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

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宣读了两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日后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

1929年《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英国出版，并迅速引发了英语世界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风起云涌，伍尔夫的这部作品更是被许多女权主义者奉为圭臬，伍尔夫被视作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的诸多观念。

在中国，《一间自己的房间》业已成为普通读者了解伍尔夫非小说类作品和女性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与伍尔夫的“生命三部曲”（《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同样广为人知的作品。

在中国的学术界，《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近年来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然而这部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远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误读和变异现象，恰恰反映了一部文学作品在跨文明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异现象。

本文以伍尔夫的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为棱镜，折射出文学作品在变异学视角下的种种变异和创造性叛逆现象。

与伍尔夫的其他作品在中国得到介绍的时间相比，《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

根据杨莉馨的考证，徐志摩是中国评介伍尔夫的第一人。

1928年10月，伍尔夫夫妇赴剑桥发表关于妇女与小说关系的演讲；1928年12月，徐志摩便在苏州女子中学做了一场《关于女子》的演讲。

在这场针对女性的讲演中，徐志摩两次提到了伍尔夫。

在探讨女性的创作条件和环境时，徐志摩引用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观点：“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作的，她说妇女想从事着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让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

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为了鼓励中国的女学生们在除旧破新的时代能够自立自强，徐志摩再次引用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所举出的英国历史上女性创作者温澈西夫人、纽卡所夫人的例子，安慰女学生说，即使是在英国，女性进行写作也面临着各种歧视，女性的创作环境无论中外同样艰辛。

徐志摩认为，缺乏私人空间和财务自由，是所有女性面临的难题，然而女性在这样不利的社会条件下，依然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他热情地断言：“将来的女子自会有莎士比亚、培根、亚里士多德、卢梭，正如她们在帝王中有过依莉莎白、武则天，在诗人中有过白朗宁、罗刹蒂，在小说家中有过奥斯丁与白龙德姊妹。

我们虽则不敢预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们很可以放心地相信此后女性对文化的贡献比现在总可以超过无量倍数，到男子要远担心到他的权威有摇动的危险的一天。

”从伍尔夫在剑桥发表演讲，到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中援引伍尔夫的观点，仅仅相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英国文坛的动态是十分敏感的。

徐志摩敏锐地意识到伍尔夫这部作品中与女性有关的内容，并非常巧妙地拿来为中国刚刚有机会步入正规学校教育的女性学生所用（1907年女子学校被正式纳入学制中）,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徐志摩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阐释，却是经过了文化变异所留下的符合中国女性接受状况的误读。

在提及女性的创作条件和环境时，徐志摩提到了伍尔夫着名的论断：女性从事创作需要自己的房间和独立的经济保障。

然而改善女性的创作条件并不是徐志摩进行这次演讲的目的，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告诫女学生们，女性的地位无论古今中西都低于男性，英国的状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伍尔夫提到温澈西夫人和纽卡所夫人是出于对女性艰难写作环境的愤慨，而徐志摩引用温澈西夫人的感慨：“趁早，女人，谁敢卖弄谁活该遭殃，才学那是你们的分！一个女人拿起笔就像是在做贼，谁受得了男人们的讥笑”, 则并不是出于对女性弱势地位的不平，而是想要用温夫人的话向苏州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们说明女性创作空间狭窄的事实。

徐志摩列举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以及清代妇女文学取得的成果，意欲向女学生们树立的是面对逆境仍旧顽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希望当时的女学生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成为像莎士比亚一样能够写出不朽着作的女作家。

这样的女作家是与伍尔夫所描述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截然不同的形象，这就是变异。

在徐志摩想象中能够比肩莎士比亚的女作家应该天资聪颖、吃苦耐劳，在夹缝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却不会像伍尔夫虚构出的莎士比亚的妹妹那样，空有满腹才学却过早夭折。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描述从事创作的女性地位的悲惨，目的是想引起社会对女性不公正地位的重视，希望为女性争取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和经济地位，来保障女性创作的自由。

而徐志摩借用伍尔夫的这部作品，想要传达给中国女学生的却是女性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他并不是要号召女学生们为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而奋斗，而是让她们向历史上那些在困难中踽踽独行的女性作家学习如何在狭窄的空间中生存。

同样是在女子学院的演说，伍尔夫想告诉台下女性听众的是：我们一直在不公正的环境和条件下从事写作，现在我们有必要改变这一切，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和利于写作的内部与外部环境。

而徐志摩想要告诉中国女学生的是：古今中外的女性在从事写作时都会面临各种困境，所以你们需要的不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是顽强拼搏的毅力，请你们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文学阐述的变异，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被引介到中国时，这篇文章的旨趣就因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而发生了改变。

