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备课讲稿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启示[摘要]清末变法修律就一系列新式法律的制定问题产生了礼法之争。

以史明鉴，通过礼教派与法理派观点的碰撞，分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积极意义，以此得出更加中立、更适应当代立法的启示。

[关键词]礼法之争；法理；礼教一、礼法之争与其焦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着法律自身发展趋势、社会秩序与自然经济的瓦解以及来自列强的外部压力，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全方位的法律改革，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在“中法西法相结合，务期中外通行”思想的指导下，拟定法典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外国法律在中国本土移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就是“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从实质上看，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反映[1]。

它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修订过程中，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

对于《大清新刑律草案》，法理派坚持《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应注重世界各国共有的优秀法规并加入近代以来新颖的学说理念，同时也要在考虑中国本国礼教传统和民情的宗旨下展开[3]。

在酌减死刑、删除比附、更定刑名、惩治教育、死刑惟一五个修改方面的基础上，沈家本等人对于涉及传统封建礼教的罪名和法律条文进行删减与修改。

但是，礼教派对法理派的主张提出强烈反对，认为法理派起草的草案有悖传统礼教。

学界通常认为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大清新刑律》修订中的中国传统封建伦常罪名的删减、修改。

而张晋藩将礼法之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于“是否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4]，实际上是对通说观点的深入。

对于礼法之争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修律指导思想：西方法律原则或传统礼教沈家本主张如果想要学习西方法律的宗旨，那么就必须要认真研究西方人的学说和书籍[5]。

沈家本等人通过研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原理原则，对旧律进行改革，提出删除比附、罪刑法定。

他们认为比附存在以下弊端：在司法中，审判官根据自我的意志，当法律无明确规定时，比照类似的条文使得他人受到惩罚，这时司法者取代了立法者的作用；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若保留比附，使得司法官可以根据自身的意见进行律外适用，就会导致人民无法预测其行为是否合法；比附使得司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更高的地位，由于每个司法官主观判断不同，易造成同罪异罚的局面。

一 一
听教 令 ”、 弹性 很大 的条 款 ， 只要 子孙违 背 了尊 长 的意志 、 命令 ， 即构 成 了此罪 。 尤其 是在 隋唐 以后 ， 各 代都 在律 例 中规 定 了此罪 ， 并 赋 予 了父 母 很 大 的权 利 。礼 教 派认 为只 有 如 此 规定 ，方 能维 护 尊长 的权 威 ，维 护 家 庭 秩 序 ，保 障社 会 稳 定 。但 是 法 理 派 认 为 “ 子 孙 违 反 教令 ” 这 些 问题 纯 粹 属 于家 庭 教 育 方 面 的 问题 ， 应 另外 设 立 教 育感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化 机 构 、另 外 编 纂 法律 予 以 调 整 ，而 不 必规 定 于刑法 之 中 。
（ 五 ）关于子孙卑 幼能否 对尊 长行使正 当防卫权 问题
在 中 国历 史 上 ，各 代 都 赋 予 父母 极 大 的 权 利 ，可 以对 子女 发 号教 令 、施 以惩 戒 、包办 婚 姻 ，甚 至 可 以剥夺 子女 的财 产 和 生命 。礼 教 派 认 为 ，依 照 中 国传 统 的 道德 和法 律 ， “ 天 下 无 不 是 之父 母 ” ，子孙 对 尊 长 的 教训 、惩 戒 ，只 有 接 受 ，而 绝 无正 当 防卫 的道 理 ；法 理 派 则认 为 ，法 应 当是 公 允 、公 平 的 ，是 为 了 真正 保 障 自由 而对 人 民权 利 的一 种 合 理 限制 。 正 当 防卫 就 是 为 了保卫 这种 自由和 权利 ， 任何 人都 没有 权利 剥夺 他 人的 权利 。 因 此应 当允 许 子孙 卑 幼 对 尊 长行 使 正 当防 卫权 ，如此 ，法 律 才 是公 平 、公 正 的 ，才 能使 人信 服 ，才 能真正 得 到贯彻 实施 。 以 上 是礼 法 之 争 中最 主要 的争 执 之处 ， 由此 可 以看 出 ，在 修 订新 律 的过 程 中 ，为 了拉 近 中西 方 刑事 法 律 的 距 离 ，法 理 派 势 必要 引进 、 吸收西 方 先进 的刑 法思想 与刑 法 制度 ， 而这些 引 进 、 吸 收 的方 针 也 自然会 对 中 国传统 的价 值 体 系 、刑 事法 律 制 度 造 成 一定 的 冲击 ，而 这 些 冲击 都 成 为 礼 教 派攻 击 的 口实 与对 象 ， 并 引起 了整 个 保 守 势力 的激 烈 反对 和 攻 击 。在 修 律 的 一系 列 方 针 问题 的争 论 中 ，礼 教 派 的 观点 实 际 上是 包 括 清 廷 、社 会 上 层 贵 族 、士 大 夫 在 内 的整 个 中 国保 守 势 力 观 点 的 总概 括 。 因此 ， 这 场争 论 ，充 分体 现 了根植 于 中 国社 会几 千 年 的 中华 法 系在 法 制 近代 化 的过 程 中 对近 代 资 本 主 义法 系 的顽 强 抵 抗 。 由 于保 守 派 力量 的异 常 强 大 ，礼 法 之争 的最 终 结果 必 然 是 也 只 能是 法 理 派 的妥协 和退 让 ：法部 针对 礼教 派 的批评 ， 制订 了 《 暂行 章程 》， 并 对前 述 五 个 争 论 问题 做 出特别 的规 定 ，充 分 满 足 礼 教派 所 代 表 的整个 保 守势 力 的要求 。

