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陵事件探究《史记》书写的真实性问题田瑞文【摘要】在汉代“死节于边”的文化背景中，李陵的幼稚所导致的兵败被俘自然不被时人所认可，公卿大臣“媒糵其短”正是这一文化观念在当时社会上的客观反映。
但司马迁本于情理之真的逻辑推演，认为有国士之风的李陵不会是真正投降匈奴，李陵被俘初期的表现证明了他推断的合理性。
司马迁既是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叙事者，在客观史实与叙事之相之间，可以看到司马迁追寻情理之真、逻辑之真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本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而来，旨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推演历史可能的走向。
从李陵事件到《史记》书写，司马迁虽看到了事件表层的史实之真，但他追求的则主要是情理之真，逻辑之真。
【期刊名称】《平顶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5页(P63-67)【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李陵;真实性【作者】田瑞文【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李陵事件是指天汉二年（前99）汉匈之战中，李陵兵败被俘一事。
在朝臣皆言其过时，司马迁因称言其有国士之风而被下狱问罪，蚕室宫刑。
因李陵事件而身被腐刑是司马迁一生都抹不去的伤痛，自从他在给任安的书信中，将之与继续创作《史记》联系起来以后，《史记》也被蒙上了一层悲情的底色，李陵事件因此成为后世解读《史记》悲剧意蕴的索骥之图［1］。
诚然，这一事件给司马迁带来的悲情体验是不应否认的，但索之史实，事情却并非全如司马迁所理解的那样，李陵败降所受到的公卿大臣的“媒糵”固然有迎合武帝之嫌，但更多的则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战将败降基本看法的反映；而司马迁本于情理逻辑，以为有国士之风的李陵应不会是真正的降敌，从而在众皆“媒糵其短”的情况下强为之说情，最终祸及己身，酿成悲剧的结局。
司马迁既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叙述者。
通过对客观史实和叙事面向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在众人多注重事实表象之真的情况下，司马迁所追求的却是情理之真，逻辑之真。
李陵率众深入匈奴，连战连胜，威震北狄。
匈奴单于大惊，遣精骑数十万来战。
李陵以少击众，苦战九日，箭尽粮绝，部下死伤殆尽。
李陵知事不可为，遂降匈奴，匈奴单于以其才勇，封为右校尉。
汉武帝闻李陵降匈奴，大怒，欲杀其全家。
群臣谏曰：“李陵有功于汉，不宜诛其全家。
”武帝不从，遂诛李陵全家。
李陵在匈奴，闻汉诛其全家，悲痛欲绝，遂自杀身亡。
李陵事件，世人多以为奇冤。
李陵降匈奴，实乃出于无奈。
匈奴单于残暴，部下无人能敌，李陵虽勇，亦难以抵挡。
汉武帝听信谗言，不顾李陵有功于汉，竟欲杀其全家，实乃不仁不义之举。
李陵之冤，千古传颂。
其英勇事迹，令人感慨万千。
李陵在匈奴，虽为敌国，然其心仍向汉。
匈奴单于封其为右校尉，亦可见其才勇。
李陵若在汉，必能大展鸿图，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然汉武帝听信谗言，不辨真伪，竟将李陵全家诛杀。
李陵在匈奴，闻此消息，悲痛欲绝，遂自杀身亡。
其冤屈之情，令人扼腕叹息。
李陵事件，实乃汉武帝不辨真伪，听信谗言，误杀忠良之奇冤。
李陵事件，亦使后人警醒。
国家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为。
皇帝当以仁义为本，明辨是非，不可听信谗言，误杀忠良。
否则，国家将无忠良之士，百姓将无安宁之日。
李陵之冤，虽已过去千年，但其精神永存。
李陵虽死，但其英勇事迹，将永远流传于世。
愿后人以此为鉴，勿忘国耻，奋发向前，为民族复兴而努力。
译文：李陵事件，古时的一件奇冤。
发生在汉武帝时期，李陵，陇西成纪人，少年时即有文武之才，精通经术，善于骑射，以孝顺和友爱在乡里闻名。
汉武帝听闻他的名声，召他担任骑都尉，派他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意图洗刷汉家的耻辱。
李陵率军深入匈奴，连续取得胜利，威震北狄。
匈奴单于非常惊恐，派遣数万精锐骑兵来战。
李陵以少击众，苦战九天，箭矢用尽，粮食耗尽，部下死伤几乎殆尽。
李陵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向匈奴投降。
匈奴单于因其才勇，封他为右校尉。
汉武帝听闻李陵投降匈奴，非常愤怒，想要杀掉他的全家。
群臣劝谏说：“李陵对汉有功，不应诛杀他的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