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_焦点及趋势_林书武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刮痧》中的隐喻翻译作者：李斌李桂芝来源：《时代教育·下半月》2014年第04期摘要：本文以电影《刮痧》为例，探讨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阐释了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的思维过程，以期对隐喻方面的翻译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概念隐喻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4.0091 引言原语作者有目的地使用隐喻来传递信息，使影视作品中的语言表达更生动、新颖，也反映了中西方文化融合性和差异性。

影视作品中隐喻的翻译不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多维度选择性适应原则，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本文将以电影《刮痧》为例，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更好地翻译英汉语中的隐喻。

2 翻译适应论和概念隐喻的基本概念“翻译适应选择论”指的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适应选择论所倡导的翻译原则是“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间的适应性转换。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做到多维度的适应和转换（胡庚申，2004）。

G. Lakoff和 M. Johnson指出：隐喻无处不在，它根植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中。

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语言系统不同，进而出现不同的隐喻映射，体现出不同的概念隐喻。

3 基于翻译适应论的《刮痧》中的隐喻翻译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相关原则下，“最佳翻译”是“整合时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即：译者在产生译文的同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次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综合。

只有做到“多维度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适当的译文（胡庚申，2006）。

电影《刮痧》以中国爷爷给孙子刮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主题，描述了中美文化在伦理亲情、人权观、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看隐喻在外语词汇学习中的作用作者：徐光琦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08期摘要：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求学习者必须重视隐喻在外语词汇学习中的地位。

然而，目前的外语词汇学习对隐喻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本研究从具有相同语言隐喻和具有不同语言隐喻的跨语言词汇学习两个层面，分别探讨了隐喻在外语词汇学习中的作用，发现隐喻的应用能帮助学习者准确理解和把握外语词汇的意思与用法，更系统、更彻底地掌握外语词汇，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理解困难和应用不当，从而产出地道的外语表达。

关键词：语言文化隐喻词汇学习1.引言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赵贤州（1992）曾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形象地比作积淀于一个民族语言中生命力极强的染色体。

陈光磊（1992）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是由其文化编制出来的，每一种语言的“体”与“用”都是每一种文化特色的体现。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启示学习者在学习一门外语的词汇时，必须要了解这门语言的文化背景。

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隐喻表达式在语言中占到了70%。

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Lakoff&Johnson 1980），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未知的事物（束定芳，1998）。

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学习者在外语词汇学习中经常会遇到理解上的困难。

学习者对二语词汇的掌握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隐喻能力有关（陈海燕，汪立荣，2013），隐喻可以帮助学习者在外语词汇学习中克服由不同民族历史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困难。

2.隐喻研究概述根据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方法，西方对隐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始于语言学家Richards的语义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始于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的多学科研究（束定芳，2000）。

贺州旅游景点英译中隐喻的构建与应用摘要：在旅游景点英译过程中，隐喻的应用非常广泛。

因此在旅游景点英语翻译中恰当理解和构建隐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贺州地区的景点中出现的隐喻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构建，并对景点隐喻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隐喻；英译；文化内涵一、前言在旅游景点英译过程中，隐喻的应用非常广泛。

旅游景点英译中隐喻的构建与普通英语翻译中隐喻的构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又存在特殊性。

其中旅游景点英语中的目标域可以是普遍的事物，也可以是游客文化语境中的事物，而且游客文化语境中的事物常常是目标域的最佳选择。

如果在旅游景点英语翻译中能恰当理解隐喻，就可以缩小中西方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或懂英语的游客更好地服务，进行更好地交流，就能更好地把贺州旅游资源和文化宣扬出去，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同时丰富相关的翻译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扩宽相关领域的研究范围。

因此本项目以贺州的旅游景点资源中的隐喻现象为研究对象，对贺州旅游景点英译中需要理解和使用的隐喻进行分析和构建，并对其如何进行应用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做好旅游英语的翻译提供借鉴。

二、隐喻相关研究西方对隐喻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对隐喻的定义和功能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主要用于文学作品中，并强调隐喻在诗歌中的作用。

