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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思想总结胡适（1891-1962）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化评论家、作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改革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胡适强调科学、民主和自由。
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他主张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认为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达到国家治理的最佳状态。
他也非常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主张全面的个人自由发展，反对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
第二，胡适提倡现代教育。
他认为，教育是国家进步的基石，只有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社会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他主张推崇科学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空洞的传统教育。
他提出了“立志志学学”、“东西学结合”等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
第三，胡适倡导文化独立。
他认为，中国必须摆脱对外文化的依赖，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
他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他的“革命三人组”理论，即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进行对照，寻找其中的优点和缺点，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文化支持。
第四，胡适强调实践和行动。
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真正理解和改变社会。
他主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只纸上谈兵、不实践的空谈主义。
他在教育和文化改革方面，不仅提出了理论，还亲自实践，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文化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胡适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
他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追求。
他的现代教育理念，为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思路。
他的文化独立思想，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他的实践与行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
![[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https://img.taocdn.com/s1/m/25134ec5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e2.png)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胡适思想的总结胡适（1891年-1962年）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将对胡适的思想进行总结。
首先，胡适主张思考和实践的结合。
他认为，只有通过批判性思考并将思考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运用。
胡适反对空洞的学院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思想。
其次，胡适提出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完美。
胡适主张学术研究要有实践应用的价值，必须关注社会问题，以改善社会为目标。
第三，胡适强调人的自由和个性。
他反对封建主义和儒家传统对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的束缚，主张个人应该拥有思想的自由和创造的权利。
他认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下，个人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第四，胡适提倡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
他坚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呼吁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制度转型。
他批评中国传统思想的封建性和专制性，并提出了科学思想的重要性。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以实现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
第五，胡适倡导文化多元主义。
他认为，文化应该是多样性的，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他主张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反对排斥和歧视。
他也强调文化的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性，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和谐发展。
第六，胡适主张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他通过倡导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批判了封建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主张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革新。
总结起来，胡适的思想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包括思考和实践的结合、实用主义、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题。
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而李大钊则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表态了，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由此展开.......想要深入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就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把它放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分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间。
政治上, 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 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穷兵默武, 弄得民不聊生, 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经济上, 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外国列强的支持, 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同时, 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加大了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和经济掠夺, 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 封建军阀们的目标则相为一致, 即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逆流, 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面对当时的黑暗状况, 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先进分子们共同苦苦探索的间题。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程（1）“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要紧讲述了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成功》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成功》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李大钊与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合作论、人道主义等各类欧美社会思潮的阻碍。
可是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前途。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熟悉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各类矛盾，熟悉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入侵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公共受剥削受压迫的本源，熟悉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进展规律，从而熟悉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通过不断地求索、辨别、扬弃和实践，他慢慢摆脱各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阻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驱者。
李大钊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缘故时说：“原先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进展。
国家的界限之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第一看破他们的野心，不吝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
”他在歌颂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成功、庶民的成功时说：“尔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
“须知尔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咱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遇，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强盗的机遇。
”他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熟悉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踊跃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活着界上发生一些阻碍，必需要研究怎么能够把他的理想尽可能应用于围绕着他的实境。
170“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思考■邓 灿 姜秀玉/延边大学人文学院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员在思想上分裂的标志。
自论战爆发以来，便引起了史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这次论战被定性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这一性质论断未免显得有失偏颇。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公正客观的论断，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 时代价值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看做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肇端。
