科技的重要成果。
在洋枪的生产方面，明清丝绸出口贸易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常与中国贸易。
十六至十七世纪间，荷兰商人便从中国带回神仙枪，将其复制制造，逐渐衍生出洋炮枪。
3. 航海和海军技术明清时期，中国的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明代，数学家徐光启曾发明过测水深的器具，清代则出现了针标航海法和中圆航海法等新的航海技术，使得中国的航海技术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海军技术方面，明清时期，中国陆续成立了多支海军，并研发、生产了大量的军舰，海上实力远超同期其他国家，如在嘉靖建造了中国古代最强大的大型战船——“宝刀山”，造价高达千万两银子。
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科技成果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经济变革明清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逐渐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劳动的转变，特别是纸张印刷和洋枪制造工艺的发展，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与航海和海军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是一个非常有趣且令人关注的话题。
在这个时期，东西方文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流、融合和冲突，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明清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可以从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角度来看。
西方国家，尤其是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通过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商品和技术。
这些商品包括洋银、毛织品、玻璃制品等，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新奇和便利。
同时，西方商人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统产品运到西方国家，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贸易收入。
然而，贸易交流仅仅是东西文明互动的一个方面。
在明清时期，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
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语言，并将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这种宗教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另外，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学者和思想家。
这些人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带回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思想。
他们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变革，对中国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积极研究西方学问，提出了“实学”的观点。
他们将西方的实证思维与中国的传统思维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
同时，明清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还体现在艺术和建筑领域。
西方的绘画技法和透视法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西方的建筑风格也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附楼、拱门等元素的引入。
这种东西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建筑的发展。
此外，明清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还反映在食物和饮食文化方面。
随着西方贸易商人的到来，很多新的食物和烹饪技巧传入中国。
例如，西方的马铃薯、玉米等作物被引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传统食物之一。
同时，西方的烹饪技术也对中国的烹饪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烤肉、炖菜等西方烹饪方法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总之，明清时期的东西文明互动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涉及到贸易、宗教、学术、艺术、建筑、食物等多个领域。
【关键字】历史【步步高】（江苏专用）2017版高考历史大二轮总复习与增分策略板块一中国古代史第3讲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迟滞一、明朝(1368～1644年)1．中央(1)丞相制度废除：废丞相，由皇帝亲自掌管六部。
(2)内阁制度形成：明太祖时设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明成祖时内阁出现。
(3)选官制度：明朝实行八股取士，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4)监察制度：在中央设有都察院和监察御史，又设六部给事中，负责监察百官。
2．地方(1)地方废行省，设三司。
(2)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分管地方监察和司法。
二、清朝前期(1644～1840年)1．清朝初年：设内阁、六部，负责奏章票拟，军国机要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定夺，皇权受到限制。
2．康熙时期：设南书房参与机要，与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三足鼎立，集权于皇帝。
3．雍正时期：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每日跪受笔录，军国大事由皇帝裁决。
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了君主专制。
1．历代强化皇权的举措及结果(1)秦：三公九卿制下三公虽分工各有所侧重，但丞相权力相对较大，对皇权构成一定的制约。
(2)西汉：皇帝任用身边的侍从、秘书，担任尚书令、侍中，参与军国大事，削弱相权。
(3)隋唐：完善三省六部制，用分割相权的办法来加强皇权，提高行政效率。
(4)宋：宋太祖通过分割军权、财权乃至行政权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相权再衰落。
(5)元：中书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六部归入中书省，相权有所加强。
(6)明清：彻底废除丞相一职，设置秘书或顾问机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如明代的内阁和清代的军机处，其中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专制皇权达到顶峰。
2．集权于上、分权于下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1)变革中央机构：如秦设三公九卿制；汉设“中朝”；隋唐三省六部制；明废丞相，设内阁；清设军机处。
(2)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北宋设知州、通判和转运使；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朝废行中书省，设三司。
(3)注重对官吏的监察：秦朝设御史大夫兼理国家监察事务；汉代设置刺史；唐朝时设道，作为监察区；北宋设置通判监督知州；明朝设提刑按察使司、厂卫制度。
明清之变与近代中国的衰落作者：绎心摘要：自从两千多年前到18世纪，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隋唐呈现出了极盛大的状态。
可明清制度的转变和全方面的抑制使刚刚融入世界的中国走向衰落，给后世带来深深的烙印。
