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中的新世纪文学_从三部作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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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社会的
文化构成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城
乡之间的流动与交往日益频繁,城乡之间的内部联
系变得日益深刻。这种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因为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所出现
的新的文化因素和美学倾向正在改变着以往文学创
作(在此所说的“文学创作”是指以纸质媒介出版的
“纯文学”创作,不包含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学读物)的
面貌。那么,如何说明文学创作的叙述情感、想象动力以及作家审视理解生活的视角的变化呢?我想分
别以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阎连科的《受活》
及尤凤伟的《泥鳅》这三部作品为核心,说明如上三
个方面的内容,这三部作品都与“城乡流动”这一社
会变化的重大问题相关。本文试图通过三部作品的分析,说明新世纪文学创作的某些特点。
一、悲悯:一种有代表性的叙述情感
理解中国文学问题自然从中国本土文化经验开
始思考问题。虽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问题
都与世界问题相关,很难说有纯粹的中国本土文化
经验,但相对而言,中国的乡土文化世界还是有着自己较为明晰的特点的,这也是本文所选择的三部作品都是描写“乡下人进程”这一主题的原因。
中国新世纪以来,“城乡”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剧
烈的流动?显然与当代社会的“现代性”追求有关。
因为城市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象征,对乡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城乡之间的流动”虽然在1980年代已经
开始,但没有像目前这样体现的如此剧烈和深刻。那
么,怎样理解“乡土”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呢?中
国乡土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已
经发生,在百年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其复杂关系和表现形态本文难以说清楚,只能在王安忆的《上种红菱
下种藕》这部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在当下乡土生活的
展开过程中进行具体的说明。
“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在与封建中世纪
历史的对立中、不断展开的现代生活中产生的。对于这样一种不断发展的、变化的,与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是无法用明晰的
概念界定的。经典理论家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这一问题,“韦伯从理性出发,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桑
巴特从奢侈这一生活习性出发,来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和品质。理性社会是除魔化的,商品
社会是市场化的,奢侈社会是欲望化的。”(1)福柯则把
权力的差异看作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区别,
“现代社会积极地管理、改造和培训个体,惩罚朝着新世纪文学研究
[2000-2010十年文学观察・复旦声音]
城乡流动中的新世纪文学
——从三部作品说起王光东122010/4・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
一个积极的方向充满策略性的运转。”(2)现代社会的
独特之处就在于发明了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如上种种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存在
形态及其“现代性”的内涵,那么,中国当代乡土社会
的现代性是怎样的呢?这显然在本文的范围内难以
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呈现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结构形式和发展进
程也决定了中国当代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要呈现出
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性内容。理性——世俗、商品——
市场、奢侈——欲望、权力——惩罚等西方现代社会
的特征,在中国虽然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但所遭遇的问题却更为复杂。当这样一些具有“现代性”因素
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中出现
时,中国乡土的文化世界在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
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上种红菱下种藕》所描写的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镇生活,体现着深厚的本土文化内涵。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成长小说,随着
秧宝宝、蒋芽儿几个女孩的出现,她们纯净、困惑的
眼睛里出现了江南水乡特有的风情韵致。在这里王
安忆不分析、不议论——她画画、她描写。于是,小说中有了自然、淳朴的意境,静默中有了一些喧嚣,
忙乱中有了一种秩序。她写的是小镇,是风俗,是文
化,是种种人,是历史,是现实又是背景,就在这样的
地方,秧宝宝和她的同学,她寄住的李老师一家人,
还有公公、爸爸、妈妈……一起演绎着当代生活的历史。在这种当代生活的展开过程中,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开始出现了,搅乱了那种静穆、温馨的生活,这
种新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人们的生
活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安稳地守在生存了许
多年的土地上,开始走出了自己的故乡。有钱人的那种现代化的舒适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支配他
们行动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秧宝宝的爸
爸、妈妈走入大城市,把她寄养在李老师家,原有的
生存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性呈现形态也自然有了
新的内涵;(2)与这种生活价值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于商品、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因为只有在这
里,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生活才能得以实现。由
此,人们去办工厂、开商店、跑营销,金钱欲望与忙碌
的奔波相交织,使生活在喧嚣中呈现出了勃勃的生
机。这显然是与西方“现代性”价值趋向密切相关的一种观念,是商品、奢侈的欲望刺激起来的新的生活因素,但是这种“现代性”的生活追求与本土已有的
价值规范是否统一在一起呢?当然,在本土的文化情境中,也蕴育着这种现代生活的要求,自从上世纪
初中国汇入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后,这种生活追求就
已经萌生,但似乎并未像今天这样在当代生活中普
遍展开。一旦这种新的生活因素进入当代生活,已
有的生活秩序被搅动后,相对稳定的人性、伦理、道德,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在这里人和人之间开始有了
一次次不愉快的“碰撞”,每一次碰撞后的和解都是
“人性”向善的一次调整,譬如在小镇上开商店的东
北人,与李老师一家人的关系从开始的排斥到后来
的亲近。秧宝宝与李老师一家人的冲撞也蕴含着这个世界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不协调,但是在变化的
生活中,人们似乎更加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
存而生活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像秧宝宝
这样的女孩子在感受着朴素的人性,也在获得自己
的人性的成长,而且大人们也在经历着新的生活的冲击,寻找着人生的轨迹。他们就是这样在“本土”
与“现代”的冲突与矛盾中,忠诚而又务实地生活着,
趟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当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读出这样的人生和历
史时,我们分明看到了王安忆精神情感上的两种倾向:1、对小镇上淳朴、合理的生存方式有着倾心的赞
美和热爱;2、对小镇上人事的变化、境遇的变化又有
着无奈的悲悯。不仅秧宝宝最后离开了小镇,李老
师一家人也可能“各奔东西”了。这说明“现代性”在
人心中的力量,人心如此,而这个小镇“它真是小啊!小的经不起世事的变化。如今单是垃圾就可以埋了
它,莫说是岩石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
状,半袒半露,它小的叫人心疼。”王安忆对于“小镇”
人事、历史变化的这种悲悯和忧伤,实际上包含着她
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某种忧虑——“现代性”所带来的某些东西并不都是美与善,它对人心与世界同样带
来了伤害。小镇的消失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化,
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性的伦理法则、一种直朴、
谨严的文化精神的衰弱。历史总是变化的,直朴、谨
严也难以抗拒“现代性”的挤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小镇的文化精神是否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呢?