隐喻作为极普遍的语言现象，与人类的认知、思维关系密切。

语言中的隐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与工具。

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提及另类领域经验的一种隐喻认知活动。

近几十年来，隐喻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如语言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

自1980年lakoff & johnson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发表以来，对隐喻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la-k off认为语言中大约有70%的表达方式都源自概念隐喻。

因此，隐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空间隐喻视角看《我的父亲》中的方位词摘要：传统上的隐喻研究，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把隐喻当作修辞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Lakoff和Johnson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隐喻，把隐喻看作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思维方式。

本文以汪曾祺的文章《我的父亲》为文本分析对象，以认知语言学的空间隐喻的视角分析小说中的方位词，文章主要从空间方位词本身表达空间概念和隐喻义延申到时间概念和人的情感概念这三个方面对文中出现的方位词展开论述。

关键词：汪曾祺，我的父亲，空间隐喻，方位词1.简介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是江苏高邮人，是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汪曾祺的作品以现代白话文学的方式记录叙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孙郁，1996）。

《我的父亲》全文共四千五百多字，写于一九九二年，汪曾祺的父亲名叫汪菊生，字淡如，文中父亲的形象是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

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本文选用汪曾祺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试图从认知语言学中的空间隐喻视角论述《我的父亲》一文中的方位词。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根据类比的原则所作的隐形比较（implicit comparison）。

柏拉图认为隐喻是花言巧语，做多是修饰性语言，只适用于表达感情，但不适用于政治辩论和科学论述。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都很大，因此，隐喻也一直被当作起修饰作用的修辞格来研究。

20世纪80年代，Lakoff等人谈到隐喻是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这就是隐喻过程。

就是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思维现象。

传统的隐喻理论把隐喻看作是修辞，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Lakoff等人提出将隐喻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更认为人们的生活中隐喻随处可见。

当代西方认知语言学认为，从性质上说，隐喻不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属于认知的范畴，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常见到的隐喻表达是隐喻概念系统的浅层表现（蓝纯，1999）。

高山流水觅知音——隐喻框架下原作者、译者、读者关系初探杨美玲【摘要】翻译活动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身份各异,联系却超出常人想象.历来译界对译者的身份定位甚多,本文尝试引进隐喻概念,试图重新探讨原作者、译者、及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期刊名称】《林区教学》【年(卷),期】2013(000)009【总页数】2页(P48-49)【关键词】隐喻;作者;译者;读者【作者】杨美玲【作者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兰州7300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引言“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

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

”(罗新璋，2005:29)英汉语言具有异质性特征，故而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译者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翻译困境。

“常感到严肃文学作品的译者，犹如一个孤独的征人，长年累月默默踟蹰往返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风餐露宿，备尝辛酸，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译者所受的苦楚也就越深。

”一、译者身份之说早在人们开始研究原作者，译者，及读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前，就有许多学者和研究家将目光投到了译者的身份问题之上，“仆人”说和“主人”说之争更具典型。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大体有两种定位:1.译者隐性论此类说法千奇百怪，形形色色，比喻五花八门:“译者，舌人也”、“应声虫”、“作者肚子里的蛔虫”等等，这类观点强调了原作者至高无上的著作权，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译者的地位，完全抹杀了其作为文学作品再次创作者的自主性。

北美学派最著名的翻译研究学者之一凡努提在1995和1998分别写了《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和《翻译之耻:异质性伦理》，其中的主要观点指向翻译，这一特殊的创作形式在美国已经变成一种无形的实践。

凡努提在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之所以我选用‘隐身’这个词来描述译者，恰恰是为了彰显译者这一群体在当代盎格鲁文化中所处的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他们所进行的各项活动。

