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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并在《文史通义》中充分表现出面对社会政教危机的忧患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理清他改革旧史学、重新为传统知识谱系奠基的逻辑理路和为帝王政教树立规范的总体意图。
标签：章学诚；文史通义；道器合一；六经皆史；新史学“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
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
《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1]论证抽象，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
我认为《原道》可以算作《文史通义》一书的思想基础。
因为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
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甚至不可言说：“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
”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
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從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一个很模糊的回答：“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
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
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
《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
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
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
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
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
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
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
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
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一) 。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传统文化“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
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
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
……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
”[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
”[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
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
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
”[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
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
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
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
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
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上面‘’是一枝笔，下面‘’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
浅析“六经皆史”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摘要】“六经皆史”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持世救偏姿态显现,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史学思潮的重要治学理念。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是将这一命题深切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
本文试图通过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和史学意义进行分析,透视蕴涵其中深刻的史学理念。
【关键词】六经皆史产生史学意义一、“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在展开论述前,咱们先看一下“六经皆史”中的“经”字。
“经”是指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撰书籍的通称,作为经典意义上的经,出此刻战国以后,而正式法定为经典,那么在汉武帝免除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最先有讨论经史二者关系的是见于《庄子》中“其明而在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一句。
从那个地址咱们能够如此明白得,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多数是政史之书。
不难看出,先秦时就曾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
后在《三国志•荀传》,记粲曰:“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六经皆史的起源在现在开始。
隋末王通有过类似的言论,都纂与《文中子》一书,但《文中子》被置疑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因此难征信。
后来历代皆有学者提出此观点,其中最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据《传习录》载,“爱曰:先儒以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王经事体终或稍异?”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
章学诚的论据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在宋学兴起后仍然未明显区分。
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
“六经皆史也,前人不著书。
前人何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这是熟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些论据意在证明六经非空疏之词,而为实理之语。
简析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学术界对章氏“六经皆史” 说思想渊源的讨论, 颇为纷扰。
最有代表性的争议是钱钟书等博洽的溯源工作遭到了仓修良等尖锐的辩驳。
然而, 在笔者看来, 更为重要的是, 对章学诚来说,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致这一观念, 从而能够或者接受或者批判或者改造某些资源来建构自己的学说。
所以本文特从章氏的为学取径入手来探讨“六经皆史” 说的缘起, 以避漫无归宿。
我们认为, “六经皆史” 说乃是章学诚奋力开拓出来的“文史校雠” 之学的成果, 此说之发轫尤其要从其成学过程去探寻。
乾隆二十九年(1764), 27 岁的章学诚已经有了明确的志向:“丈夫生不为史臣, 亦当从名公巨卿, 执笔充书记, 而因得论列当世, 以文章见用于时, 如纂修志乘, 亦其中之一事也。
”重“史” 重“文” , 重视“纂修志乘” , 注重经“世” 致“用” , 似乎很早就是他的志趣所在。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所师法的古人, 决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几, 而必欲由“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 上攀迁、固、向、歆而追本孔夫子。
所谓“ 《春秋》经世之学” 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 进一步明确其旨趣, “ 著作之能” 与“条理之别” , 虽各有侧重, 实相济为功, 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 不可不立也。
” 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 的“ 文史校雠” 之学。
至此, 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 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 如影随形, 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境地。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 其叙六艺百家, 悉惟本于古人官守, 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
” 可见在草创之处, 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 因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 他们是将“九流” (即此函所谓“百家”) “本于古人官守” , 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 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 , 并没有将“六艺” “悉惟本于古人官守” 。
