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

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

《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

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

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

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

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

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

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

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

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一) 。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杨遇青【摘要】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41)006【总页数】6页(P57-62)【关键词】章学诚;袁枚;文学批评;伦理批评;诗话;妇学【作者】杨遇青【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章学诚(1738—1801)是清中叶重要的史学家。

他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持论又极坚定的人”，[1](P11)所以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强探力索，孤力前行，在史学义理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章学诚的文章秉持着“言有物而行有恒”和“修辞立其诚”的准则，凡事都“言其所不能已”，[2](P613)更因其孤行独往的人生履历与生命情怀，形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胡适《章实斋年谱》评述他“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

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

”[3](P138)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是清中叶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也是跨越文学、史学与考据学视界的一次文化交融与冲撞。

余英时曾对章、戴关系作过经典的判释，本文则重点考察其袁枚批评，澄清整个批评的时序与动态，彰显其文学上的分歧与价值。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卒于嘉庆二年，比章学诚长12岁。

最早的《莫言研究资料》校读札记张书群伴随着莫言小说创作的日益成熟，莫言创作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有关莫言创作的研究成果。

但是这些文章更多散见于报章杂志，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界对莫言创作的深入研究，为了给学者们研究莫言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对相关的研究资料进行“爬罗剔抉”、编选整理，便成为一项极具学术史意义的工作。

作为最早的莫言研究资料集，贺立华、杨守森合编的《莫言研究资料》汇集、编选了大量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且以附录的形式展现了莫言作品发表、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既可以为莫言文学研究者继续研讨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也可以使他们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更为便捷，对于深化、拓展莫言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贺立华、杨守森主编的《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该书大32开本，共444页，37万字，印数4000册，定价12元。

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著名女画家王颖为该书设计了素朴而又精美的封面，齐涛担任责任编辑。

该书目录前为读者提供了十一幅与莫言相关的照片和莫言小说《辫子》的创作手迹，每幅照片下都配置了一些文字性说明，为读者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资料集是编者历经几年经过认真搜集、整理而成的。

编者在1992年6月30日的编后记中明确写道：“几年前，早在动手撰写《怪才莫言》的时候，我们就计划编选一部《莫言研究资料》集，并开始了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

”由此可知，此书从最初着手搜集资料到最后编辑成书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

清代文史专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作为学术研究中最基础也最辛苦的一项工作，资料的搜集、编选与汇编既需要编选者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也需要编选者遵循严格的编选原则。

为了充分保证资料研究集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编者严格依据选２０１２／８・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建构11期；15.陈墨的《莫言：这也是一种文化——评〈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原载于《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4期；16.夏志厚的《红色的变异——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红蝗〉》，原载于《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17.朱珩青的《愤怒，一种新的情感形式的探索——读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原载于《萌芽》1988年第9期；18.李洁非的《鬼才写鬼事——莫言〈五梦集〉之四、之五》，原载于《青年文学》1988年第11期；19.丁帆的《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原载于《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20.杨守森与贺立华的《说梦：人生之谜的沉思——〈食草家族〉序》，原载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食草家族》；21.香港学者周英雄的《红高粱家族演义》，节选自七十七年八月十七——廿三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袁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作者：石玲 [2001-6-14 7:35:48]袁枚（1716-1797），清中叶文坛最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50年。

他在考据成风的乾嘉时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其性灵诗说，突破了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格调说、肌理说的樊篱，促进了文学观念上的解放，使诗歌创作向表现人之感情的轴心回归。

同时，以他为首的性灵诗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诗派之一。

袁枚在诗、文、小说等方面均有建树。

他的充满创造精神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不仅在当时文坛，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很大影响。

两百多年来，对袁枚及其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评论，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人们的观点分歧很大，正如郭沫若先生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所说："宠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

"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回顾袁枚的评论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袁枚生前至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时期有关袁枚的评论较为零散，多见于一些诗话作品及其他著作，《清诗纪事》多有收录。

袁枚生前，曾经名重一代，"从游者若鹜若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影响很大。

"随园之享盛名，在清代除阮亭之外，可说无与比并。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去，他是继王士禛之后独领文坛风骚的人物。

在他的生前，尽管也有非议者，但大致说来人们对袁枚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与袁枚同为"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对袁枚甚为服膺。

蒋士铨《读随园诗题辞》云："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

意所欲到笔注之，笔所未到意孳孳。

……难达之情息息吹，难状之景历历追。

"赵翼称赞其"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

"（《偶读小仓山房诗再题》）孙星衍的《随园随笔·序》称："（先生）以才名倾动当路，……凡所言皆非寻章摘句之儒所能几及者，岂非旷世之才，必有过人之识欤？"对其成就和影响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袁枚的女教和章学诚的妇学清代，尤其是乾嘉年间，女子学习诗词蔚为风气，女诗人、女词人之多，超过先前任何一个时代，有诗文集问世的就有三千多。