本文第一二部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论述,封建制度已经垂垂老矣,政治松动、生产关系新因素产生并发展、包括科学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出现新动向,而西方传教士也恰逢其时地来到中国,给中国带了新的价值观念,此时的中国已经为社会转型和科技转型做好了充分准备。
然而清朝却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生产力的削弱、生产关系的抑制、启蒙思想的打压，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起到迟滞作用。
最后一部分从讲述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科技表面繁荣的现象中分析了清朝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从而有力的为本文的中心论点佐证。
关键词：明清之变社会转型衰落一、明末以前中国社会的合规律发展清朝以前的中国史,独立发展,从未中断,无论是疆土的开发、民族的融合、经济的进化、文化的演进,都走着自己的独特道路,创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的东方典型模式。
到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完全烂熟而进入它的末期,新的经济关系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的文化思潮和规律地开始萌芽生长。
明朝后期,封建社会己经完全烂熟并进入它的衰败阶段,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虽然在封建主义严重摧残下,还是顽强的破土而出并生长。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强大的异族虎视耽耽,亡国危机迫在眉睫。
面对着岌岌可危、即将倾覆的危局,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如黄宗羲、王夫之以一定的历史自觉,异口同声地用“天崩地解”、“天崩地裂”等惊心动魄的字句描绘自己所处的时代。
这些启蒙大师们以锐利的目光观察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旧生产方式支配之下的自然经济的巨大分解作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和新兴市民的反封建运动所暴露的腐朽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明中叶以后,皇室、权贵和豪绅地主队土进行疯狂掠夺,在土地兼并的狂潮中,农名的负担越来越重,千万小农被迫从土地上离开。
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这个时期不仅自身有着独特的文化特点，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与传播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本文就从几个方面来探讨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内容、方式及其影响。
一、文化交流的内容明清时期文化交流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艺术：明清时期，文学艺术是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苏轼、李清照、元好问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明清时期流传甚广。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文学艺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北京文学、浙派词派等。
这些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2. 科技知识：明清时期，中外科技交流逐渐增多。
尤其是明朝末年，徐光启、李之藻等将西洋数学、天文、药物等方面的知识引入中国。
这些知识的传播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宗教思想：明清时期，西方宗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信仰带入中国，在传统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基督教文化。
同时，中国佛教思想也得到了传播，如光明顶藏经洞在明朝时期被发现，释永信等高僧也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发展。
二、文化交流的方式在明清时期，文化交流的方式十分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书信往来：书信往来是明清时期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许多著名文化人物之间经常通过书信交流思想，借此传递文化信息，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2. 交流参观：明清时期，文化人物之间的交流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许多文化人物通过参观考察，交流心得和体验，借此传递文化信息。
如明代的“南巡”和清代的“游园”就是重要的交流参观方式之一。
3. 出版发行：在明清时期，出版发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
众多出版机构在中国各地建立，并且通过印刷和发行图书等文化产品，将文化活动推向了更广泛的范围。
三、文化交流的影响在明清时期，文化交流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西传及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明末清初欧洲许多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在华传教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这对欧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标签：传教士中国文化16世纪末期,西方天主教中的耶稣会来中国进行传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大,传教士们为了便于在中国立足和开展传教活动,不得不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
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被耶稣会士大量介绍到欧洲。
一、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汉学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有关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的研究在语言方面,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著有《汉语初步》和《中国词汇》等书,白晋著有《中法字典》。
法国传教士罗若瑟的《汉语札记》一书,是专门研究中国语言的性质及其构造的。
此外,乾隆时期的传教士钱德明出版了《满法辞典》和《满洲语文字典》等书。
在历史方面,有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十卷本《中国史初编》介绍到“当西方处于洪荒之时,中国已出现了君主制的国家,而且一直延续下来,从未间断,所以诺亚就不可能为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就不可是中国人的始祖了。
”此后有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柏应理的《中国史年表》、巴多明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另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满蒙地区的史地也有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张诚通过先后八次游鞑靼地区的见闻和心得所编成的《鞑靼记行》一书,以及刘应所著的《鞑靼史》,曾为西方史学家研究鞑靼史的最早著作。
在地理方面,欧洲人对中国舆地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旅居多年的耶稣会士,如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雷孝思的《皇舆全图》,冯秉正的《中国概况》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卫匡国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属于福建行省管辖的。