徐志摩将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女性的困境作为事实介绍给了中国的年轻女性，却巧妙地过滤掉了伍尔夫列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代之以更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并鼓励当时受教育的女性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女作家们就对救亡图存怀抱着极大的热情，丁玲就明确地表示自己卖文但不卖“女”字，杨莉馨将其称为“五四以来男女作家共赴国难的传统”, 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能够与伍尔夫思想产生共鸣的深刻基础”. 事实上，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三枚旧金币》，这些被国内称为女权主义的作品均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彼时战争的阴影同样笼罩在英国的上空，然而伍尔夫的这些作品并未表达过男女合作共赴国难的愿望。

《一间自己的房间》表达的是女性作家对自己所处的男权社会的不满，《三枚旧金币》则明确表达了伍尔夫对于男性战争的不配合的态度。

1941年E·M·福斯特在剑桥大学的讲座上谈到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时，这样说道：“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

她相信社会是由男人造成的，男人的主要职业是流血、挣钱和发号施令，还有就是穿制服，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令人起敬。

……她觉得发自这些人口中的喃喃自语，是在表达某种从未同女人商量过的内容，不管怎么样，这种内容是她不喜欢的。

在理论上，有时也在实际行动中，她谢绝同男人配合。

她拒绝参加任何委员会和在任何呼吁书上签名，因为女人不能宽恕这个由男人造成的悲惨的烂摊子。

”而在当时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们更希望抹去性别的差异，对自己被尊称为“先生”这件事情是相当满意的，这也是变异。

伍尔夫的确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到过女性积累生活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她所希望的生活经验是交友、旅行、沉思而非与男性并肩作战，抵御外敌。

正因如此，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诞生之初就遭到了英国国内一些批评家的激烈反对。

阿诺德·贝内特先生认为这部作品让人摸不着头脑，伍尔夫想要为女性创作者争取的500英镑收入和一间上了锁的房间，并不是从事写作所必需的条件。

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己为例，证明受到外界干扰和贫困本身并不会阻挡一个人成为作家，“伟大的歌剧演唱家们，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却仍然是伟大的歌剧演唱家”. 女性作家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绝不是外在条件惹的祸。

同为女性，Q·D·利维斯夫人则在《全国的毛毛虫团结起来》一文中指出，《一间自己的房间》实在令人讨厌，伍尔夫所代表的只是她所在的那个高雅之士的群体，绝不能代表广大的受过教育的女性。

（8）而这些在英国国内被攻讦的观念，徐志摩却并未察觉。

此后，他也不再提及伍尔夫的这部作品，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主动模仿伍尔夫的意识流写作技巧。

为何徐志摩没有发现这部在英国国内激起愤慨的作品有种种脱离实际的弊端呢？为何徐志摩不再向国内推介《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转向了伍尔夫更具纯粹艺术气息的意识流小说呢？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徐志摩正是贝内特和利维斯所提到的文学上的高雅之士的中国版本。

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的家作为“太太的客厅”汇聚了一批由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组成的“以纯粹的文艺、学术探究与对话为特色的‘公共空间’”. 1935年11月5日，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叔华告诉我，在北平也有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

就我所了解，确实和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很相似。

”与徐志摩生活在同一个圈子中、受过教育的女儿们，有能力接受对当时女性来说最好的教育，对她们来讲拥有独立空间和财务自由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徐志摩才可以自信地说伍尔夫提出的女性创作条件对中国女性来说只是量的区别，却无质的差异。

贝内特和利维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驳斥，当然无法引起徐志摩同样的愤慨，因为虽然身处东方，徐志摩和伍尔夫同属精英阶层。

只是，变异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这个东方版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徐志摩和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福斯特一样，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并不感冒，在预言女性在未来是否会赶超男性时，徐志摩下意识地使用了“竟”, 说明他从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女性可能有超越男性的一天，在对女性的美好祝愿中也隐隐透露出他对女性能否担此重任的本能的不信任。

同时，徐志摩也特意强调，女性对文化的贡献逐渐增加，将会动摇男性的权威，引起男性的担心，对男性造成威胁，而这种观念正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着力批判的。

徐志摩1928年在伦敦期间阅读了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对伍尔夫产生了好感，他托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罗杰·弗莱帮助自己拜访伍尔夫夫妇，虽未能成行，但伍尔夫“美艳明敏”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徐志摩向苏州女子中学的学生们介绍伍尔夫，更多是出于对伍尔夫本人和她精致的意识流小说的喜爱，而并非对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赞同。

徐志摩想要女学生们了解的并不是如何反抗男权社会，而是如何珍惜刚刚争取来的读书机会。

徐志摩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读出了伍尔夫的反叛和对传统男权社会的背离，于是在对这部作品蜻蜓点水的评介之后，迅速逃离了伍尔夫与政治有关的作品，转而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阅读、模仿伍尔夫的小说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