从概念隐喻解读汉韩“心마음”惯用语的认知取向吕贞男*〈目次〉1.引言2.汉韩“心”的隐喻认知结構分析2.1源於身體经验的隐喻认知结構2.2源於社会文化的隐喻认知结構3.汉韩“心”字惯用语认知取向的異同3.1汉韩“心”字惯用语隐喻取向的相似點3.1.1实體隐喻與“心”的认知取向3.1.2方位隐喻與“心”的认知取向3.1.3容器隐喻與“心”的认知取向3.2汉韩“心”字惯用语认知取向的不同點3.2.1喻體喻词都不对等3.2.2喻體不同喻义喻词对等3.2.3喻體喻义对等喻词不同4.结语參考文獻한글제요*韩国外国语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博士修了230中國語文學論集(第62號)1.引言隐喻不仅是一種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一種认知现象，與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发展规律密切相关。

自上世纪80年代起Lakoff&Johnson等认知语言学家，从身體经验的角度解释隐喻意义的产生和发展，为研究语言開辟了一個劃時代的方向，促使传统语言学研究转向以认知为焦點，进而證实了人类认识世界是依靠概念和概念系统，即概念隐喻反映着人类的认知基礎，从而證实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具有普遍性。

而人类的认知活动根植於日常的身體经验，但是因为人类所处環境有異，因此形成语言間相異的表达模式。

这個論點與莱昂斯(Lyons)提出的客观存在的底层结構(substructure)，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徵與主观體验的上层结構(superstructure)，即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構、地理環境、價值观、行为准则等，有着一致的见解。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共性来自人类共同的认知能力，即體验哲学观，而個性则受制於生活環境等原因，因此对相同事物，会形成同中有異或異中有同的语言形式。

因此，可以说语言是受着这两種结構系统的制约，这一理論同時反映在汉韩“心“的概念义上。

汉韩语中都有一些由“心”“마음”字(以下稱“心”字)構成的惯用语。

汉语心的本义是“心脏”，由此引伸出“思维器官”和“中心”等义。

文献综述课程：语言学统计方法研究方向：语言学学号： *********名：***目录1.0引言 (2)2.认知语言学在国外的发展 (2)2.1七十年代的兴起阶段 (2)2.2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阶段 (2)3.认知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 (3)3.1八十年代末的引进阶段 (4)3.2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阶段 (4)4.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4)认知语法的文献综述1. 引言认知语言学是近年来代表语言学研究兴起的一个学派或思潮，是21世纪语言学界的一种研究范式，其特点是阐释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认知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认知语法指的是认知语言学框架内所有关于语法研究的理论,包括Ronald W.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Leonard Talmy“概念组织系统模型”、Charles J.Fillmore和Adele E. 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等理论,统称为“语法研究的认知途径”。

[1]狭义的认知语法就是专指Langacker所创立的语法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知语法”。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Langacker的理论体系最完备,影响也最大。

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后者。

认知语法是从人的认知特点这一角度来考察语法结构，其基本假设是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外部世界，而是由人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中介。

其更注重寻找语法结构形成的理据，并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种种认知方式是如何形成和约束语法构造的；深入解释语法规则背后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基础,以及构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仔细描写人脑在使用语言时和形成规则时的心智活动,人们掌握语言单位和构成更大构式的能力。

认知语法尝试给语法范畴和语法构式作出一个较为系统的、一致的解释,从而为语法解释寻找经验和概念上的理据。

2.认知语法在国外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常指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八九十年代得到迅猛发展，盛行于欧洲和北美及其他国家，本世纪已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

隐喻研究新视角傅福英【摘要】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是语言现象和思维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然而,目前,不少国内的隐喻研究停留在词汇层面,应从隐喻的神经元理论说、隐喻的文化传承功能和语用功能等几个视角,开辟探讨隐喻研究的新途径.【期刊名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31)002【总页数】3页(P106-108)【关键词】隐喻;神经元理论说;文化传承;语用功能【作者】傅福英【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赣州,34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学把隐喻当做一种语言修辞现象。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强调隐喻在诗歌创作及修辞学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只看到隐喻在语言中的表现，却忽视了隐喻的认知功能。

当代隐喻研究则打破这一传统观点，赋予隐喻新的涵义，使之成为与多种学科相关联的隐喻学。

当代隐喻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是语言现象和思维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能够对词汇赋予全新的意义、表达全新的思想，它是通向认识未知领域的桥梁和纽带，对隐喻的理解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文化环境。