蓝公武、李大钊等人先后发文与之展开论战。
自论战爆发伊始，对论战性质的讨论就没有停息过。
改革开放以前对胡适的评价大多是消极的、否定的。
这一情况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新思潮的涌入有所好转，但这一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将“问题与主义”之争看成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对敌人的胜利，这一论断未免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胡适研究的深入以及多元史观的涌入，学者们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较为客观的看待了这次论战，充分肯定了论战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不过，当今史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看法仍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拟从对性质标准问题的探讨入手，略陈管见，诚望方家指教。
要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性质判断，首先必须弄清楚性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判断事件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事件的起因。
在探究事件的性质时，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事件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以及发动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什么？二是事件的经过。
纪念五$运动100周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林建刚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实也是胡适的，，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年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胡适的。
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并未损害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问题主义胡适形象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
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①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
在口述自传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②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
这场论争,不，旧是好朋。
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界，李钊也是一者。
不过，如一下“问题与主义”争}主义”的度,一定程度上当中的胡适,当胡适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1919年720日，《论31胡适的《问题，主义起了很的讨论。
此后，李大钊也了争论，“五”，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月27日，钱玄同*重庆文理学院校级人才引进项目“胡适人际交往研究”（项目编号：R2016WC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上一期里，我已做了五千多字的《三论问题与主义〉一篇文章。
后来我觉得还有几点小竞思，不曾发挥明白，故再说几句。
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亊业，是极赞成的。
我曽说过：
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
若要用这种参考的材料，我们自然不能不做一些输入的事业。
但是输入学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
我对于输入学理的方法，颇有一点意见，写出来请大家研究是否可用。
（1）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
这种时势情形，乃是那学说所以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若不懂得这种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为什么要提倡某种主义。
当时不满意的时势情形便是病症，当时发生的各种学说便是各位医生拟的脉案和药方。
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髙超，无论是河中高远的乌托邦〔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
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试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试验过的。
那些试验过的（或是大试，或是小试)药方,遇若别时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以供一种参考。
那些没有试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做一种参考的材料。
但是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玟，然后可以下判断。
譬如药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适用于某病，总得先知道当初开这方时的病状，究竞是个什么样子。
当初诊察时的情形，写的越详细完备，那个药方的参考作用便越大。
单有一个药方，或仅仅加上一个病名，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是有时或致误事的。
一切学理主义，也是如此。
一种主义发生时的社会政治情形越记的明白详细，那种主义的意义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种主义的参考作用也就越大。
所以我说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
（2）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论主”两个字，是从佛书上借来的，论主就是主张某种学说的人。
例如“马克斯主义”的论主，便是马克斯。
学说是时代的产儿，但是学说又还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见解。
一样的病状，张医生说是肺炎，李医生说是肺痨。
为什么呢？因张先生和李先生的经验不同，学力不齐，所受的教育不同，故见解不同。
诊察时的判断不同，故药方也不同了。
一样的时代，老聃的主张和孔丘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老聃和孔丘的个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所受教育经验不同，故他们的见解也不同。
见解不同，故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即如马克斯一个人的事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我们研究马克斯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斯的学说，不但和当时的实业界情形，政治现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密切关系，并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个叛犹太教的犹太人等事实〉，所受的教育影响（如他少时研究历史法律，后来受
海智儿一派的历史哲学影响等〉，都有绝大的关系。
还有马克斯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学思想，如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及唯物论等，都是马克斯主义的无形元素，我们也不能不研究。
我们须要知道凡是一种主义，一种学说，里面有一部分是当日时势的产儿，一部分是论主个人的特别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现，一部分是论主所受古代或同时的学说影响的结果。
我们若不能仔细分别，必致把许多不相干的偶然的个人怪僻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
我们对于论主的时势，固然应该注意，但是对于论主个人的事实与教育，也不可不注意。
我们雇一个厨子，尚且要问他的家世经验，讨一个媳妇，尚且要打听他的性情家教；何况现在介绍关于人生社会的重要主张，岂可不仔细研究论主的一生性情事实吗？
（3）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上面所说的两种条件，都只是要我们注意所以发生某中学说的因缘。
懂得这两层因缘,便懂得论主何以要提倡这种学说。
但是这样还算不得真懂得这种主义的价值和功用。
凡是主义，都是想应用的,无论是老聃的无为，或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想世间人信仰奉行的。
那些巳经充分实行，或是局部实行的主义，他们的价值功用，都可在他们实行时所发生的效果上分别出来。
那些不曾实行的主义，虽然表面上没有效果可说，其实也有了许多效果，也发生了许多影响，不过我们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因为一种主张，到了成为主义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一种无形的影响，围范许多人的心思，变化许多人的言论行为，改换许多制度风俗的性质。
这都是效果，并且是很重要的效果。
即如老聃的学说未通行的时候，已能使孔丘不知不觉的承认“无为之治”的理想；墨家的学说虽然衰灭了，无形之中，已替民间的鬼神迷信，添了一种学理上的辩护，又把儒家提倡“乐教”的势力减了许多；又如法家的势力，虽然被儒家征服了，但以后的儒家，便不能不承认刑法的功用。
这种效果, 无论是好是坏的，都极重要，都是各种主义的意义之真实表现。
我们观察这种效果，便可格外明白各种学说所涵的意义，便可格外明白各种学说的功用价值。
即如马克斯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易讨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幵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这种唯物的历史观，能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已不靠这种带着海智儿臭味的历史哲学了。
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附带影响一一真意义一一是不可埋没的。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
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
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这种种效果固然是阶级竞争说本来的涵义，但是这些涵义实际表现的效果，都应该有公平的研究和评判，然后能把原来的主义的价值与功用一一的表示出来。
以上所说的三种方法，总括起来，可叫做“历史的态度”。
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
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
我希望中国的学者，对于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能用这种历史的态度去研究他们。
我且把上文所说三条作一个表
?
这样输入的主义，一个个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
我们可拿每种主义的前因来说明那主义性质，再拿那主义所发生的种种效果来评判他的价值与功用。
不明前因，便不能知道那主义本来是作什么用的；不明后果，便不能知道那主义是究竟能不能作什么用的。
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民国八年七月
(原载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第3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