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礼法之争的评价礼法之争：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原则产生的论争。

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

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应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

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

“干名犯义”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

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

2.关于“存留养亲”。

沈家本等人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3.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

礼教派认为“奸非”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传统刑律予以严厉处罚。

“亲属相奸”更是“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

新律中也应有专门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

“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至于亲属相奸，“此等行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

因此依“和奸有夫之妇”条款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专条”。

4.关于“子孙违犯教令”。

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

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

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5.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

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启示[摘要]清末变法修律就一系列新式法律的制定问题产生了礼法之争。

以史明鉴，通过礼教派与法理派观点的碰撞，分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积极意义，以此得出更加中立、更适应当代立法的启示。

[关键词]礼法之争；法理；礼教一、礼法之争与其焦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着法律自身发展趋势、社会秩序与自然经济的瓦解以及来自列强的外部压力，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全方位的法律改革，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在“中法西法相结合，务期中外通行”思想的指导下，拟定法典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外国法律在中国本土移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就是“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从实质上看，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反映[1]。

它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修订过程中，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

对于《大清新刑律草案》，法理派坚持《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应注重世界各国共有的优秀法规并加入近代以来新颖的学说理念，同时也要在考虑中国本国礼教传统和民情的宗旨下展开[3]。

在酌减死刑、删除比附、更定刑名、惩治教育、死刑惟一五个修改方面的基础上，沈家本等人对于涉及传统封建礼教的罪名和法律条文进行删减与修改。

但是，礼教派对法理派的主张提出强烈反对，认为法理派起草的草案有悖传统礼教。

学界通常认为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大清新刑律》修订中的中国传统封建伦常罪名的删减、修改。

而张晋藩将礼法之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于“是否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4]，实际上是对通说观点的深入。

对于礼法之争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修律指导思想：西方法律原则或传统礼教沈家本主张如果想要学习西方法律的宗旨，那么就必须要认真研究西方人的学说和书籍[5]。

沈家本等人通过研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原理原则，对旧律进行改革，提出删除比附、罪刑法定。

他们认为比附存在以下弊端：在司法中，审判官根据自我的意志，当法律无明确规定时，比照类似的条文使得他人受到惩罚，这时司法者取代了立法者的作用；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若保留比附，使得司法官可以根据自身的意见进行律外适用，就会导致人民无法预测其行为是否合法；比附使得司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更高的地位，由于每个司法官主观判断不同，易造成同罪异罚的局面。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法律不得不与其他种种社会制度一样，被迫接受近代转型。

这次转型是以西方法律与法学进入、清末修律为发端。

在这次转型中引发了是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论争。

“礼”指中国传统的礼教，即法典化的“三纲五常”等纲常名教。

主张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标准，有选择地移植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被称为礼教派。

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法”指西方资产阶级法理。

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作为立法宗旨被称为法理派，又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因法派以沈家本为旗帜，故又有沈派和反沈派之说。

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一、对礼教派的重新认识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对礼教派所持的理论有的研究者简单用“顽固”、“守旧”、“封建遗毒”将其全盘否定。

对礼教派全盘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礼教派的变法思维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清末“礼教派”法律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成熟的一面。

从“礼教派”变法态度来看，是强烈和积极的。

例如，“礼教派”代表人物亲历鸦片战争全过程的魏源，深刻地认识到变法势在必行，他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

”①既然如此，变法就是必然的。

礼教派的领袖人物劳乃宣认为“今天下事变亟矣，国家多故，风俗凌夷，官无善政，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当今之时，犹拘于成法以治之，鲜不败矣。

则法之不得不变者势也”。

故此，劳乃宣认为应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传统法律。

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的一套改革方案，要求改良法制。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摘要清末，由于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再加上本土内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得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吸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迫切在国际上寻求政治地位，变法图强，想要收回治外法权，开始了变法修律。

在如何修律的问题上，效仿西方与遵循传统礼教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简称礼法之争。

它是法律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社会探索“礼、法”协调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争法制近代化晚清社会各种关系因素复杂交织，面对民众运动、列强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思想文化涌入、收回治外法权等问题，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变法修律，秉持着“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既要制定“西律”迎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要求，又要维护“三纲五常”等传统礼制观念。

因此，在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的过程中，观念的相悖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与传统封建礼教势必产生冲突，也引起了备受关注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过程礼法之争始于《刑事民事诉讼法》，经由《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终结于《大清新刑律》。

