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译本对比 最终版共23页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比较《红楼梦》在传入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

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中一个版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即《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版本由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所译，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

正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古今中外掀起的热浪一样，关于杨霍二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本文将从人口数量，国民观念，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别从政府和人民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两个译本对人物称谓的不同处理方式。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即使是国内的读者，在首次阅读这部巨著时也难免将其中的人物混淆，遑论外国人。

因此，小说中人物名字和称谓的翻译对有心的译者来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悠久、宗族观念浓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而《红楼梦》涉及到的九百多个人物当中君臣、主仆、同僚、亲戚等关系错综复杂。

在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几代同堂，人员之间关系复杂，为彼此区分，亲属间称谓词语数量众多，语义明晰，且长幼有序，如“大姨”、“二叔”、“三侄”、“四弟”等；而西方人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内部，血缘观念比较淡薄，亲属关系松散。

这一点可从下面列举的两个例证中看出来。

①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霍译：“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 ' s wife , AuntWang ⋯⋯”杨译：“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 ' s wife ⋯⋯”杨宪益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他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将“二舅母”翻译为“序数词+ 亲属词”的格式。

读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译不完的《红楼梦》。

据胡文彬先生《红楼梦在国外》一书附录《(红楼梦)外文译本一览表》介绍，《红楼梦》摘译本有7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

总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这还只是1991年前的统计，近十几年来新增加的《红楼梦》译本尚未包括在内，但仅此即可看出《红楼梦》不朽的魅力所在。

由于《红楼梦》向来有中华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翻译工作者们乐此不疲地重译这部不朽之作，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至于英译本，据统计，共有三个零星章节译本，三个节译本，一个前56回译本和两个全译本。

这两个全译本，大家都比较熟悉。

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的分译合成本(n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译前八十回，闵福德译剩余部分，以下简称霍译本)；另一个是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

前56回本由英国驻澳门副领事H．Bencraft Joly译成，书名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以下简称Joly译本)。

因手头有这三个译本，时常品读比较，倒也发现一些趣味。

其中关于“乌龟”和“忘八”的翻译涉及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其翻译颇见功力。

三个译本各有章法，足可借鉴。

不敢独享，愿列出一二，与大家一起赏析。

一、《红楼梦》三个英译本中一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比较分析。

在《红楼梦》第28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

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来。

”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二、霍译《红楼梦》与杨译《红楼梦》之比较霍氏译本与杨氏译本在历经了30多年的大量传阅之后，都被认为是传世之作。

（1）两个版本中的人物姓名的不同翻译杨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的是威式拼法，大多数名字都是译音。

如：贾政（Chia Cheng），宝玉（Pao-yu），黛玉（Tai-yu）等。

威氏拼写法沿用的是英语拼写的规律，由于英语发音与拼写之间并无规律可循，因此常出现一种拼法多种读法的现象，如作品第十回中出现的金荣与秦钟二人被分别译为Chin Jung 和Chin Chung，两个不同姓氏的人居然变成了同一姓氏，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霍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的策略，且译音法使用的标准是《汉语拼音方案》。

对于作品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霍克斯大多采用的是译音法进行翻译。

如：贾政（Jia Zheng），宝玉（Bao-yu），黛玉（Dai-yu）等。

借助汉语拼音可以使原著中人物名称做到一人一音，避免混淆。

霍克斯深谙中国文化，他对作品中的一些下层群体的人物名称还采用了译意法。

这些汉语名有的反映出其主人的显赫地位，如：琥珀（Amber），珍珠（Pearl）等；有的则体现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如：袭人（Aroma），晴雯（Skybright）等。

不同的译名法在作品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杨氏译本采用的译音法更为广大英语国家的读者熟悉，符合西方人取名发音的习惯，但在艺术气质的表现力上却有所欠缺，无法完全传达出曹雪芹原作中要表达的一些信息。

霍氏译本把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虽然不为大多数西方读者所熟悉，但是具有一定的新意并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性。

（2）典故与双关的不同翻译在文学作品中，典故和双关是两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被众多作家所采用，它们能够生动地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而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典故与双关又是一个难点，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其含义，又不失作品原有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两种译文对比赏析??《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中的传世佳作。

全书通过一个贵族官僚家庭的盛衰历史的描述，塑造了一系列的优秀的典型人物，并对腐朽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解剖和强烈的批判，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叙事作品。

从《红楼梦》成书迄今，己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期间曾多次被翻译成外国文字。

在众多的翻译版本中，有两版译文尤为读者所乐道。

其一为：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以下简称为杨译）；其二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为戴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译（以下简称霍译）。