清末改革之“礼法之争”2500字摘要：20世纪初期，清王朝为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实行改革，而法制改革成为核心，改革中产生了对法律价值取向的争议并形成“礼教派”和“法理派”两大派别，双方就如何学习西方法制，改革旧法展开激烈的争论。

毕业关键字：礼法之争；中体西用；礼教派；法理派1 改革的推行和法理派修律1901年清庭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1]要求中央及地方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上?变法革新之策。

1902年，清政府下达修律诏书，随即又诏令组建修订法律馆，选任法律大臣等相关事宜。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务，并擢派熟知欧美法律的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等帮办修律。

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后派员分赴欧美?p日本考察法制。

沈家本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固以明定法权推行无阻为指归，尤以参酌东西择善为目的。

……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p英?p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

”[2]在这样的认识下，以“博稽中外，参考古今”[3]“模范列强”[4]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则也基本确立。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p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

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

”[5]然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

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

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

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6]。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7]。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法律不得不与其他种种社会制度一样，被迫接受近代转型。

这次转型是以西方法律与法学进入、清末修律为发端。

在这次转型中引发了是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论争。

“礼”指中国传统的礼教，即法典化的“三纲五常”等纲常名教。

主张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标准，有选择地移植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被称为礼教派。

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法”指西方资产阶级法理。

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作为立法宗旨被称为法理派，又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因法派以沈家本为旗帜，故又有沈派和反沈派之说。

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一、对礼教派的重新认识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对礼教派所持的理论有的研究者简单用“顽固”、“守旧”、“封建遗毒”将其全盘否定。

对礼教派全盘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礼教派的变法思维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清末“礼教派”法律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成熟的一面。

从“礼教派”变法态度来看，是强烈和积极的。

例如，“礼教派”代表人物亲历鸦片战争全过程的魏源，深刻地认识到变法势在必行，他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

”①既然如此，变法就是必然的。

礼教派的领袖人物劳乃宣认为“今天下事变亟矣，国家多故，风俗凌夷，官无善政，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当今之时，犹拘于成法以治之，鲜不败矣。

