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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笔记—后殖民主义195.后殖民主义是什么？（1）后殖民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萌发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声音。
（2）理论自觉与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
（3）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汤林森、阿什克罗夫特等。
新马克思主义的伊格尔顿和杰姆逊对后殖民批评也有重要贡献。
（4）理论主张：①后殖民主义旨在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
②其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从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③至今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仍在以一种深广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持久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有一大批从事文学文化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传统流失的失语尴尬现象，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5)评价与影响：①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
②在东方主义语境下打破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西方理论，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的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③让中国更好的了解世界，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是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并破除文化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反思和对话中重新进行学术文化的再符码化和人文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
196.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什么？（1）赛义德不仅将文本与世界和批评家联系起来，而且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强调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一、新自由主义（the New Liberalism）（一）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古典自由主义（两个阶段）1、17—18世纪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2、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边沁、密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二）新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第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 希尔•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美国的沃尔特• 韦尔、路易斯• 布兰代斯、杜威）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代表人物：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凯恩斯）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代表人物：罗尔斯）（三）托马斯•希尔•格林的新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他的主要贡献：1、论证了共同利益的存在。
2、论证了积极国家。
3、论证了积极自由。
评价：格林在共同善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调和了追逐个人利益与维护他人利益与自由的矛盾。
（四）霍布豪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1、自由主义具备八个基本的要素：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2、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与社会割裂开来的观点，指出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带来全社会的繁荣的假定是“过分乐观了”。
3、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自由“主要是个社会利益的问题”。
4、20世纪的国家应该是积极国家。
（五）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1、在美国，垄断限制了自由竞争，威胁了机会平等，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2、造成这种恶果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时期以来政府所奉行的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
3、必须依靠、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这些重大问题。
4、提出了被称为“新政”的一系列的法案和改革措施，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
5、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做了进一步阐发，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和《权利法案》。
四大自由：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匮遗乏的自由；不虞恐惧的自由。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前面我们讲过,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综合了欧洲社会学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也就是综合了孔德,迪尔凯姆以及韦伯等人的社会学传统,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次融合.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事实"的变迁,社会学理论主题的变换,社会问题的更新,迫切需要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批判以至诠释社会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野内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又一次融合:他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的实证主义以及德国的人本主义等经典流派,而且还批判了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德国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美国的新功能主义,建立了内容丰富的结构化理论.下面我们分几个问题详细介绍.吉登斯的生平:1938年出身于英国北部的埃德蒙顿,1956年进赫尔大学,1959年进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61年以《当代英国的体育运动与社会》为题,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到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主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1966年吉登斯去了温哥华附近的西蒙弗雷泽大学任教,而后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颇丰,因为正值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美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促使他思考必须用新的理论来阐述社会.1969年,应剑桥大学之邀,他返回英国任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出版了最有影响的代表作:《社会的构成》,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如1971年《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6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9年《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等等;1984年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1985年《民族-国家与暴力》,1990《现代性后果》,1991《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如前所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1,结构化理论提出的主旨.