利玛窦论证了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并用欧洲先进的科学仪器测量了中国的疆域四届,向欧洲介绍了长江,黄河。
二、有关中国典籍及哲学思想的研究耶稣会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极力将原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相结合,用“天”、“神”、“上帝”来附会基督的教理和中国完全相同,将大量的儒家经典介绍到了欧洲。
明清时期的科学与技术传播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科学与技术传播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多个重要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并且积极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传播。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科学与技术传播。
一、科学书籍的传播在明清时期，科学书籍成为了主要的科学与技术传播媒介。
众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通过出版书籍的方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发明创造进行传播。
这些书籍往往通过出版社或书店进行销售，也会通过家族、师徒等私下的方式传播给有需要的人。
科学书籍的传播使得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研究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应用。
二、科学院与技术学派的传播明清时期，科学院和技术学派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科学与技术传播作用。
科学院是由一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研究机构，致力于科学理论的研究与推广。
技术学派是一些专门从事某种技术领域研究的学术团体，他们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将自己所研究的技术传授给学生和社会。
科学院和技术学派的建立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三、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交流明清时期，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积极与外界进行交流。
一方面，他们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拜访外国学者等方式获取外界最新的科学与技术成果。
另一方面，他们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写信、面谈等方式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
这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交流促进了中外科学与技术的传播与融合。
四、科学与技术的普及教育明清时期，科学与技术的普及教育开始得到重视。
一些学者和大臣通过撰写科学与技术普及读物、开办科学讲座等方式，向广大民众普及科学与技术知识。
这种普及教育的方式，使得科学与技术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和技术领域，更加贴近人民群众，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总结起来，明清时期的科学与技术传播以书籍传播、科学院与技术学派的传播、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交流、普及教育等方式为主要形式。
这些传播形式使得科学与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科学与技术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而且为后来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试论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中西科技会通之影响 摘 要：
本文通过论述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士人学者参与中西科技会通事业产生的影响，从士人参与科学研究的动力、互动形式以及科学知识传播的社会形式等角度，考察了科学在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我们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其特殊的科学发展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之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党社运动孕育培养出的精神气质和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一研究为我们深入、全面了解近代以前中国科学的演进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明清之际 党社运动 中西科技会通 科学研究动力 科学发展机制
引 言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明清之际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无疑与十六世纪末基督教文化的西来有关。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宗教、哲学和古典科学以及部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了中国。尤其是这后两者，为清代中后期我国科学由传统走向近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就这段学术史的研究而言，“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可谓是两个关键性的术语。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关注于如下的四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的研究；二是对重要人物及其著述和活动的研究；三是基础性的研究，即对大批书简、档案等历史文献进行的整理；四是关于中西会通与中国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①。就最后一方面的研究来说，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称道的。它们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理清了思路，夯实了基础。然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发生于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同中西科技会通之间的关联却少有学者关注。虽然偶有学者指出，党社运动中，为东林学派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当时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窥得了全豹之一斑。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研究：一是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研究兴趣形成的影响（科学研究动力问题）；二是当时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形式。