妇女文学发展的这种盛况，自然是受当时反抗封建礼法的思潮激荡的结果；其中，清代杭州著名诗人袁枚首倡的功劳，也委实不算小。

大批地招收女弟子，就是由袁枚开的先例。

当时，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论诗专主情性的袁枚，上自朝庭公卿，下至平民百姓，莫不推崇他的诗。

四方人士，凡到江南的，总要将诗文求谒于他；初学的人，更是争相模仿。

随园先生的名声，简直广播天下，就连大江南北的闺阁中人，也不禁为他的藉藉盛名所折服、所仰慕；而袁枚，既乐于、又敢于招收女弟子。

正像当时人说的：“四方女士之闻其名，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扌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

”然而，这位独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大名人，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正像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的：“宠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

”退居南京随园的袁枚，每每接到女弟子送上来的诗稿，都很认真地拔优选胜，妥为保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部可观的《随园女弟子诗》。

袁枚编辑的这部诗选，共有6卷，入选的有28人，她们各自都显露出清妙的诗才，或风格天然，情致缠绵；或清新婉丽，风流绰约。

有些女弟子，比如被袁枚引为“闺中三大知己”中“推尊本朝第一”的席佩兰、以“博雅”著称的严蕊珠、以“领解”见长的金纤纤（金逸），还有杭州满门女诗人的孙云凤、孙云鹤姊妹，她们的水平决不在当时一般男性诗人之下。

其阵营之壮，影响之大，非比寻常。

于是有人发出这样的赞叹：“先生此举，真盛德事！”可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往往会遭人攻击，何况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里，公然招收女弟子、支持妇女作诗的随园先生，怎能不被道学家目为伤风败俗的“异端”，成为树大招风的攻击目标呢！《随园女弟子诗》的刊刻出版，不意然而然地触动了封建卫道士的脆弱神经，居然令他们寝食不安，恼怒万分。

【转载】袁枚年谱简编袁枚年谱简编王英志【内容提要】袁枚年谱见到3种。

最早为⽅浚师于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所撰之《随园先⽣年谱》，是谱虽系简谱，但有开拓之功，且甚简洁，其“以诗集编年为纲，⽽于《⽂集》、《诗话》中所记述，悉⼼考证，书其⾏谊之⼤者，其余琐屑不关轻重之事，概从删削”，并对袁枚著作讹误处有所订正。

（见《凡例》）但其引述袁枚著作，或不注出处，或出处不具体，读者不便核查，为此笔者曾对其加以注释（见拙编《袁枚全集》附录《随园先⽣年谱》）。

其次是杨鸿烈所著《袁枚评传》第⼆章之《年谱》（下简称杨谱），篇幅⼤增，事⽆巨细，尽量记载，引述详细，出处⼤都较具体（偶有疏漏），尤重引证袁枚作为其所谓“伟⼤的思想家”的⾔论，纪年或有讹误。

最近者为傅毓衡著《袁枚年谱》（下简称傅谱），约20万字，后来居上，记述更加全⾯，内容更为丰富，纪年偶有错误。

以上三谱各有千秋，但也有共同的不⾜，即谱主思想特别是作为乾隆诗坛盟主、性灵说的倡导者的诗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甚清楚，缺乏历史嬗变的轨迹勾勒。

鉴于此，撰此简谱，在参考三谱的基础上，希望对三谱之不⾜有所弥补，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谱主思想⾏状之⼤者，简述其发展的历程。

康熙五⼗五年丙申（1716）⼀岁三⽉初⼆⽇（3⽉25⽇），袁枚⽣于杭州。

祖錡，⽗滨，母章⽒。

祖籍慈溪（今浙江宁波）。

四部丛刊本姚鼐《惜抱轩⽂集》卷⼗三《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云：“祖讳錡，考讳滨，叔⽗鸿，皆以贫游幕四⽅。

”康熙五⼗九年庚⼦（1720）五岁受孀姑沈⽒启蒙教育。

《⼩仓⼭房诗集》（下简称《诗集》）卷⼗《秋夜杂诗》⼗五⾸其⼋云：“我年甫五岁……其时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经为解义，嘘背分馀温。

”康熙六⼗⼀年壬寅（1722）七岁接受正式私塾教育。

《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卷九：“康熙壬寅，余七岁，受业于史⽟瓒先⽣。

”雍正⼆年甲⾠（1724）九岁学习作诗。

〔1〕《诗话》卷六云：“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作者：戚学民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02期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

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

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

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章学诚；国史《文苑传》；缪荃孙；胡适K82581；K25A0143-05①胡适称：“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样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