章学诚的文史学观之史学义例摘要：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并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其一生以编史教书为主。
对史学情有独钟，不趋附学术时髦，以弘扬史学自命。
他对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其这主要表现在具有开创性的文史学观上。
文史学观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六经皆史”，二是“史学义例之学”。
六经皆史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其史学义例之学的创造性却被大家所忽略。
其史学义例之学是编撰历史的体例之学，沿着“史义，事，文”三者的关系展开，重点阐述“文”——史学文辞，提出史学的精神要点是“撰述与记注”。
这一思想对后世史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字：文史学观，史学义例，撰述与记注，史德章学诚所说的“史学”，与当时流行的史学有关，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流行的史学。
事实上章学诚的史学观是一门全新的学问。
当时流行的是考据学，社会上学风沉闷。
而章学诚则独树一帜，进行史学评论，写出了《文史通义》。
在其中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史学观，探讨了文与史的关系，提出了史学的编撰体例新法。
认为史学是围绕“史义，事，文”三者展开的，史学必须讲“史义”，史学的目的在于纪“事”，“文”则是述的手段，然此文非彼文，这就是史学义例的重点。
章学诚在这方面谈到了文与史的关系，对史学文辞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并且认为编撰之学的精神在于“撰述与记注”，根据编撰对史家又提出了“史德”的要求，这集中体现了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文史学观中的史学义例学说还针对当时史学潮流——乾嘉考据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肯定又有批判。
章学诚的史学义例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之中，其《文史通义》是对中国史学评论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论述史学编撰，与先前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章学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
清代在学术史上，尽管文献学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考据学的末流却陷入烦琐，学术界因循守旧，而《文史通义》则具有探索性，它从史学评论出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和检讨。
并且对于史学和史家提出一些看法。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达到了更加深度的认识。
袁枚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观之比较
张泓
【期刊名称】《华夏文化》
【年(卷),期】2022()1
【摘要】六经皆史的观念早已有之,元代大儒郝经就曾道:“古无经史之分……六经自有史耳。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明代学者胡应麟也道:“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禅于佛、老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胡应麟认为后代史书日渐繁盛之后才将史与经一分为二,夏、商以前,经史是合二为一的,此观点可谓一语中的。
【总页数】5页(P25-29)
【作者】张泓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人文素养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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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料”：“六经皆史”论的近代诠释及其意蕴“六经皆史”论是中国传统学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六经皆史”论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在于它不仅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经书的性质、与史书的关系，还涉及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经学”和“史学”的学术品格、学术地位的问题，因此，几乎从儒家经学形成起，历代众多经学家、史学家都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意见分歧很大，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千年聚讼的重大论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有过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并曾引起过激烈的学术争论。
实际上，历代学者在倡言“六经皆史”（或“五经皆史”）论时，都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出于不同目的而提出，因而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
尤其是近代史家通过对传统“六经皆史”论的重新诠释，祛除“六经载道”的观念，大倡“六经皆史料”论，这一观念的出现，并非传统“六经皆史”论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视野下的重新阐释，其中蕴涵着新的时代内涵及学术意蕴。
一、“夷六艺于古史”：经典意识形态权威的消解在经学时代，“经”不是一般的权威性文献，而是被看作记载古代“圣人之法”、“载道之言”的经典，因而，“经学”便不是一般的古典学术文化，而是一切真理的渊薮，具有绝对的思想权威。
自汉武帝时代起，“六经之道”就是中国封建王朝官方认可的正统意识形态，“六经载道”也成为历代经、史学家的共识。
在经学形成的汉代，班固解释“经”的含义时便说：“经，常也。
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南朝刘勰也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突出强调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六经”成为承载“天地之道”、“圣王之法”的不朽经典，高踞意识形态权威之位，中国传统社会要求人们的思想、行为都以“六经之道”为准则。
在经学意识形态笼罩下，中国传统学术皆依附于经学，“文以载道”、“史以明道”，文史之学不过“羽翼经训”，成为经学的附庸，“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中国传统史家考史的基本准则。
浅析“六经皆史”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作者：王忠强来源：《商情》2009年第18期【摘要】“六经皆史”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持世救偏姿态出现,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史学思潮的重要治学理念。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是将这一命题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
本文试图通过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和史学意义进行分析,透视蕴涵其中深刻的史学理念。
【关键词】六经皆史产生史学意义一、“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在展开论述前,我们先看一下“六经皆史”中的“经”字。
“经”是指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撰书籍的通称,作为经典意义上的经,出现在战国以后,而正式法定为经典,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最早有讨论经史二者关系的是见于《庄子》中“其明而在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一句。
从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
不难看出,先秦时就曾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
后在《三国志•荀传》,记粲曰:“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六经皆史的起源在此时开始。
隋末王通有过类似的言论,都纂与《文中子》一书,但《文中子》被置疑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因此难征信。
后来历代皆有学者提出此观点,其中最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据《传习录》载,“爱曰:先儒以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王经事体终或稍异?”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
章学诚的论据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在宋学兴起后依然未明显区分。
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作者： 王东明
作者机构： 吉林师范大学资产管理处
出版物刊名：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106-108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章学诚 “六经皆史” 经 史