总体上看,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主旨和目的.(1)试图超越帕森斯,寻求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毫无疑问,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非常大,但吉登斯认为,我们却不能过高估计帕森斯的地位,他说:"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理论里深深地刻下帕森斯的印迹,现在回头看来,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厌烦,也理所当然地招徕许多批评与贬毁."帕森斯"抽象含混"理论的原因就在于,他追求普遍适用的模式解释社会.吉登斯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宏观分析和宏观概括,而且也要进行微观分析,所以,在吉登斯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化,社会转型,现代性等宏观理论,也有关于个体心理结构,自我认同和情趣体验等微观层面的分析.(2)试图超越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对立,寻求两者的有机整合.迪尔凯姆是社会学客体主义主要代表,吉登斯认为过分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地用物理学,生物学原则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也是错误的.同时韦伯强调社会学的理解性,吉登斯认为也不全面,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社会问题.这一点与马克思走得很近.(3)也超越了冲突论,阶级论以及福利国家主义,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冲突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福利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第三条"道路.2,结构化理论内容(1)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吉登斯认为,应当用结构的"duality"取代哲学上的主客二元性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性,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2)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也具有主观性.一方面,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52),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它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因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亦即结构观点.所以,吉登斯强调,这种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P79～80,同上书)(3)社会行动的自觉性及其偶发性.一方面,与韦伯,帕森斯等人不同,吉登斯把社会行动看做是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某种理想类型.因此,这样的行动就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二个层面,一是人们做某事所具有的意图,二是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将会不自觉地产生三种意外性后果:一是由某种偶发情境而引起的意外后果.例如,某人进屋开灯,却无意惊走了正在偷窃的盗贼.二是由"一系列个体活动复合而成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但是众多个体活动汇集在一起,却形成了谁也意识到的后果,即"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第三种是大量的循环往复的意外后果,形成了人们认可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制度化.也就是说,行动既是自觉性,能动性,也是偶然性,意外性,是二者的统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本身也是无意识后果的普遍存在.(4)结构二重性与制度多重性.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动方式.和其他学者不同,吉登斯把制度理解为具有时空普遍性的实践活动,他说:"至于在这些总体中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社会的构成》80).正因为此,吉登斯认为,制度分析不应当研究具体情境中的个别行动,而应当研究社会行动.吉登斯关于制度的理解同他关于结构,规则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认为,结构就是规则与资源的总和,而规则"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生在具体情境下的日常接触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的构成》81)因此,离开实践的规则是不存在的.规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意义的构成和对社会行为的约束方面,因此,可以分为表意性规则,规范性规则,支配性规则.支配性规则同配置性资源如物体,商品等的结合,形成经济制度,同权威性资源如对行动者控制相结合,形成政治制度;表意性规则同语言符号相结合,形成了符号制度和话语方式;规范性规则经过条文化则形成法律制度.因此,结构化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因此,结构二重性(规则及资源)与制度的多重性(政治,经济,法律,俗语等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社会转型理论吉登斯确定了社会结构化理论原则以后,很快就用这个原则分析了人类社会,形成了1985年《民族——国家和暴力》.1,社会转型的背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以及帕森斯等人共同关注的话题.马克思从物质水平的发展变化阐述书会结构转型动力问题;迪尔凯姆将其称为社会分工的变化;韦伯则以为推动近现代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是思想观念等等.吉登斯认为,这些观点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把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家形态的变化. 2,社会转型的内容(1)国家的含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同的思想家给予不同的理解和规定.吉登斯认为,国家就是其"一般意义"而言,"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方面实施反思性的鉴控".(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1998,19)因此,国家不仅仅是监狱,法庭等机器;而是指社会体系,是具有反思性的社会体系,所以,国家必然具有社会结构的特征.他认为,"国家在地域上是有章可依的,而且还能够动员暴力机构来维持这种统治".国家是社会性质和暴力性质的统一.国家既然具有社会性质,那么就具有组织化以及制度化特征.(2)国家的形态.从历史上看,国家有三种历史形态: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这三种国家形式依次更替,实质上是人类从一种结构形态向另一种结构转型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在生产的过程.一是传统国家.其主要特征是"分化",因为它的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力非常有限,以至于政治结构中的成员并不能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这样的国家如古希腊,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封建帝国等等.在这个阶段,城市中的统治阶级同乡村中的被统治阶级出现了分离,也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市是统治阶级的聚集的地方,而农民牧民只能在乡村居住,这种形式表面上看似乎国家的控制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表面上看似乎国家能够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有效的控制.然而,吉登斯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城乡分离,阶级分化造成了形式的集中却很难进行有效地社会控制.二是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这是16,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也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介.在他看来,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各个国家纷纷削弱封建君主的行政权力,用地方行政长官制,中央政治机构设置等办法来进行有效地统治,从而扩大了统治范围,使城市和乡村纳入了国家统治的视野,乃至边陲地区.其次,"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方面,"非个人方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等级的法规日益增多",法律向普遍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再次,国家加强了中央财政管理,税收征集更加严厉.