?杨宪益先生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越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

Hawkes为当代英国汉学家，红学家。

对比品读两位的译文，可以发现，杨先生的翻译视忠实更重；而Hawkes之译文则更倾向于一种“交际翻译”，“旨在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效果”。

（喻云根 1986: 36）?本文以《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为例，试对比赏析以上两种版本的翻译，品评两位分别在传递文化，语言意义对等转化，以及修辞的翻译三个方面采取翻译策略的差异和各自产生的不同效果。

?首先，从文化传递角度看，杨译较为严格遵守忠实于原著，甚至逐字句试图保留原汁原味。

而霍译本则更侧重于以英文读者的语言习惯为准，在文化含义翻译时多参照了译文读者自身文化中的对等意象，以便于使此些读者更易理解接受文中之义。

以下试举例对比赏析。

?《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描写了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初进贾府的情景，在这一回里，别父离乡的黛玉初进贾府，投奔其外祖母，作者让读者跟随着黛玉的脚步，以黛玉与贾府众人见面相识的进程为线索，详尽生动的描绘了一幅中国古代贵族大家族的生活画卷。

其间亦不乏生动跃然的人物刻画，跳脱如凤姐，宝玉，于无声处自有感受如黛玉，涵盖全面如探春，迎春，惜春三姐妹。

《红楼梦》三个全译本回目翻译对比魏淑遐【摘要】《红楼梦》迄今有三个全译本,但是学界只关注霍克斯和杨宪益的两个译本,邦索尔译本一直鲜为人知,论者更是寥寥.引入邦索尔译本,相当于引入一个参照系,将三者的前80回回目相互参照比较,发现霍译灵活,杨译严谨,邦译刻板,相互衬托出各自的特点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人对三个译本的偏颇见解.【期刊名称】《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2【总页数】10页(P122-131)【关键词】红楼梦;回目;翻译;对比;邦索尔【作者】魏淑遐【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36202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2关于《红楼梦》全译本的总体风格特点，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偏异化，霍克斯、闵福德译本(以下简称霍译)偏归化［6］10，而邦索尔译本(以下简称邦译)“体例完整，规模浩大，文字严谨，紧扣原文”［12］206，也偏于异化。

单就回目而言，有学者认为“杨译简洁，霍译翔实;杨译着重直译，霍译着重意译;杨译平铺直叙，霍译语言生动”［6］1-18;邦索尔翻译的回目“再现了原文巧夺天工的语言美、物我两忘的意境美、活灵活现的形象美和自成一家的风格美”［13］82-86。

笔者借助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许家金博士等研制的语篇难/易读性分析软件Readability Analyzer 1．0对三个译本回目的形符、类符、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平均句长、高频词等语料数据进行了统计，详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形符和类符数杨译最少，邦译最多，说明杨译最为简短，邦译最为冗长。

标准类符/形符比霍译最小，杨译最大，说明霍译的词汇密度最小，杨译密度最大。

平均词长杨译最短，霍译和邦译相同，说明杨译选用的单词较短，霍译和邦译的用词较长。

平均句长杨译最短，霍译居中，邦译最长，其中霍译和邦译较为接近，与杨译差异明显，说明杨译的句子较短，霍译和邦译的句子都较长，这与形符和类符数所反映的特点一样。

《红楼梦》两部译本中的翻译风格比较《红楼梦》两部译本中的翻译风格比较《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更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号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文化。

对《红楼梦》的翻译也因其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翻译版本之众多而受到译学界的重视。

目前已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 ,其中以两种英译本影响最大:一是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杨宪益、戴乃迭合译(以下简称杨译) ;二是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由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以下简称霍译) 。

这两个译本风格迥异,但各有特色。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其中“杨译本”更忠实于原著,对原文理解深刻,深得原意;并且采用“异化”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直译是他的主要翻译方法, 倾向于“ 语义翻译”。

而“霍译本”采用了“归化”手段,即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英文流畅自然,倾向于“交际翻译”。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 对两译本其中的宗教文化, 习语人名,诗词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分析译者在翻译中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及其不同的翻译目的和文化取向。

1 宗教文化翻译宗教文化, 一直是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一个障碍,译者很难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找到对等的平衡点。

所以译者往往采用概念移植,并且辅以文化阐释,如霍译就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原文中的东方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便于读者理解。

以此来达到,使得译语文本与原文文本有着同样的吸引力。

习语是语言中某些部分经过长期使用自然形成的,寓意深刻,形式固定的短语和短句。

《红楼梦》,中有大量含有宗教意味的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