则法之不得不变者势也”。

故此，劳乃宣认为应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传统法律。

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的一套改革方案，要求改良法制。

临的 困境 。
要 列入新刑律 ， 如何列入？ 虽然 ， 在今天看 来 ，礼教派 ” 坚持 的主张 已不合 时宜 ， “ 所 但从 “ 礼教 派” 所力主而终遭 废弃的一些条 款中 ， 我们 可以看 出中国传统法 制的 内
涵 以及 步人近代后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传统法制中的礼
一
、
关键词 ： 札法之争 中国传统法制 例 中图分类号 ： ９ 文献标识码 ： Ｄ２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４ ４ １（ ０ ９ ０ — ７ — ２ １０ — ９ ４ ２ ０ ）５ ０ ９ ０
《 经济￣｝０９ ２０ 年第 ５ 期
● 经济与法
由 清 末 “耆 乙法之 争 ”看 中 国传 统 法 制
●孟海静
摘 要： 清末“ 礼法之争” 是在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下发 生的一次争 论， 它不仅 开创 了中国法制近代化 的先河 ， 而且 第一 次将 中国传统 法制 的本质与特征全 面地展现在 了世人面前 。 传统法制 所维护的以礼 为核 心 的封建伦理纲常 ， 已成为法制近代化的一大障碍。 法律形 式上“ 且 律例 并 行” 严重影响法制的 实际运行。 ， 只有在合理 继承传 统法律 文化 的基础 上 借鉴西方先进法律制度 ， 才能解决传统法制在步入 近代化的过程 中所 面
应利用有 限的 资金 对重点项 目进行扶持 ： 帮助 组 织 人 才培 训 活 动， 立 境 外 的技 术 研 发 和 营 设 销 机构， 等等。（） 供及时 、 ２提 准确 、 丰富的 商业
以统筹并进行宏观指 导和有效监管。例如， 我 国在服 务外 包领域仍 处于产业价值链 条的较
低 端 ， 少发 达 国 家 企 业仍 然把 发 展 中 国 家作 不
１ ２ ９ 年至 １１ 年 ， ０ ９ １ 清政府最高封建统 治集团 ， 在厉行 “ 新政 ” 仿 和“ 行立宪” 的招牌下 ， 进行 了一 次修律 活动 。 这次修律活动是 中国封建法律 向半殖 民地半封建 法律转化 的开始 。但是 ， 由于 中国二千 多年来 维护纲 常等级名分 的封建法律思想根深蒂 固， 因此 ， 在修律 的过尖锐斗争 。 在近代法制史上 ， 斗争被称为“ 这场 礼法

[清末礼教派的法理念]一、目前学界对清末“礼法之争”的研究与定性鸦片战争以来，与世界已有相当隔膜的中国社会揭开了旨在“自强”的近代变革的序幕，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入侵的打击，清廷终于从本能的反应转到主动自觉的回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启动了，清末礼教派的法理念。

1902年至1911年，清政府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在厉行“新政”和“仿行宪政”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在此次政治变革中居重要地位的修律活动。

在修律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刑事民事诉讼法》，特别是《大清新刑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实质上也是清末整个修律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大争论，这次大争论在近代法律史上被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中双方争论的核心在于：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应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原理原则为主要指导思想，还是应以封建礼教为主要指导思想制定新法。

正如当时的《法政浅说报》所说的那样？quot；新刑律为采取世界最新之学理，与我国旧律统系及所持主义不同，故为我国“礼教派”所反对。

“礼法之争，随新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以下的一个发展过程：（一）审议《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模范列强”，制订了中国法律史上的第一个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废弃封建的苛法滥刑，礼教与法律相分离，采用资产阶级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这个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

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大肆攻击，全盘否定这个法典。

清廷循张之洞之议，宣告废除尚未公布的《刑事民事诉讼法》。

（二）签注《大清新刑律草案》。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先后奏上《大清新刑律草案》和该草案的案语，清政府交由各部院及督抚签注意见。

《大清新刑律草案》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法律与礼教相分离的精神，如量刑定罪不依“服制”，废除旧律中“犯罪存留养亲”的规定，故杀子孙无减轻，妻妾殴夫无加重，“无夫奸”不论罪，法学论文《清末礼教派的法理念》。

清末法制改革清末法制改革第一节预备立宪一、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练新军、改官制（裁撤冗员——如督抚同城的巡抚；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等、改刑部为法部等）、发展工商业（如颁布商事法规）、废科举办新学（如1901年要求各级书院改为大学堂、中学堂等；1905年废科举）二、仿行立宪（1）考察宪政载泽所上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2）仿行立宪○1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确立“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原则。

○21908年《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期。

○3设立“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工作机构。

（3）资政院与咨议局○11907年下令设立资政院，1909年《资政院院章》，1910年10月开院。

资政院：立法、财政决议、行政监督讨论后请旨定夺；具有国会的性质，咨询机构。

○21908年批准《各省谘议局章程》为督抚提供相关咨询意见，督抚可以否决其意见（4）钦定宪法大纲作为“预备立宪”阶段的纲领性文件，共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组成。

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大权统于朝廷”。

○1张君权（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2附民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如“十、总揽司法权。

