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创新主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传统文化“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

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

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

……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

”[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

”[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

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

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

”[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

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

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

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

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

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上面‘’是一枝笔，下面‘’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

88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VIEW ON PUBLISHING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文/黄聿龙【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

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

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

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

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

《书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寻求经学依据。

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

章学诚认为“《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

章学诚史学理论当今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位大师：一位是顾颉刚先生，另一位是章学诚。

说到章学诚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提起《文史通义》，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不错，这就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由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名人编写而成，它汇集了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和观点，有些内容极具争议性。

这本书既是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大胆否定。

这里面收录的《文史通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礼俗等各方面，且都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并加入了大量的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是他长期积累的思想结晶。

章学诚生活在清代中后期，生于浙江，父亲是一名武官。

因此从小便接触很多军旅生活。

二十岁时，其父派他到河南担任校官，实际上就是监军，负责军队的管理，每天陪着兵将们打仗。

章学诚不甘寂寞，四处奔波，目睹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与问题，甚至带兵杀了几个人，可见其性格刚烈。

章学诚在做了大概七年监军之后，被调到安徽去办事，他不愿再留下，于是辞去了职务。

之后在家乡度过了一段闲暇时光。

由于家境优渥，家里还开办了“书院”。

章学诚十分喜爱读书，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渐渐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汉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作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

《汉书》分为西汉、东汉，共一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

该书完成于公元八十年左右，其记载了从西汉到东汉近两百年间的历史，特别是记录了西汉后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汉书》里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人物评价过于偏颇。

比如，汉元帝一心只想求神仙、服丹药，荒淫无度；比如汉宣帝，立意改变风俗，恢复井田制，却只使用权谋，不讲德政。

第二，对战争的描写不够详细。

例如刘秀消灭赤眉、绿林的战役，没有将战斗场面叙述得尽善尽美，也没有加上作战双方将领的言行，不够真实可信。

第三，汉代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汉书》虽然记载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但仍有大量内容无法考证，这也是《汉书》存在的最大缺陷。

章学诚的八股文观章学诚（1837-1911）是清末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改革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实践性文学理论最具权威的代表。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文言文及其它文学形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八股文”这一概念，受到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章学诚在清末创立了新文学运动，由他出版的《新书记》开创了新时期的文学实践。

他的文学理论以“八股文”一词而闻名，指的是为迎合体制而编写的文章，如历史文献、官文、传记、叙事文等，其特点是固定格式、默契结构、明确内容，大多由贴切的古典文句编成。

章学诚曾在书中写道：“需要以八股文迎合体制，不论你写什么，你必须把它放在八股文的架子上，这样你的文章才能达到体制要求的效果。

”他强调，把文章分成“八股”，这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也是一种文学观念。

他认为八股文的结构是纪律的反映，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风格，而且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章学诚提出的“八股文”概念为中国传统文学提供了一种更加科学的理解方式，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定位和评价标准。

他主张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古典文学为灵魂，结合新时代的实践，以突破传统，发展新文学为目标，力图在文学艺术史上开辟异样的路径，这也是他的八股文的最主要的贡献。

章学诚的实践和理论，使他成为一位显赫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改革家。

他的新文学运动开创了新的历史，他的“八股文”思想，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基础。

章学诚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度科学的、全新的解读方式，它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基础，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力量。

章学诚被誉为“八股文之父”，他的“八股文”理论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的思想观点和文学实践启发了无数作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学，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希望和力量。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考论摘要：本文将围绕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六经皆史”说的主要观点，结合后世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研究，浅要分析“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历史发展源流，以及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在后世的进一部发展。

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赋予章学诚“六经皆史”极大内涵。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经世致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开篇《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①从史学的角度对儒家奉为“经”的著作做出不同的阐释。

“六经皆史”说绝非章学诚首创，这一命题的提出从学术源流看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从汉代就有学者就提出六经与史学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就“六经皆史”说在章学诚之前所存在的形式而论，大致可分为“经即史”说、“六经部分为史”说、“五经皆史”与接近于章学诚观点的“六经皆史”说四类。

②而章学诚正是在前人思想的总结并结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提出“六经皆史”说。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多篇文章中论述这一命题，由学者甚至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核心，是贯穿《文史通义》的主要思想观点。

关于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在章学诚生前是曲高和寡，然而这一命题却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对民国新史学有重要影响。

因此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研究主要是以民国时期为盛，建国后也有学者围绕“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的关系，阐释其积极意义。

本文将围绕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六经皆史”说的主要观点，结合后世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研究，浅要分析“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历史发展源流，以及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在后世的进一部发展。

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赋予章学诚“六经皆史”极大内涵。

（一）“六经”的提出以及“六经皆史”说历史发展源流分析“六经皆史”的历史发展源流从最初六部典籍并列相提，进而上升为“六经”以及在论述“六经”与史学的关系。

所谓“六经”通常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典籍,又因《乐经》已失,故又有“五经”的说法。

章学诚史学的特点章学诚，字实齐，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一年）。

他生在专门汉学、不谈义理的时代，他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他的言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

但也正是他，在那样的时代，发出了一种对汉学的抗议，部分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大儒的传统。

所谓“部分地”，是说他的成就是在文化史学方面，他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光大清初大儒的近代意识。

他自己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

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

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姑孰夏课甲编小引”）学诚所说的文史不外于道，其语气虽然谨慎，但他的这种文化哲学或文化史学的理论，便足以成为当时对汉学最出色的抗议，诚如他所说的“所撰著，归正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同上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他在专门汉学的空气中，是遭受着异端之嫌疑的。

但他自信不疑，卓然有见。

所以他又说：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群反约，原非截然分界……。

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

……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儿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

他在“与汪龙庄书”中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

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写“文史通义”，至“稍刊一二”之年，中经二十四年的光景。

因恐“惊世骇俗”，他只是“择其近情而可听者”刻印出求，当不能尽所欲言。

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校雠通义”不只不能全刻出来，而且原稿也被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