一、 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为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创造了契机 具体说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应从“党运”与“社集”两个方面来认识。对党社运动颇有研究的谢国桢先生认为，“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②” 。“党运”主要是指在党社运动的前期，以东林学派为主的东林党，先与齐、昆、浙、宣等党，后与宦官阉党的争斗；而“社集”或曰“社盟”，主要是指党社运动后期（注：社集萌芽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已出现），以复社、几社为中间，发动的文人集会，并参与社会政治的运动。社盟网络了民间许多饱学之士，且与统治机构的官员有所联系，各大社之下均有分社。 此处，我们并不从政党组织的角度来对党社运动进行评述，而只就东林学派和复社士子一脉相承、共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中西科技会通的影响问题展开论述。在时间上，东林学派先于复社产生，此二者的关系，史学界一般认为复社是对东林学派的继承。谢先生说，“继东林而后，就是以张溥、张采等所创办的复社，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③。东林学派创立之际，正值“王学末流”盛行于学界之时，所以，东林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风气，恰是针对于明末士人，受“王学末流”思想的蛊惑，好于空谈心性，致使学风疏薄的情形。由顾宪成、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其讲学的宗旨便是，“论学以世为体，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④。东林学派特别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认为真学问并非是空谈而是贵于实行。如高攀龙说，“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若是个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⑤”。总而言之，东林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反对空虚，讲求实证的务实之学，是关注于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继东林学派之后，复社士子对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继承与推广则更为彻底。首先，就“复社”这个名称而言，其意旨便是“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⑥。其次，从复社的创始人张溥、张采，到社中的骨干力量，如黄宗羲、陈子龙、方以智、顾炎武等人，都是“经世致用”学问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从复社成立之初的评议朝政，到明清鼎革之际的反清义行，再到后期社盟中的士子学者浸身于经世之实学的研究，都能鲜明地体现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著作中论及顾炎武（复社）时讲到，“亭林（顾炎武）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做人为什么专标‘行己有耻’呢？因为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及其末流，许多人谈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亭林深痛之„„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⑦”。 伴随着党社运动，推进“经世致用”之学术风气的是以基督教神哲学与西方科技知识的传人。有学者指出，“实学思潮在治学方法与旨趣上为西学入传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条件，而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又为经世实学的高涨起了积极的刺激和催化作用⑧”； “欧洲最早的算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后来的机械学、水利学和铸炮技术有利于帝国的防务和繁荣”⑨。无疑，“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为西学中科技成分被当时士人所接纳创造了契机。究其原因，则有两方面：一是就学术心理而言，西方的科技知识所负载的实证、实用之意蕴，恰能与士人“崇实黜虚”、“经世应务”的学术心理产生共鸣；二是在学术视野方面，西方的科技知识大大开阔了士人们的眼界，并为他们挖掘“经世致用”之学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 追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为士人学者投身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 仔细考证，我们会发现，明末清初从事过中西科技会通的学者，除了从属于以徐光启、利玛窦、李之藻为主的“西学集团”之学者外，大都有参加过社盟的经历。如以“质测通几”之学闻名的方以智（复社）；精通中西天文历算之学的王锡阐（惊隐诗社）；对中西历算之学有深入研究的黄宗羲（复社）；以及整理编订了徐光启《农政全书》60卷，并著有《皇明经世文编》500卷的陈子龙（复社、几社）。这一现象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讲，“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以上诸位学者，早年在参与党社运动时都曾投入过极大的热情，表现出了强烈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忠贞不渝的气节。如方以智在明朝灭亡后，一直追随南明小朝廷，欲为复明大业效力。但其却屡屡遭到奸人陷害，以致流落于岭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最终遁入佛门。梁启超对其评论道，“他早年才气英发，为复社领袖，晚年间关万里，奔走国难，石烂海枯，乃自逃于阐悦⑩”。黄宗羲则是党社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年少之时就曾以“东林遗孤”的身份在厅堂之上锥刺过谋害父亲黄尊素的阉党分子。之后又曾在复社成员聚集南京时，宣布了《留都防乱公揭》，扶持正义，制止了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此后，又在清军入关之后南侵江南时，率领复社士子，与乡邻组建了“世忠营”，奋勇抗击清军11。而陈子龙则在抗清失败被捕后，投江自尽，其尸首也惨遭斩戳12。又如著名的中西历算会通大家王锡阐，当其得知清军入得关内后，曾几次自
杀报国，终因父母再三劝阻才作罢。 无疑，上述学者的义行是值得后人称道的。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早年参与党社运动的经历对当时的士人学者投身科学研究有无影响？如果有，又是怎样的一些影响呢？对于此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可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找到答案。梁启超在谈到明清之际，遗民学者治学的动机与态度时讲到，“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13”。学者徐海松也指出，“梨洲（黄宗羲）深入研究中西历法，并取得成果，是在他积极投身抗清政治斗争的顺治初年。由于历法攸关国家正统之大事，故新朝颁历乃历代登基大典之一„„顺治四年（1647年），梨洲抗清兵败避居化安山，仍刻苦研治中西历算学，并多有著述14”。王锡阐也曾因为自己徒有一身“绝技”却无法用之于世而自语道，“天同一生（王锡阐）挟过人之才，不获当帝休之隆与时偕行，徒使志拟天地，迹近佯狂，以诡秘贻讥。„„”15，可见他才气不可一世，对于明清兴亡也抱有隐痛。其次，通过研究上述学者中西会通著作的成书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些会通中西科技、经世致用的书籍有很多成于明朝灭亡（1644年）前后。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稿》500余卷（1638年）、《农政全书》60卷（1639年，徐光启原作）；方以智的《通雅初稿》等7部（1630-1639年）、《通雅缀集》等14部（1640-1649年）、《东西均》等9部（1650-1659年）、《医学会通》和《药集》等医书（1658年）、《物理小识》（1665年）、《通雅》55卷（1666年）；黄宗羲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1649年）、《大统历法辨》4卷、《圜解》1卷、《割圆八线解》1卷、《西洋历法假如》1卷（以上诸书均在1679年前）；王锡阐的《西历启蒙》、《历稿》、《圜解》等（约1660年代）、《历说》5篇（1659年）、《晓庵新法》6卷（1663年）16。由这一现象我们可做如下推测，即学者们著述以上书籍的目的，一则是想通过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来挽救明王朝江河日下的政局；二则是在明清鼎革之后，他们仍抱有光复前朝的幻想，而这些知识，恰可用于明王朝复兴之后的各项建设。
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的，为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重要社事之一。顾炎武也曾加入该社，
并与王锡阐结成挚交。参见 谢国桢 著《明末清初的学风》，1982，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