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_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

《红楼梦》对传统小说思想和写法的打破马春莲关键字：《红楼梦》人物形象复杂性多义性摘要：自《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诞生以来，数百年中研究不断、争论不休，这部作品何以有如此魅力？竟使无数学者皓首研读、唇枪舌战。

本文单从小说人物塑造的角度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人物性格必须具有多方面性，它才能更为生动有趣。

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迫切要求艺术家能描绘出他的特殊性和个性。

与复杂性相比较，人物形象多义性的塑造艺术，无疑是更加高超更加绝妙。

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对薛宝钗等艺术形象既争议不休而又赞叹不已；不然的话，多义性的人物形象就不会在古今中外文学画廊上如此罕见。

鲁迅先生说：“自从《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先生所说的传统是指“描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是坏。

”《红楼梦》与这种写法大不相同，它所描写的好人，也有坏的一面；而坏人也会有好的时候。

怎样解读这种写法？本文就以小说中几个典型人物为例，对这种写法作番探索。

一、贾宝玉和贾雨村。

《红楼梦》里，贾宝玉算得上是个大大的好人。

他主人人平等，不摆公子哥儿的架子。

兴儿向尤三姐介绍宝玉时说：“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

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

他也不责备。

因此，没有人怕他。

只管随便，都过得去。

”茗烟虽为小厮，却是宝玉的知己，宝二爷的心事，他没有不知道的。

宝玉和茗烟倒有点儿像当今的哥儿们。

他对那些身份低贱的丫鬟、小戏子，平等相处，并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关爱。

在“芙蓉女儿诔”中，一往情深地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奴晴雯加以热烈的颂赞，并对惯用鬼域伎俩陷害晴雯的邪恶势力进行鞭挞。

当小戏子芳官被她的干妈欺负时，他站在芳官一边，说：“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

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贱他，如何怪得！”怡红院小丫鬟春燕曾告诉她娘，”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不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春燕娘听了，便念佛不绝。

宝玉要解放女奴，让所有的丫鬟都获得自由。

他还为在园子里烧纸钱的藕官担不是。

自己被雨淋得浑身冰凉，却还记挂着在地上画“蔷”字的小戏子龄官没处避雨。

他为平儿“理妆”帮香菱”换裙”，替麝月”篦头”，像朋友一样对待。

但是，宝二爷也有坏的一面。

他虽然深深同情身份低贱的丫鬟，可是，有时候也要发发公子哥儿的脾气。

一次，宝玉从薛姨妈处回来，丫头给他戴斗笠，稍不如意，开口便骂“蠢东西！”，宝玉讨厌嬷嬷，却把脾气发在捧茶来的茜雪身上，把茶杯往地上一摔，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跳起来大骂“撵出去！”茜雪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撵了出去，你说缺德不缺德。

贾府抄家后，宝玉收监，可茜雪不念旧恶，到狱神庙去看望，安慰他。

又有一次，宝玉回怡红院，见门关着，一肚子没好气，满心要把开门的踢几脚。

才开了门，一脚踢在袭人肋上，还骂道：“下流东西，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了！”他的挑逗造成了金钏投井而死。

尤三姐自刎，他也有责任。

贾雨村是个投资钻营、贪赃枉法的腐朽的官僚，因在贾政、王子腾的直接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

走马上任之后，第一件要处理的事就是薜蟠打死渊案。

当他看了“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护官符后，得知凶手薛蟠是护官符中不能得罪的人物，还是刚刚有恩于他的贾府王府的亲戚，于是，徇情枉法，胡乱断了此案，把寻找恩人女儿英莲的承诺早已置之脑后，让薛蟠逍遥法外。

并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说是“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贾赦想要石呆子的二十把扇子。

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

”丧尽天良的贾雨村为了巴结贾府，竟讹石呆子拖欠官银。

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给贾赦，弄得石呆子倾家败产，不知死活。

平儿骂贾雨村是“饿不死的野杂种”。

贾雨村还是个恩将仇报的无耻小人。

荣宁两府被抄之前，他正在京兆任上。

他是沾过两府的好处的，怕人家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踢一脚，所以两府到底是抄了。

贾雨村的的确确是个大坏蛋。

但是，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坏的。

当初，他落魄姑，寄居葫芦庙，以卖文作字为生。

那年，甄士隐资助他五十两，起身赴京，大比之期，中了进士，升为县太爷。

为了报恩，他封了百金赠与甄士隐岳父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

得知甄士隐女儿看灯丢了，答应派人找寻回来。

还把初恋情人娇杏作二房。

一年半载，嫡配勿染疾下世，又把娇杏扶作正室夫人。

看来，当初他还挺有情义的呢！如此说来，好人并非一切皆好，坏人也并非一切皆坏。

二、薛宝钗和花袭人。

面对薛宝钗：一褒一贬竟为何晚清光绪年间，两位热爱《红楼梦》的朋友，有一回竟然因为“尊薛贬林”与“尊林贬薛”之争，“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此后两人发誓不再共谈《红楼梦》。

事实何止如此？《红楼梦》传出以来，人们对于薛宝钗的争议就没有停息过。

不但在广大读者之中是这样，而且，红学专家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更为针锋相对。

清代的涂瀛对薛宝钗持否定态度：“观人者必以其微。

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

其可蓄未可量也。

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与！至若规夫而甫听读书，谋侍而旋闻泼醋，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宝玉观其微也。