摘要："""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章学诚取各家之长,将""六经皆史""作为一个完整命题提出,将经学从神坛上拉下来,等同于史,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学以致用,在经学独尊的漫长岁月里,""六经皆史""的思想犹如夏夜明灭的萤火,时隐时现,对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
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
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
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
[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
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
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
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
”[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声称为载道之书者”。
[2](P11)“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2](P15)在章氏看来，古代没有什么经史之别，后世所谓经，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记载那些有关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学问。
从《六经》是史出发，章学诚指出，研究《六经》应从《六经》的具体事实记载中去领会其精神本质，《六经》不是空言，要从《六经》中学习其“切于人伦日用”的史学精神，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P1)“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
[2](P2)又说：“故无志于学则已，君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2](P41)章学诚认为，孔子删订《六经》，目的在于“明道”、“训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中得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
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所示人”。
[2](P11)由此，章学诚指出，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六经是一致的。
他说：“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2]（P29）失却了这一宗旨，也就失却了史学的精神。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阐发治经治史宗旨一致的史学思想，是有学术背景的。
作为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继承了自黄宗羲以来治学打破门户的思想，对宋学的空谈和汉学的繁琐都进行了批评。
在经史关系上，他同样打破畛域，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二者的一致之处，所谓“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门户之见也”。
[2](P315)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指出《六经》皆古代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记载时事，用于时事的史，其中所蕴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经世”精神，正是史学的精神。
可以说，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质上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互隔离的学术局面而做的全新尝试，其命题的用意，与前人的“六经皆史”说有很大的差异。
二在探索史学发展出路时，有两项内容是章学诚极为重视的，一是他重视“史义”，二是他重视“变通”。
而这两点，前者来源于《春秋》，后者来源于《周易》，都是发源于经书的。
对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学，注意的很少。
而实际上，这一点在章氏史学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学出路的重要一环。
“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史家作史“贵知其意”，“史义”是关系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问题。
他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以“义”贯通之笔法，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
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P37)还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2](P40)很显然，章学诚重视史义，是从孔子修《春秋》而来。
在他看来，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是存义的材料和工具，“史义”是史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体系。
对此，他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说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
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
”[2](P38)章学诚本孔子修《春秋》之“义”，加以发挥，指出“史义”的内涵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变、重视独创。
在他看来，“史义”的消失，导致了史学的“放绝”。
“史义”不能统领“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纪传之行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
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
”[2](P4)后世史书缺乏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之“史义”，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作为例不纯，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
可以说，章学诚敏锐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
这样的史学状况如果不加变革，传统史学便没有任何出路。
“史义”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中心，而《周易》的变通思想，则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过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易学见解，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易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于史学的独到见解。
[4]在改变史学僵化局面这一点上，章学诚就首先论说《周易》之精义在变易，然后提出“变通”史学的见解。
他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
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也。
”[2](P1)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变通史学的根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2](P4)可见，章学诚吸纳了《周易》的变通思想，并以此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思所以变通之道”。
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探讨。
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
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
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
”[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
《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
”[2](P4)等等。
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
[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
“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
”[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
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
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三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
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
”[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
[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