在吉登斯看,绝对主义国家发生的这些变化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做了精神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准备.三是民族国家.吉登斯人为,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吉登斯的这个定义标志了民族国家队主要特征:全球性,垄断性和暴力性.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监控体系,私有财产,军事暴力和自然改造(民族――国家与暴力163-228)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吉登斯认为,国家形态的转型不仅仅只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方面的变迁,而且也同时导致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由此,他写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要研究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们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1,现代生活的变化在现代性制度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空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时空分离既是现代性动力之一,又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体验.他认为,人们的时空观念是对他所处时代生存状态的体验,不同时代的人们生存状态不同,人们的时空体验也不尽相同.在前现代社会,时空观念都同特定的时空点,位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凭借媒体,交通运输工具,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自己存在的时空范围,而且出现了"不在场".首先,时间空虚化.时间逐渐地与确定的生活地点以及具体的社会行动脱离,成为具有超时空的时间虚设.如机械钟的出现导致了时间虚拟化.其次,空间空虚化,世界地图出现时,人们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变化.再次,时空同时空虚化,而指向未来的理想时空,例如在2005年展望2010年等等.(2)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 抽象化机制是与时空分离直接关联的现代性动力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时空分离的直接后果之一.所谓"抽离化",就是"挖出来"(lifting out),指人们超越时空限制而建立了远距离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远隔重洋通电话或qq聊天,犹如面对面一样亲切,抽离化最本质的机制就是"抽象",有两种类型:一是符号标志,二是专家系统.无论是符号标志(比如货币)还是专家系统,都是以超越具体事物的限制,获得一般性和普遍性为标志.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的形成必须借助于信任,没有信任,人们不可能在空虚化时空中进行交往与沟通.正因为信任同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当人类社会进入到晚期现代性时(late modernity),时空分离和抽离化走向了极端,信任也达到了极端.没有信任以及信任的丝毫移动都会导致现代性后果——灾难的发生.所以,他说,"在现代性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相互并存".(《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98,21)信任建立于虚空,风险寓于信任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种双重风险,所以现代是一把双刃剑.它迫使人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就表现为现代性的第三种动力:反射性.(reflexivity)(3)制度的反射性.2,现代性后果现代社会及其产生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也就是说,按照吉登斯的看法,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在他看来,现代性也必然会导入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所以,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便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性所导致的风险因素:第一,从风险的形式来看:一是核战争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整体威胁风险;二是突发事件的不断增长而影响着每个人,例如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等等所产生的风险;三是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产生的风险,如人口爆炸,生态环境污染等;四是其它各种制度化风险环境的产生,如投资风险,市场风险等等.吉登斯认为,在全球所有风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风险,另外,吉登斯也认为,风险还可以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这主要表现在投资市场中.因为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以战胜对手,获取最大利润的活动,但是,由于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投资市场本身的缺陷也就是如贝克尔所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化风险的存在.第二,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来看有三种形式:首先,前现代社会存在风险的时候,宗教或者巫术就可以发挥作用,使危险的不确定性转变为"相对安全的感觉",但是在现代社会宗教和巫术在危险或者风险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其次,人们现在已经对许多风险逐渐了解和认同.再次,从终极意义上讲,专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环,没有任何一位是真正的,全能的专家,"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也不断地面临着风险."所以,风险的全球化,风险的普遍性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觉察到的问题.这种风险不仅超越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不仅超越了世界上各个地区之间的界限,而且更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对待全球化风险问题,人们通常有四种策略,即"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态度,持久的乐观主义态度,犬儒式的悲观主义态度以及激进卷入式的态度."毫无疑问,吉登斯赞同这个观点,即"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他们的影响或者战胜他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布迪厄（Piere Blaiduo，1930—2002）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49年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关于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功能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
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
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
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人物小传1. 沃尔特·韦尔 (Walter Weyl 1873一1919)现代自由主义该政治思潮的先导是T．H．格林、L．T．霍布豪斯、J．A．霍布森和E．巴克为代表的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派别和W．韦尔、H．克罗利和J．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以道德理论为基础，主张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
国家应为个人自由创造条件，扫除障碍，提供保证。
国家的作用是积极的，干涉是必要的。
国家要救济贫者，扶助弱者，规定最低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推行各类社会保险，扩大公共教育。
他们主张实行更多的社会合作，提倡改良主义。
他们既批判帝国主义，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2.霍布豪斯Hobhouse，Leonard Trelawney （1864～1929）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1864年9月8日生于一个牧师家庭，1929年6月21日卒于法国阿郎松。
1887～1897年任教于牛津大学。
1897～1902年任《曼彻斯特卫报》编辑、主要撰稿人。