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毕竟为传统上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画出了一个界限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民权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5）《十九信条》1911年清王朝迫于武昌革命风暴，匆匆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企图度过危机，资政院仅用3天时间即拟定，并于11月3日公布。

○1“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2责任内阁制○3国会(议会)有制定宪法、改宪、选举内阁总理大臣、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等权力○4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5民权的缺失第二节刑事法律制度一、修律动因（1）列强允诺放弃领事裁判权（2）刑法严峻二、《大清现行刑律》（1）公布的原因与过程。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摘要清末，由于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再加上本土内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得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吸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迫切在国际上寻求政治地位，变法图强，想要收回治外法权，开始了变法修律。

在如何修律的问题上，效仿西方与遵循传统礼教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简称礼法之争。

它是法律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社会探索“礼、法”协调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争法制近代化晚清社会各种关系因素复杂交织，面对民众运动、列强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思想文化涌入、收回治外法权等问题，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变法修律，秉持着“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既要制定“西律”迎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要求，又要维护“三纲五常”等传统礼制观念。

因此，在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的过程中，观念的相悖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与传统封建礼教势必产生冲突，也引起了备受关注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过程礼法之争始于《刑事民事诉讼法》，经由《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终结于《大清新刑律》。

（一）第一阶段：新型程序法蓝本的夭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学习西方，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单行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但此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在“诉讼权利男女尊卑长幼应该平等，私有财产应该得到政府承认、法律保护”这两个问题上坏明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有违纲常伦纪，并认为仅以改良中国司法不可能使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

《刑事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程序、收回治外法权、法律范畴等方面经不住推敲，效仿西方鼓励个体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企图一步到位，反而操之过急，成为礼教派攻击的致命缺陷，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二）第二阶段：对《新刑律草案》的攻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奏进《刑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并附《刑事总则清单案语》。

评清末新律演讲范文摘要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

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关键词清末新律沈家本仁礼一、背景和起因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清王朝，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以来，更加腐朽4。

政治的黑暗，加之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劳动人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而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有了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昏愦和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战争失败，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在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打击和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特别是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清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时，英、日、美、葡四国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

帝国主义的虚假诺言，刺激了清政府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

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镇压中国人民，反映官僚买办阶级的要求，调整新的社会关系6；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来掩盖其专制统治的实质，欺骗人民，抵制和破坏革命，清王朝不得不对其原有的法律作了一系列较大的修改。

与此同时，法学理论界也作好了准备。

清末改革之“礼法之争”作者：孙超来源：《卷宗》2018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初期，清王朝为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实行改革，而法制改革成为核心，改革中产生了对法律价值取向的争议并形成“礼教派”和“法理派”两大派别，双方就如何学习西方法制，改革旧法展开激烈的争论。

关键字：礼法之争；中体西用；礼教派；法理派1 改革的推行和法理派修律1901年清庭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1]要求中央及地方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上陈变法革新之策。

1902年，清政府下达修律诏书，随即又诏令组建修订法律馆，选任法律大臣等相关事宜。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务，并擢派熟知欧美法律的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等帮办修律。

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后派员分赴欧美﹑日本考察法制。

沈家本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固以明定法权推行无阻为指归，尤以参酌东西择善为目的。

……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英﹑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

”[2]在这样的认识下，以“博稽中外，参考古今”[3]“模范列强”[4]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则也基本确立。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

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

”[5]然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

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

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

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6]。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7]。

清末修律礼法之争的历史背景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具体概括如下：
政治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朝统治者在内外压力之下，为了挽救危局，被迫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

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十年间，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了频繁的立法修律活动。

法律背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清政府意识到传统法律制度的不足，开始寻求法律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然而，这一过程中引发了礼法之争，即关于法律应如何改革以及传统礼教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的争论。

社会背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日益明显。

一方面，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社会的进步，一些人开始呼吁改革传统法律制度，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这种社会背景也为礼法之争提供了土壤。

在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全盘肯定封建伦理纲常、是否应较多地吸收西方法律精神以及是否应将法律与道德、刑事制裁与行政处分作必要区分等问题上。

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认识差异，也客观上对近代传播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立法之争的过程所谓“礼法之争”,是指保守的“礼教派”和革新的“法理派”围绕修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制度进行的争论。