（一）第一阶段：新型程序法蓝本的夭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学习西方，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单行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但此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在“诉讼权利男女尊卑长幼应该平等，私有财产应该得到政府承认、法律保护”这两个问题上坏明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有违纲常伦纪，并认为仅以改良中国司法不可能使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

《刑事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程序、收回治外法权、法律范畴等方面经不住推敲，效仿西方鼓励个体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企图一步到位，反而操之过急，成为礼教派攻击的致命缺陷，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二）第二阶段：对《新刑律草案》的攻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奏进《刑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并附《刑事总则清单案语》。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作者：吴志辉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7期【摘要】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是中西法文化从冲突、对立走向初步整合、融合的必然产物。

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成为后人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礼法之争” 沈家本张之洞纲常礼教近代西方刑法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发生在晚清修律过程中，围绕沈家本制定、伍廷芳执笔的《大清新刑律草案》，清廷形成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首的法理派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历史上称为“礼法之争”。

双方争论的核心是新刑律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礼教还是近代西方刑法理论。

坚持传统礼教的称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采用西方刑法理论的叫法理派，亦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礼法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的矛盾冲突。

实际上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都未能科学地协调西法和国情的关系。

清末“礼法之争”距今已一个多世纪，但双方争论的主题却历久弥新，传统法与现代法、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今天中国法治建设继续思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因此回顾和反思“礼法之争”，对两派之观点进行反思和评价，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礼法之争”的过程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礼法之争”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修律之目标、立法之宗旨、法律之原理、罪名之废立、罚则之轻重等。

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的具体内容和重点则随草案制定、修改、审核及议决过程而变化，其过程和争论焦点如下：沈家本与张之洞的论争。

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之旨”，改革原有的诉讼审判方式，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是一部迥异于传统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的新型诉讼法典。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及意义清末礼法之争啊，这可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得先知道这礼法之争是咋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新派和礼教派之间有了很大的分歧。

新派呢，想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让咱的法律变得更现代。

礼教派呢，就觉得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教可不能丢，这法律得和礼教相结合。

比如说在关于“干名犯义”这个事儿上就有大分歧。

新派觉得这种封建时期的罪名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应该废除。

礼教派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可是维护家族伦理关系的重要东西啊，要是没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就好比一个家庭本来有一套很传统的规矩，突然有人说这规矩都得扔了，按照外面新的方式来，家里的老人肯定觉得不行啊，这就像礼教派的想法一样。

还有关于子孙违反教令这一规定，新派觉得这不该在刑法里规定，这更多的是家庭内部教育的事儿。

礼教派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要管的，子孙要是不听长辈的话，就得用法律来约束，不然礼教何在呢？这就像一群人在讨论一个孩子不听话该咋办。

新派说这是家里自己教育的事儿，别用法律插手。

礼教派就说，这要是不管，就像放羊一样，孩子不就没了约束，到处乱跑了吗？再说说这礼法之争的意义吧。

这可太重要了。

它就像是一场新旧观念的大碰撞。

新派的想法呢，其实是想让咱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和国际接轨。

这就像一个封闭的小村子，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想把这些好东西引进来，让村子变得更好。

礼教派的存在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守护的礼教也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要是全扔了，就像把自己的根给砍了，这多可怕呀。

通过这场礼法之争，咱中国的法律开始慢慢转型了。

新的法律思想开始一点点地渗透进来。

就好比给一个老旧的房子慢慢地换上新的部件，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在一点点地变好。

这让咱们后来的法律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只是拘泥于传统的礼教约束。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平衡传统和现代呢？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以前大家都觉得礼教就是天，不可违背。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邢程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继续维护其统治，开展了一场以礼教派和法理派之间的争论为主的修律运动，这场思想的大争论被称为“礼法之争”。

本文将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进行阐述，通过对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场争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爭;启示关于“礼”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认为礼与刑都属于法的一部分，起着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的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争论，另一次便是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的论战。

本文将对清末的“礼法之争”做初步的分析，从中探寻出当代的可借鉴之处。

一、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概述1.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大门逐渐被帝国主义打开，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

但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其内部的封建法制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领事裁判权的建立也使得国家主权大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清政府为继续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大量修改法律，进行一些的改革运动。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着在明确的等级制度，清王朝时期亦是如此，其表现就在于祖宗之制不可更动，所以晚晴时的法律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社会严重脱节，与西方先进制度相比其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清末修律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已达到列强的满意。

因此，清末修律中既把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作为基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礼教派与法理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张之洞的法律思想张之洞生长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在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后更是深知礼教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对礼教大力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