1903～1905年任自由工会书记。
1905～1907年任《论坛报》政治编辑。
1907～1929年任伦敦大学教授。
霍布豪斯认为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八大要素。
重申自由不是绝对的，法治是实现自由的第一步。
他赞同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主张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
认为自由与平等并行不悖。
自由以平等为基础，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自由只会导致特权。
不仅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也应人人平等。
他承认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个人享有自由的程度，财产权是自由的重要基础，但不主张人们经济地位的平等。
他注重自由的社会意义，强调自由的社会整体性。
认为在恶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人不会有政治上的充分自由，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畏惧感或使他国畏惧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他认为国家应积极广泛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提供广泛的公共福利，并以有效的改革措施为发展自由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西方思潮对我的影响之全球化思潮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学派林立，学说纷呈，流动变迁迅速。
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众多领域，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思潮和消费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
它们在各个领域中都对我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正在变小”、“全球相互依存”的所谓“全球主义”观念的提出。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而全球化思潮所表达的实质是，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是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过程。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中国与西方各个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入。
西方的各种风俗、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日益严重。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影响着我们。
很多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逐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比如说，衣——西方的各种新潮的衣服；食——各种快餐店如麦当劳、KFC、Pizza Hut，高级西餐厅；住——西方式的住宅、建筑物；行——各种中高档的小轿车、地铁、飞机。
“西货”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由开始的出于好奇心的接触，到后来的欣然接受，再到后来的大量使用，使“西货”逐渐打入中国市场，“西货”的地位在人们心中越来越高。
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会用中国生产的东西，但一旦涉及到一些高级别的东西，如电脑啊、电视机啊，大部分人会很自然的选择“西货”。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使很多外国的大型企业到中国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庞大的商机和很多的就业机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
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
近十年来，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是西方政坛的一件大事，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它是西方国家的中左翼理论家、政治家，应对冷战结束、全球化、风险社会等一系列挑战时，力图赢得选民支持并进行更好的统治或治理所做出的一种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
“第三条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又一次探索。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以超越“左”与右为价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二、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骤然勃兴及其原因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面对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克林顿采用一种灵活、实用的中间派立场，号召人们放弃对政治与社会主张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方式，最终赢得竞选。
这标志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开始提出。
1994年，被誉为布莱尔“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称“第三条道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
1997年，布莱尔竞选胜利，出任英国首相，其政治口号就是“第三条道路”。
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系统阐述了英国版“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
同年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从政治实践角度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具体主张，引起西方政坛的广泛兴趣。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绝非少数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原因，尤其与当今时代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全球化的勃兴、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强势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一系列相互勾连的变化对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刻舟求剑式的一味因循显然行不通，立足现实的革弊兴新成了普遍思路。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带动，整个世界在科技、政治、文化、环境甚至风险等方面的联系都在日益紧密，各类活动越来越超出了原有民族国家的范围和控制能力。
全球化的兴起给世界各国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跨国公司对于民族国家统治职能的削弱、经济的自由得到强化的同时却在腐蚀民主的根基等等，都需要各国执政党从理论上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回答，并在相应的政策上有所
体现。
西方中左翼政党，从这种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经由“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冷战的结束，使得两大阵营之间相互对抗、相互抵制的思维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内部一直被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基本矛盾的各种变化形式渐渐浮出水面并被叠加、放大。
如德国前社民党主席拉封丹所说，在原先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西方的“民主政体国家”可以通过与前苏联等东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对比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而现在，人们则必须用对他们内部的要求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民主政体国家，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他们是否没有辜负其民主政体。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也是西方中左翼政治家们现实地去面对本国“内部要求”，以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此外，“第三条道路”的出现，还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抗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努力。