维护传统礼教精神,主张法律应与礼教结合的称为礼教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近代法制精神,法律应与传统的礼教相分离的称为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张之洞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进行争论；第二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劳乃宣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及其《附则》5 条进行争议；第三阶段，双方各以杨度和劳乃宣为代表，在资政院里就关于立法宗旨和少数条文进行争议。

为了通过修律收回治外法权，法理派在制定《大清新刑律》时比较注重西方列是否能够认同，在移植西方先进法制的过程中对法律移植的本土化问题没有充分考虑，过于强调西方所注重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但是“弱国无外交”，通过修律就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一点上，礼教派比较明确，认为“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弃置不顾，全装外国格式之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效也。

”对于《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礼教派的意见比较实际，而法理派则急于求成，因此在客观上说，礼教派的争锋“纠正了在功利心态下，法律移植过程中过分西化的倾向”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刑事诉讼法》，采用律师制度及陪审团制度及其他一些西方法律，当即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反对。

张之洞认为使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是“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道。

”理由是“中国立教首重亲亲，定律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有罚……”并以《奸非罪章》中无和奸无夫妇治罪条例，指为败坏礼教，得到很大响应。

同时，张之洞认为，律师制度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陪审制度使“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词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

”应该看到，张之洞对律师、陪审制度的反对，是很有些道理的。

清末礼法之争作者：王姝苏顾盈颖来源：《检察风云》2016年第14期1902年至1911年，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清政府进行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修律活动。

围绕着修律指导思想的确立问题，出现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又称家族主义派、国情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从1906年至1911年，双方产生了继春秋战国争论之后，中国法律思想领域的第二次大规模争论，史称“礼法之争”。

最终，《刑事民事诉讼法》未予公布即废，而《大清新刑律》未及资政院全部议完即由清王朝上谕颁布。

清末修律的动议20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

一方面，采取“以华治华”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危机。

慈禧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论调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激起了很大民愤，为了挽救危局，慈禧只好暂时抛掉“祖制”，宣布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仓皇西逃的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极言变法之必要，痛斥戊戌变法之荒谬。

光绪二十八年，法律改革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二月初二，清政府下诏命令出使各国大臣搜集各国法律，以资修律时参考;同时命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列者，报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始编纂”。

根据这道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保举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修律。

光绪三十年法律馆开馆，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莫瑞等任修律大臣主持修律。

修律大臣们认为，中西的刑制和罪名有着很大差别，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刑罚比西方的更为严厉。

正因为这样，外国旅居中国的人以此为借口，不愿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修律大臣随即指出了三种最重之刑：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

他们称这三种刑法不变通废除，指望别人受我法律约束，无异南辕北辙。

由于当时清政府最关心的就是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提议很快得到认可：今后凡是死罪，到斩决为止，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缘坐各条除知情者治罪外，其余均予宽容;刺字等项永远删除。

试述我国历史上的两次礼法之争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摘要：中国封建传统法律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社会稳定的上层建筑，而且对东方世界的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主要是沿着理智与法治的道路前行的，特别是礼治对于人民思想上的禁锢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打造了牢固的基础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种思想都不能始终占据牢靠的社会统治地位，历史上的两次礼法之争对我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字：社会基础斗争思想社会影响正文：先秦时期的礼法之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经济上土地制度由分封制到私有制转变，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逐渐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政治上，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转变为由诸侯出，士大夫阶层得到广泛发展，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逐渐摆脱周天子的束缚，实行其兼并政策。

其他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那个名存实亡的周朝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批判其他学派的思想，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周初，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方针。

这一治国思想带来了西周前期奴隶制的繁荣，从而使人对这一思想奉之如圭臬。

但是它并没有象周公所希望的那样使周王室永享天命，至厉王、幽王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虽然仍遵循这一方针，但还是不能挽救周王室衰落的命运。

先是周郑交恶，桓王被射中肩；接着五霸争盟，天子反被诸侯所召；再后七国称雄，天子完全被冷落。

这一系列事实，不能不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

社会的变革引起了礼法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在意识形态上实是由“礼治”到“法治”慢慢转变的历史。

春秋前期和中期，礼治思潮还占主导地位。

春秋后期，也即子产和孔子生活的时代，“法治”思想开始出现，并且两者发生了第一次论争。

春秋社会末年出现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主张维护周天子统治的大思想家孔子开始了他艰难的维道路程。