……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

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

”“民国九年（1920）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

冬，日本内滕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在《支那学杂志》发表。

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出版。

国人始知章先生。

”《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5页，121-122页。

②钱基博、朱敬武、吴天任、余英时氏均曾对胡适这个判断作出批评。

关于章学诚思想身后境遇研究的学术史，刘巍有简明扼要的归纳，见氏著《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3年，46、47页。

〔作者简介〕戚学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084。

章学诚在20世纪受到高度重视，其生平与学术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并得到持久深入的研究。

截止目前有关章学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章氏学术观点与成就的分析，对章氏思想在其身后的影响研究较少，显示出章氏思想之学术史的研究尚有较大开掘空间。

清袁枚《随园诗话》简介清袁枚《随园诗话》宋人许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许彦周诗话》）因此诗话著作或以评论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考据为主，一般皆属随笔性质，篇幅不大。

《随园诗话》当然亦属随笔性质，但其主要内容为采录性灵诗与阐述“性灵说”诗论，间有记事，体例与前人诗话同中有异。

它的宗旨是借采录大量“一片性灵”的诗作论证其“性灵说”的理论，或者说是以“性灵说”的美学思想为标准采集、鼓吹时人的佳作。

此书共有二十六卷，（《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近五十七万字，其规模诚属空前。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

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

兹略作介绍于下：一、真情论。

《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

”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

《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

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

”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

《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

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

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摘要: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

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

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

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关键词:袁枚;考据诗风;诗本性情;反封建一钱仲联先生说过,我国文学史发展到清代,出现了学风明显影响诗风的特殊情况。

①吴孟复先生也说,清诗当然受时事的影响,但直接的还是受学风的影响。

②所以,要论述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先得说说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看法。

袁枚性不耐沉寂,不喜考据之学。

他说:“考据者如计吏持筹,必取证于质剂契约之纷繁,而圭撮毫厘所必争也”③,“执一经而说之,如射旧鹄,虽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处;如走狭径,虽跦跦小步,必履人之旧迹也”④。

他批评乾嘉学人轻著述而重考据,指出:著述与考据“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二者相较,著作胜矣”⑤,“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待人辨析,近乎为人。

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⑥。

所以,他说:“考据之学,枚心终不以为然……考史证经,都从故纸堆中得来。

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

虽费尽气力,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

有如贾人屯货,胥吏写供,得人之得,而不能自得其得。

……不过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闲则可耳,有识之士,断不为也。

”⑦这些话反映出袁枚不喜考据之学乃因为其缺乏独创精神:考证材料雷同,皆“故纸堆中得来”,彼此无区别;考证对象雷同,你可考它,我亦能考他;考证结果雷同,“老生常谈”,缺乏新见。

⑧袁枚不喜欢考据并不意味着他就一概反对考据,事实上他对考据也不是“断不为也”。

孙星衍在《随园随笔序》中说:“先生弃官山居五十年,实未尝一日废书,手评各史籍,字迹历历犹在,则亦未尝不时时考据。

章学诚的史家天赋论作者：单磊来源：《读书》2011年第08期随着历史哲学由思辨性转向分析性、批判性，史家主体在历史认识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

自古论史家素养者，必曰素心、二善，史才“三长”，似乎具此诸途，一代良史便呼之欲出。

清代非主流史家章学诚以为“犹未足以尽其理”（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五《史德》，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文中均引自此版本，以下只标篇目）而提出“史德”论，引起后世史家高度重视。

读罢《文史通义》，我们很清晰地发现章学诚还意识到个体之间在资质、性灵方面的差异，并深刻阐发了天赋对孕育优秀史家的不可或缺性。

历史研究到底是单纯考索性活动还是思维创造性活动？这关系到史家主体的治史路数和现实定位，也是章学诚阐发史家天赋论的理论基点。

在他所处的乾嘉时代，研究活动往往考实性有余而创造性不足，章学诚设想的独断之学与比次之书相互促进的格局严重错位。

他在写给邵晋涵的信中谈及俗儒务于考索，大多为“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外篇三《与邵二云书》）。

的确，历史研究本是精神创造的活动，“序意发明，实为史学大关键”，考索工作“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严重背离了“学问文章，盖天下之公器”（外篇一《论课蒙学文法》），“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内篇四《说林》）的学术宗旨。

阐明其天赋论与章学诚具有极强的精英意识息息相关。

在史论上异常自负的章学诚时常言及其思维活跃，“若天授神诣”，“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外篇三《家书三》)。

自视甚高之余，还不忘鄙夷、奚落那些考索之风的盲动信徒们，形成了独特的史家精英观：“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

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

”(内篇二《古文十弊》) 他声称：“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

”(外篇三《与周永清论文》) 处于尖端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进步是由先进个人推动的，历史研究尤甚。