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上台之后，美英等国的右翼政党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策到意识形态的强势，使得西方民众还没来得及反思就已经被迫全盘接受下来。
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鼓吹只要一切交给“市场”，自由、平等和幸福就会在全球实现，为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鸣金开道，使得资本主义的“美英模式”日益驱逐着相对优良的、更关注社会公平的“莱因模式”。
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困人口在增加，中产阶级不断“瘦身”，连续的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世界状况恶化的“冰山一角”。
“失去了对手”的资本主义，渐渐摘下文明的温情面纱，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回归——对内加重剥削，对外任意干涉。
因此，“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
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及其反思
尽管“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导致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15国中有13国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
但是，“左”“右”折中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实现“超越”的预期，没能有效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从而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布莱尔、施罗德等人在执政后期已耻于提及“第三条道路”或是“新中间”。
随着他们的卸任，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不过10年光景就偃旗息鼓。
虽然这条“新路”没能走远，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和价值。
每一个被政府采纳并倡导的政治理论，不仅会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印记，而且也在型塑着未来的政治架构。
其实、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提出伊始，就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指出“第三条道路”缺乏系统有效的经济理论支撑，只是某些西方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口号式的政治理念，随着领导人的换届乃至执政党的更迭，难逃
昙花一现的命运。
事实验证了这种担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不仅归因于它缺乏严密完美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自我克服的矛盾。
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只能进一步扩展而不能倒退是不证自明的；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是不可撼动的，正是私有产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是围绕对利润的自利性的持续追逐组织起来的。
因为只有当财产权利和利用财产获益的权利归属于个人，“利润”动机才能发挥其作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作用。
当利润成为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的唯一的持续的动力时，生产活动就丧失了原有的只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单纯面貌。
变身为利润承载的容器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家为了效率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了更多的收益可以非必要的裁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无所顾忌的污染环境，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可能会生产出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物品和劳务……也可能并不生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必需的东西。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利润的持续性、体制化的追逐，而后人类的共同财富又转化为利润钻进了资本家个人的腰包——私有制与利润的互相喂养、恶性共生，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纷争。
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趋势无法阻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死死抱住私有制不放，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终将导致“两个必然”的出现。
“剥夺者”们为了延迟被剥夺的历史命运，殚精竭虑地对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致的破坏性。
单个资本家不仅尽量扩充自身得以使其有序的范围增大，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用金钱做杠杆撬动甚或支配公共政治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总体利益并使之进一步扩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充当起“总资本家”的角色。
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主要开出两种“处方”：一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二是内部自我改良。
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遭遇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多半采用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等相对简单的转嫁的方法，却往往引发更严重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在伺机更加隐秘地转嫁危机的同时，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集中在内部自我改良方面，“使昔日野蛮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变成比较文明、有点人情味的现代资本主义了。
这种变化，绝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仁慈’，而是出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出于为其自身求生存的考虑。
”基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必然不能是
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
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西方国家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变化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以尽力缓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世纪以来的历史目睹了这两种方法的轮番“表演”。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冲击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进的脚步日益加快，导致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所引发的其他各种矛盾的成长期也日益缩短——萌芽刚刚出现就被迅速“催熟”了。
“转嫁”与“改良”这两种方法的交替速度也越来越快。
迄至今日，尽管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似乎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破坏性逻辑——各种矛盾愈来愈多、愈演愈烈。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标志着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经由“没有了对手”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势推进、业已激化到接近极点，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各种样式的自我改良的存活期必定越来越短。
毕竟，在资本主义“以利为本”的驱策之下，“经济陀螺”自身的飞速旋转以及它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面侵蚀，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它自身的“永远的过渡期”。
那种某个政治理论、治国方案一经采纳就可以安然稳妥地运行良久的状况，很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