首先孔子认为社会出现诸侯兼并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是因为人民没有再坚持周公时代制定的礼乐文明，尊尊亲亲，伦理道德，君臣有别的冠冕已经别一些有非分之想的认识打破，所以说他极力倡导用礼来规制人民的思想，达到以前的尧舜治世。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邢程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继续维护其统治，开展了一场以礼教派和法理派之间的争论为主的修律运动，这场思想的大争论被称为“礼法之争”。

本文将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进行阐述，通过对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场争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爭;启示关于“礼”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认为礼与刑都属于法的一部分，起着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的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争论，另一次便是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的论战。

本文将对清末的“礼法之争”做初步的分析，从中探寻出当代的可借鉴之处。

一、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概述1.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大门逐渐被帝国主义打开，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

但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其内部的封建法制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领事裁判权的建立也使得国家主权大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清政府为继续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大量修改法律，进行一些的改革运动。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着在明确的等级制度，清王朝时期亦是如此，其表现就在于祖宗之制不可更动，所以晚晴时的法律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社会严重脱节，与西方先进制度相比其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清末修律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已达到列强的满意。

因此，清末修律中既把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作为基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礼教派与法理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张之洞的法律思想张之洞生长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在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后更是深知礼教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对礼教大力推崇。

中国法律思想史讲义徐海涛授课计划导论第一章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奴隶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神权法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第二节维护宗法等级的礼治与“明德慎罚”思想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法律思想第一节春秋时期革新家的法律思想（管仲、子产、邓析）第二节儒家的法律思想（孔子、孟子、荀子）第三节墨家的法律思想（墨子）第四节道家的法律思想（《老子》、《庄子》）第五节法家的法律思想（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管子》、韩非）第三章秦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和酝酿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与法家思想的破产二、从黄老到以儒为主的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第二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形成过程、内容和基本特点）第三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局部深化（基本理论、刑事制度、婚姻家庭方面）自学辩论：“春秋决狱”利大于弊VS“春秋决狱”弊大于利第四节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理学的兴起、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律思想第五节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了解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点、重点讲述以黄宗羲为主的启蒙思想第四章中国近代的法律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第一节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法律思想（龚自珍、魏源）第二节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法律思想（洪秀全、洪仁玕）第三节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法律思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第四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第五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孙中山、章太炎）第六节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及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学习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张国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3月第1版参考教材：1.《中国法律思想史》武树臣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2.《中国法律思想史》杨鹤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阅读书目与网络资源：1.《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2.《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情理法与中国人》范忠信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武树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张晋藩，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6.《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法律思想网 /8.法史网 /9.中国法律文化网 /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承办/default1.asp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10、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课堂http://202.207.96.9/open/fzs/ZJFD/b1.htm第三部分讲稿正文导论一、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国自古以来各种法律观点、学说和理论的内容、本质、作用、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演变和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过程与规律，以及它们与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的关系。

第七章清朝的法律（下）：清末修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中国政府开始丧失其部分主权。

从1901年以后，清朝政府在各种危机和革命中，被迫进行内容广泛、意义重大的变法修律活动。

这直接导致了中华法系母法系统的解体，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向近现代法律制度转型。

第一节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的丧失从大约1770年开示，英国商人便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运鸦片，到1830年，大量的鸦片输入已经给中国社会（财政、经济等）带来严重的后果。

开明的官员与人士纷纷要求杜绝鸦片输入。

于是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战败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埠条约》等，割让主权。

一、由五口通商大臣到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事务，当时由两江总督耆英兼任。

后来又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对外事宜。

二、由协定关税到总税务司控制中国的关税、内政与外交根据南京条约，通商口岸议定了各项进出口税率，从而使中国再不能自主决定关税税则。

英美法三国以协助征收关税为名，成立了上海关税务司，垄断了上海海关税务。

后来，成立了总税务司，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但由外国人帮办。

总税务司不仅控制了中国财政，而且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三、由领事裁判权到全面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和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中国司法主权开始受到践踏。

从唐朝开始，处理涉外案件的法律原则是：化外人同类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以法律论，借以维护独立的司法主权。

鸦片战争前，清朝也遵循此原则。

比如，康熙18年，英国商船防卫号停泊黄埔时，水手殴杀华人一名，为此改船留下几名水手，在中国人手下做囚犯。

康熙61年，英乔治国王号一名水手误杀一名儿童，赔偿2000两。

道光元年，美船艾米莉号水手以瓦罐投向卖水果船上的中国妇女，使其落水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