王安忆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亦或说在“城
乡流动”过程中,对人的命运、乡土文化命运的这种
悲悯,成为新世纪以来许多小说的一种重要叙述情
感,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孙慧芬的《上塘书》、毕飞宇的《玉米》、张炜的《刺猬歌》等作品中13都渗透着这种悲悯的情感,这种情感,实质上也包含
着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某种忧虑——现代化所带来的是否就一定是美好的世界?这种悲悯的情感在
20世纪以来的其它历史阶段也曾经出现过,譬如鲁
迅对于阿Q的悲悯,高晓声对于陈奂生的悲悯等等,
但其内涵是不同的,后者的悲悯来自于启蒙的现代
性诉求,王安忆则有着对现代性的反思。
二、现代性反思与民间守望:想象的文化动力
在城市与乡村,现代性与民间性的纠缠与冲撞
中,新世纪以来的许多作品都呈现出对于“本土民间
性的守望”,这种守望源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追求和理
想以及对民间生活逻辑和生存伦理的认同。在此,
“民间性的文学世界往往呈现出对善的伦理、美的人情的守望情怀,作家们在这种守望中诉说着人与人
之间的关心”(3),“乡民对土地的热爱”(4),还有“对城
市化进程中酸楚世情的关注和思考”(5),类似的作品
在新世纪以来的许多小说创作中都体现出来。这种
民间性的守望和现代性的反思,在阎连科的《受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阎连科的《受活》所叙述的主要是1949年以后直
至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变迁。在这样的一
个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阎连科《受活》的想象力是
被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推动的呢?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出现,都带来了
中国当代社会中前所未有的一些新的特征,亦或说
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推进中国
当代社会发展的市场化经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
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现代性”与西方化、世界化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当这样一种全球化的
经济、文化力量进入当代中国农村时,阎连科是用一
种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姿态去应对这种变化
呢?在《受活》中,我们发现阎连科虚构了一个乌托
邦的理想世界:受活庄的地理环境不仅山清水秀,而且这里的人都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虽然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都是有残疾的,但却实实在在地种地收割、
忙秋忙夏,自由自在地实现着自己生活的追求,并且
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和审美趣
味。这样的民间世界是相对封闭、与“现代性”价值趋向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甚至构成了对“现
代性”的一种否定,它从民间、本土的文化视点出发,
构建了一个稳定的、恒常的、平等的、自在的民间,与变动的、发展的、瞬间的、偶然的充满了争夺和争斗
的现代生活相对立,具有了诗意、人性、美善等特征,这显然是理想的民间世界。阎连科这种源于民间的
文化立场和精神诉求在遭遇到“现代性”的撞击时,
两种力量冲突所产生的张力构成了其艺术想象展开
的动力。这种力量推动着他去虚构、叙述受活庄人
的命运和生活。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受活庄人首先遭遇到的是改变贫穷生活而必须具有的金钱的诱
惑。有了钱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心甘情
愿地组成了“绝术团”,依靠残疾身体所赋予他们的
独特技能走向了外部世界,他们汇入了“市场经济”
的大合唱中,辗转于各地,挣回了大把大把的钞票。那一个个生动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内心中都涌动着
对于“钱”的渴望,这是这些人物生活的动力,也是阎
连科艺术想象的动力因素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阎连科对这种金钱驱使下人物的行动,内心充满
了深深的焦虑,他似乎预感到受活庄人对于自己过去自在生活的背离会带来他们悲剧性的命运,由此
他在寻找着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发现着受活庄
人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在这里充分地显
示了阎连科有异于他人的独特艺术想象力,他写到
了落户于受活庄的红军战士茅枝婆,在1949年之后的岁月里,带领村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建设进程中
去时,这个平稳、安谐的世外桃源便没有了平静的日
子,甚至遭受了政治权力所赋予的“合法”的掠夺行
为,导致在饥荒弥漫的岁月里,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在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他进一步地思考着当下生活中受活庄的命运。于是,他看到了中国当下生活
中的“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现代
社会中,市场是由“商品”支撑的,而在中国当下的历
史情境中,市场却受到“权力”的控制,甚至可以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