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使用问题，更是人类思维的问题，而语言受人类知识经验、认知方式、话语功能、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并且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不可公约的规则。

文章试图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怎样用神经元理论指导隐喻研究；隐喻与文化有什么关系；怎样利用隐喻研究推动文化的传承，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一、隐喻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一部关于隐喻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把现代隐喻研究引向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他们指出，隐喻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概念性的特征，隐喻和语言中的其他修辞一样，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认为语言是通过隐喻建构起来的。

230隐喻研究多维视野文/黄莹颖摘要：隐喻研究从一种语言中的修辞现象，发展到一种认知方式，最后融合进人类的活动和行为，涉及由微观至宏观的诸多层面。

本文从隐喻的多维视角进行评述，以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隐喻，促使其向前发展。

关键词：隐喻；认知；应用隐喻研究从亚里士多德时期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修辞学阶段-语义学阶段—从认知角度进行研究阶段，或多学科交叉研究阶段(束定芳，2000a)。

隐喻研究层面从微观上涉及词汇、句法、语篇，从宏观层面上涉及文化、哲学、应用。

历来人们依次对隐喻的本质、隐喻产生的原因、隐喻的功能、隐喻的运作模型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发展出了众多的隐喻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指称说”和“比较说”；昆提良的“替代说”；科特的“转移说”；马修的“变异说”；布莱克的“互动说”等。

因此不难看出，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表层到深层、从修辞到认知、从初级到高级、从语言到思维这一复杂的过程(王松鹤 于林龙2006)。

一、隐喻的自身研究隐喻被认为是一种修辞现象，被定义为“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见《诗学》第二十一章，罗念生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隐喻自身研究还包括隐喻类型、句法语义特征、隐喻的功能、隐喻的工作机制等(王葆华 梁晓波2001)。

隐喻类型从语言结构角度可分为：词语性隐喻、短语形隐喻、复合性隐喻、语句性隐喻、篇章形英语等(蒋光友2005)。

隐喻的句法构成特点，分为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和介词形隐喻(束定芳2000a)。

隐喻的功能从日常语言表达、诗歌、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丰富语言表达效果，充满意向性以及趣味；精确语言表达功能，空缺填补、转换词类；揭示语言发展与变化等(束定芳2000b)。

隐喻的运作模式也是隐喻理论的核心，涉及多个方面的综合贡献：本体、喻体、语境以及其中的相似性。

二、隐喻与认知Lakoff &Johnson(1980)发表的《Metaphors We Live By 》开启了人们对隐喻全新的认识。

第21卷第2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2Vol .21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2003年第2期)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No .22003收稿日期:2002-12-05作者简介:王李霞(1979-),女,山东威海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隐喻探源———兼论我国历史上的隐喻研究王李霞(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摘要:隐喻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课题,而对于隐喻研究的历史大多以西方亚里士多德为源头。

从我国历史上的隐喻研究源头看,我国对隐喻的研究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而且整个研究历史也是比较系统的。

关键词:隐喻;比喻;譬喻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3)02-0102-05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隐喻狂热”(metaphor -mania )和“隐喻革命”(metaphpric revolution )的冲击下,自1992年《修辞学习》上登载了刘宁生摘译的Lakoff 和Johnsohn 的Metaphor We Live By 的有关章节而首次引入西方的“隐喻性概念”的理论之后,10多年来,隐喻也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特别是外语学界的宠儿。

大多数学者也不再简单地将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尝试从美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

但是纵观这十几年我国学者的隐喻研究情况,基本上仍然是以西方的隐喻研究理论为潜在背景。

束定芳先生曾指出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

第一层次为一般层次,主要是限于对国外有关理论的简单介绍和评论;第二层次为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超越了纯粹介绍国外有关理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见解,并可以通过对具体语言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对国外的有关理论作出较为准确、客观的阐释、修正或补充;第三层次为高层次的研究,研究者在深厚东西方文化和语言学功底的支持下,进行自己独立的研究,对一些重大语言学理论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