”同一时代的大某山人燮、太平闲人新之、其泰、哈斯宝等人，对薛宝钗也是全盘否定，切齿之声可闻。

而同时期的评点派王希廉，对薛宝钗的态度却是全面肯定。

他认为，薛宝钗“有德有才”，为人处世“庄重”，“落落大方”，“事事宽厚”，“怒而能忍”，“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如第33回中讲到薛宝钗“既劝黛玉改过，又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第42回写宝钗规劝黛玉，“兰言解疑癖”，是“极爱黛玉，所论亦极光明正大”，等等。

时至现代，王昆仑对薛宝钗“这一位标准闺秀竟认为是虚伪阴险奸诈，故意破坏了宝玉和黛玉的婚姻，非理地纂取了‘宝二奶奶’的地位”的说法表示了怀疑。

认为林薛两人都具备着在人心上占有相当的重量而各有千秋，否则，红楼梦这部大悲剧就不能成立了。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何其芳认为薛宝钗“水亭扑蝶”是“机心”而非有意“嫁祸”；借衣敛金钏儿“讨好王夫人”是“行为豁达”，也“很难说是蓄意使王夫人疑忌林黛玉”，她让贾宝玉看她的金锁，说她“很不正经”，那更是“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

(何其芳《论红楼梦》)聂绀弩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在《红楼梦》原作中，宝玉钗这个人物不是被作者写得很阴险的，作者没有把她当作坏人处理……宝钗岂止不是坏人，而且是个十全十美的人。

美，有文才博学多识；不苟言笑；不爱擦胭脂抹粉穿红着绿；豁达大度；别人说她是什么她不计较。

”薛宝钗令人厌恶的地方是她“不但自己封建，还恐别人不封建”，这在当时正是“君子爱人以德”的高尚行为。

“但从另一方面来想，她自己也是个好女孩子，不过被封建道德毒害了。

因之，同时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是个不幸的人。

”但是，大多数红学专著和教科书，却是对薛宝钗持否定的态度。

梦溪在其《红楼梦新论》中认为，宝钗为了谋取“宝二奶奶”的“宝座”，起先“对宝玉未尝不极尽笼络之能事”。

可是，“后来宝钗经过仔细观察，她发现决定宝玉婚姻的，不是宝玉自己，而是那个素喜谀迎的‘老祖宗’和假慈悲、真残忍的王夫人”，从此她就“用尽心机讨好贾母和王人人”；“宝钗为了降伏黛玉，确实费尽了心机，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曾扬华在其《红楼梦引论》一书中说道：“大量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薛宝钗是一个表里不一、虚伪做作的人物”，”一个使人十分憎恶的现象！一褒一贬，针尖麦芒，霄壤之别——这是何等有趣的现象！对于花袭人，涂瀛在《红楼梦论赞》和《红楼梦问答》中写道：“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

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

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谗人，人忘其谗。

计约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

认为袭人是“蛇蝎”一类的小人。

大某山人燮认为，“宝玉之婢，阴险莫如袭人”。

今人俞平伯认为，花袭人“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陷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是个“狐狸精”。

但是，何其芳却说涂瀛、俞平伯等人的这些评论是“不恰当的”。

庚辰本脂批早已称袭人是“袭卿”，称赞她“贤而多智术”，评她的行为是“可爱可敬可服之至”。

三、王熙凤、探春等人。

作者在小说中既写王熙凤的才干，也写她的权奸；既写探春的刚强，也写她的凉薄；既写黛玉的痴情，也写她的口尖量小；既写薛宝钗的的才华学识，也写她的城府深严；既写妙玉的高洁，也写她的娇情；既写晴雯的正直，也写她的“爆炭儿”般的性格。

既写贾母的怜老惜贫，也写她的溺爱儿。

既写薛蟠“呆”、“霸”之气，也写他的孝悌之情。

至于姥姥，既写她到荣国府打秋风，也写她千方百计把巧姐儿从火炕里救出来。

即使是泼皮倪二,也既写他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但又写他侠义,把十五两三钱银子借给贾芸,不要利息,还不用写借条,帮助贾芸渡过难关,在荣国府谋得了一个差使。

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的写法，贯串于《红楼梦》全书。

毫无疑问《红楼梦》在塑造人物上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成功源自于作者对传统的打破，突出地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上。

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作品取得成功的基本要求之一。

高尔基说得好，“文学是人学”。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优秀的小说，就在于它能从各种环境中的各种人物身上，再现出这种“总和”。

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要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它的情致；而是有许多神汇集于他的胸中，人的心灵是十分丰富的，因而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

只有抽象的任某一种情欲去支配的，它就会显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乖戾反常、软弱无力的性格。

性格必须具有多方面性，它才能更为生动有趣。

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迫切要求艺术家能描绘出他的特殊性和个性。

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来看，把人们面对薛宝钗、花袭人所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解释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来分析薛宝钗、花袭人等人物形象的独创性或创造性，是远远不够的，对小说巨匠雪芹的艺术开创来说，也是不够公平的。

《红楼梦》对“传统的写法”的打破，还表现在于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多义性。

这种创造，首先是对流传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某种传统文学思维的大突破。

在《红楼梦》之前唯一性或单一性的人物形象已经定势了作家们的人物塑造艺术；同时也定势了读者的欣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