此生最爱与书为伴清乾嘉时期的大才子袁枚，钱塘人，因其隐居地在南京小仓山随园，被世人称为“随园先生”。

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性灵派三大家”。

乾嘉重考据之学，文坛也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但袁枚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

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认为没有个性就丧失了真性情，所以与当时大部分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于风雅之事样样皆通：中了进士，做官小有政绩，红颜蓝颜知己无数，三十几岁辞官隐居南京，经营随园与卖书兼顾且日进斗金……与袁枚同时期的学者章学诚最看不惯他的作派，咬牙切齿地说他应该被凌迟处死。

连大家熟悉的刘墉“刘罗锅”都觉得他太“纵情逸志”，要狠狠收拾他，却被他的奉承诗哄得满心欢喜，收拾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袁枚确实活得“骀荡恣意”，但他的真性情特别招人喜欢。

他有“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的冷静与热情；他有“一诗千改始心安”的文字洁癖与文学追求；他有“不羡神仙羡少年”的纯真情怀。

袁枚的诗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而富有个性，敢于冲决传统观念，其所作《马嵬》诗，其中一首写道：“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诗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与杜甫的《石壕吏》对比，将帝妃悲剧转向民间夫妻惨别，翻出新意的同时渗透着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可见其内心的悲悯情怀。

他有最淳朴的自然情感，伤春悲秋、感怀伤逝。

他的《祭妹文》每每读至“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

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都忍不住心内大恸。

他还有让恪守礼教之人恨得牙痒痒的离经叛道作风。

他经营随园，售卖《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书（这个《子不语》的书名就来自于《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顾名思义，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怪力乱神”，喜欢读鬼故事的人可以移步一看）。

这篇《所好轩记》也体现了袁枚的一贯风格。

袁枚主张“性灵”，他的文学创作和评论强调一个“真”字，表达顺适自然和舒张天性的人生观。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陈军【摘要】In period of the qianjia of Qing dynasty, the vogue of textual research of academic is prevalent. As reb-els, Zhang Xuecheng was violation of academic fashion but he established school of academic by himself. There- fore, he is of the ＂outrageous＂ in the thinking of other scholar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has generated a lot of fascinating ＂coincid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unexpectedly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aptur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in other sense, Zhang＇s works is enough to match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eyes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for his ＂Trinity＂ study of historian Road （＂text reading＂, ＂relics research＂,＂ logical reasoning＂ and stressed the ＂three aspects together intestate＂）. In Context in the local culture, Zhang＇s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e been up to a new level . Although Zhang＇ s theory at some time in the past caused concern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domestic things has changed fiercely. His academic value has not been really emphasized. Zhang Xuecheng＇s theory a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concerned, still remain with fresh vitality, and can promote contemporary scholars remain vigilant and reflectionwith a innovation level.%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

章学诚方志艺文思想探述马春晖【摘要】该文就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的方志艺文思想进行提炼和总结,包括对章学诚的学术见解、学术成果、关注的重心及对方志艺文志发展的贡献的研究,肯定他启迪后学而导夫先路的学术影响.【期刊名称】《大学图书馆学报》【年(卷),期】2012(030)005【总页数】5页(P114-117,113)【关键词】章学诚;方志;艺文志【作者】马春晖【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正文语种】中文方志艺文志，顾名思义，是指我国传统文献方志之中的艺文门类，又称艺文略、文艺考、典籍志、经籍志等。

它来源于一地的图经、档案、牒谱、传志、碑碣、钟鼎、笔记、信札以及逸闻轶事等原始材料，专门展现一地的著作名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内容提要及记载诗文、奏疏、金石碑刻等内容，阅读艺文志可了解一地的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及文化发展情况。

方志艺文志发展在清代进入到鼎盛时期，体现在编纂数量激增、质量精良、品类齐备，宏编巨制迭见纷出。

它的发展，和这一时期学者的大力推动紧密相关，许多志家，既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又是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

而在众多学者中，对方志艺文研究较为深入的，当首推章学诚，他的艺文理论独树一帜，在方志艺文志的编纂和理论阐述上，能穷波讨源，䌷绎百家，左右采获，游刃有余，建树宏巨，处于既承前人之精微，又启后学之津梁的独特地位。

1 章学诚艺文思想及实践成果章学诚重视艺文，对于艺文志的研究，术有专攻，他在《校雠通义》序言中说“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

”此处艺文指的是正史的经籍志和艺文志。

其文史巨作《文史通义》和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史学理论的“双璧”。

王重民先生曾在《〈校雠通义〉通释》一书中指出，“《校雠通义》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所以，一般的书名、人名，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于《汉书·艺文志》”［1］。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目录学著作中发凡起例的经典之作，同时又具有纪传体史书的典型体征，对其研究和探讨，必然能覆盖方志艺文志在史学和目录学上相应的问题，对方志艺文志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大有裨益，故章氏对方志艺文志的功用认识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