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隋志的区别 郑樵与章学诚在文献目录上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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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献学角度谈汉志、隋志的异同
同：
1、《汉志·六艺略》和《隋志·经部》著录的都是儒家经典及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
2、《隋志·经部》同《汉志·六艺略》的分类基本一致。
各小关的书籍在数量和内容上虽然都有所发展，但终究跳不出解经的格局。
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处于由先秦以诸子百家并列争鸣的学术形式向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学术形式过渡的阶段。
《汉志》和《隋志》记录了这一时期各科学术或产生、或发展、或萎缩以至不传的情况，体现了目录书简明学术史的功用。
异：
1、《汉志》收的字书都是四字韵文，只供诵读识字之用。
东汉以后，小学有很大发展。
《隋志·经部·小学类》著录字书近百种，其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汉字的造字法和形、音、义各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把文字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2、《隋志·经部》较《汉志·六艺略》多一类谶纬书。
3、《隋志》同《汉志》比较，较大的变化要算是史部的确立了。
《汉志》已为史书立了类。
从实质上看，春秋类著录的都是史书，实为后世目录书史部之滥筋。
4、《汉志》阴阳一家，((志》干脆取消其类。
故、名、纵横、阴阳四家，汉代以后已无余墨绪。
5、《汉志》儒家52种，《隋志》62种，其中东汉以后作品20余种。
盖儒家与经学同宗。
故尚可发展。
6、《汉志》法家著录十种，其中先秦人作品六种，《隋志》著录六种，只有两种是汉魏人著作。
7、《汉志·兵书略》分兵权谋，乓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四类。
《隋志·子部》则合而为一，统称兵类。
《汉志》著录的《吴孙子乓法》和《齐孙子》，其影响及于古今中外。
《隋志》著录兵书133种，比《汉志》多80种，但无可与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者。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收录的道家文献,在种类、数量、形式及收录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体现了道家学术流变的特点。
一、《汉志》和《隋志》道家文献目录差异较大
第一,数量增大。
《汉志》道家37家,著述37部, 993篇,仅次于儒家,其影响不在儒家之下,是汉代以前的基本派别之一。
《隋书·经籍志》整体上比《汉志》有大量的增加,道家文献也不例外。
据《隋志》记载,道家有87家, 525卷,比《汉志》有多倍的增长。
第二,文献种类趋于单一化。
《汉志》中的道家文献,以独立著述为主体,是一种百花齐放的文献系统;《隋志》道家文献,以注解类著述为主体,且主要体现为《老子》和《庄子》的注解,逐渐趋于单一和集中。
第三,注解从“经传”变为“义疏”。
《汉志》老子著作主要为经传、经说,另外有刘向的《说老子》。
《隋志》中注解《老子》和《庄子》的著述,形式比较多样,以义疏、讲疏为主体,另外还有章句、指归、音义,已不限于内容方面的解释。
第四,从收录现存文献到收录散佚的存目。
《汉志》所收录者,皆为现存文献,
不论存目,尚处于初级的图书登录阶段。
《隋志》不但收录现存文献,而且注意亡佚书目,它的小注,把梁代所藏而隋代已经散佚或已经残缺的图书情况附注在本书条目之下,使人们得以考见梁代的藏书及梁代以来书籍的离散存亡,起到了“存今书,考佚亡”的双重作用,这是《隋书·经籍志》的一个创新,也是它胜过《汉书·艺文志》的地方。
第五,《汉志》中的道家文献,到《隋志》中散佚、分流很多。
从《汉志》到《隋志》,几乎是两大文献系统。
从存留的文献看,只有《鬻子》、《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冠子》等与《汉志》大体相同,但“篇”已改为“卷”,篇、卷之数已有很大出入。
《汉志》中的其他道家文献不复存在,而又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著述。
二、《汉志》与《隋志》道家文献目录收录标准的差异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明的结论,即《汉志》与《隋志》道家文献的最大差别,表现在黄老道家文献与老庄道家文献的差别,或者说是黄老道家文献与玄学道家文献的差别。
三、从《汉志》到《隋志》的道家学术流变
从《汉志》到《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的变化,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道家从黄老道家到老庄之学或者说玄学的学术变迁。
（2）郑樵与章学诚在文献目录学上的不同特点
一、史学哲学观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郑樵生活的宋代是史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其学术特点在于博大。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郑樵逐渐形成了“会通”的史学哲学观。
在编撰《通志》的过程中,他以会通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于目录学领域,编成《艺文略》、《校雠略》和《图谱略》等。
章学诚在与“溺于器而不知道”的考据学和“离器言道”的理学的斗争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道不离器”“六经皆史”的史学哲学观,并以此为指导从事目录学研究,写成了继南宋郑樵《校雠略》之后我国第二部校雠学专著《校雠通义》,在目录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分类原则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郑樵对图书类例在剖析学术源流中的作用尤为重视。
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为此,他注意分类的严谨细密,不因袭陈法,既未采用以《七略》为代表的七分法、以《隋志》为代表的四分法,也未采用以《七录》为代表的七分法、以《七志》为代表的九分法,而是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创立了一个十二类分类法的新体系。
此外,他认为类书采撷群书,包罗万象,是大型的资料汇编,主张把类书单独列为一大类。
这些在图书分类史上都是很有见地的做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章学诚在书目分类中提出的主张则是“善法并举”,“惟用为宜”。
他认为类例应适应现实学术和图书的需要,“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即在图书分类中应灵活掌握学术性和灵活性原则。
同时,根据他的道器观念,他还主张同一类之中,理论在前,应用在后,以便分学术源流。
作为一名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对史籍的分类更是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他认为史籍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即“著述”和“纂辑”,凡有独创见解的著作,称为“著述”;凡史料汇编性的书籍,称为“纂辑”,
并大力提倡“著述”的社会价值。
这一思想是章学诚反对当朝沉闷的考据之风,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创见的极好体现,反映了他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三、目录方法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郑樵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校书应分委专才,各尽其长,即所谓“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才可保证校书编目的质量。
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郑樵又提出了规律性的求书八法,对我们今天搜集藏书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此外,他还提出了泛释无义论,认为各书的注释可长可短,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又提出以人类书论,主张除文集外,一律以书名做标目,以达到统一标目的目的,并将同类之书集中在一起,这对后世都有着较大影响。
章学诚则在总结前人的观点的同时,开创性地提出了图书分类著录的辅助法———互著与别裁。
他认为一书如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或方面,则应该不避重复,在两个部次下加一互注,以便查阅;全书之内,有可以自为一类者,就应裁出别立门类,以辨学术源流。
此外,章学诚还积极倡导编制群书综合索引,并示范性地为自己的史学著作《历代纪元经纬考》编成了索引《历代纪元韵览》。
而今,索引也已成为我们提高检索效率不可缺少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