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记》中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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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记》中管窥社会功能意义上的音乐哲学观
《乐记》一书,出自《礼记》第十九篇,由西汉成帝时期戴圣所
辑。这是我国最早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较
为详细的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它的成书年代及作者
虽然很难说得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乐记》是经西汉儒生多人之
手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辑录,而后加上汉代儒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化理
论化而成的一本书。《礼记》中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
扬也,乐之末节也。”乐的大节是德,是最为重要的教化工具,这是
中国与世界诸古文明音乐思想的重要区别。通过对《乐记》的阅读,
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音乐哲学观。
一
从社会功能角度而言,《乐记》中的音乐哲学观可以展现在五个
方面。首先,是音乐的教化功能。《乐记》中说“德者性之福,乐者
德之华”,这就是它们所说的音乐的教化功能。通过音乐的美,来净
化社会的世俗风气,使社会得到进化,这也是“先王”提倡音乐的最
初想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重视礼乐,以《礼》、《乐》、
《诗》、《书》教人,他认为礼是用于分别贵贱等级的,而乐则用于
调和上下关系,虽然二者功能相互矛盾,但是“礼乐之情同”,二者
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了让人们又要相亲,又要相敬,所以“礼乐”并
用,总之,当“礼乐相济”才合乎理想,天下太平。其次,是音乐的
政治功能。《乐记 》中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儒家认为音乐
与政治相通,是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乐记》指出:“乐者为
同,礼者为异”。以礼、乐的互相配合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礼
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当“礼乐相济”,则天下太平。
《乐记》从礼乐配合、礼乐并重的角度,论述了乐对辅助政治、维护
社会稳定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结论是:“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
相沿也。”把音乐与道德、法律、政治同等看待,对它在国家上层建
筑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乐记》中曾载:夔开始制乐
奖赏“德盛而教尊”的诸侯。可见,儒家的所谓“德音”,是德治之
音,是宣扬君王德行的方式。惟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
四方,化育万民。所以,在《乐记》中所论述的德音,形式上“皆安
其位而不相夺”,即乐言的稳定性强,而倾向性弱,在内容上应表现
“平和之德”,曲调谐和而宽广。溺音是它们所反对的,溺音即乐音
进进退退,比较杂乱,“乐而不安”,对君子来说千万不要接受这种
音乐。溺声乃国家灭亡之声。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天圆地方”“中正
平和”审美观念的认同,使得古人对于曲调和谐宽广音乐的认同,以
及对旋律变化情绪热烈音乐的否认。当然,这是因为在古人眼中,音
乐与德治密切相关,不能教化万民的音乐,就不是君子所应该接受的。
第三,是音乐的修身之用。《乐记》中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
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这里直
接点明了音乐艺术的出现非是为了享受,而是教化万民,为天下大治
做贡献。音乐艺术的开展,不仅考虑了政治因素,还为道德伦理起到
了推动作用。这种适应朝代的音乐哲学观,是非常顺应时代潮流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也起到了对伦理道德的制约作用。第四,是音乐的
愉悦作用。《乐记》中反复强调“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虽然,在《乐记》中也在论述了音乐的“德治”。其实这种音乐必然
也是悦耳的,只有激发了人内心愉悦的情感,再怀着愉悦的心情去感
受音乐的美,才能达到修身养性,教化世人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足
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第五,是音乐的伦理作用。《乐记》说: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
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只有符合了人类审美标准和道
德标准的音乐,才能激发出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感受。这种观念带来
的一个消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俗乐产生很大的排斥,而对崇尚
雅乐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要知道,春秋时期为什么被孔子称之为“礼
崩乐坏”的一个时代,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音乐不发达,乐器不丰
富,而恰好是因为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纯粹音乐学意义上的乐,它会
使人纵情声色,违背了德治的精神。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对于我国音
乐多样性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二
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儒家一直都重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强调“乐教”,强调“乐与政通”。《乐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哲学
观念。。《乐记》认为音乐“动于内”、“感人深”,所以音乐可以
用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人如果被外界事物引诱,而不去节制欲望,
就会灭绝“天理”,丧失天赋善性,堕落为禽兽。这是“人之初,本
性善”的哲学观念。而音乐既然体现“天理”,就可以起到“平好恶”、
节“人欲”而存“天理”、“反人道之正”的作用。《乐记》高度评
价了音乐“节欲反正”的作用,能使人修身养性,内心平和,社会长
治久安,所以“致乐以治心”“不可斯须去身”。《乐记》所提倡的
是通过音乐来完成人际关系的协调发展,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共
处,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希望音乐从“和谐”出发的重要目的。音乐能
使人愉悦,有让人和谐相处欢喜与共的作用。在不同的场合演奏不同
的音乐,可以使君臣合,老少顺,父子亲,所以在《乐记》中说音乐
就是用来调和人际关系的。
除了对人与人关系的调节,《乐记》更强调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和
政治作用。“凡音之起,由人心声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
乐既然是从人内心而生,也能让社会移风易俗,天下大治,因此用音
乐教化万民,可以让人民走向正道。《乐记》中又云:“先王慎所以
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其奸。礼、
乐、刑、政, 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可见,《乐记》
将“礼”、“乐”、“刑”、“政”一起作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
视其为政治体系的主要内容,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同民心
而出治道”,而“礼”、“乐”、“刑”、“政”是在这个共同目的
下各自发挥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功能。在“乐”的政治作用这个观点上,
此乐非为娱乐欣赏,而是“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
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在这其中的一些观念,
比如音乐可以协调人际关系,修身养性等是值得肯定的,有一定的理
论依据,但是还有一些观念,比如说音乐可以使民“不争”“不怨”,
可以达到“揖让而治天下”的目的。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幻
想,至于认为音乐不仅可以“用于宗庙社稷”,而且可以“事
乎山川鬼神”,能与天地相合,和鬼神相通,使宇宙大放光明、
曰月运行有序、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生长繁茂,就更将音乐的社会功
能夸大到荒诞的地步,堕入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深渊。
三
音乐的社会功能在西方也早被重视。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比其
他教育都重要得多„„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能够浸入心灵的
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心灵因
而美化”。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音乐有教育作用、净化作用和精神享受
作用,“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因而有益
于身心,有益于社会。这些都与《乐记》社会功能意义上的音乐哲学
观不谋而合。从二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乐记》对音乐的社会功能
作了更高的评价。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体制下,虽然经过多年
努力,但是社会、学生和家长对以音乐为主的美育重视程度还是不够
的。笔者曾在一线小学工作五年,相比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全民
音乐教育“体制,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依旧是不够
的。就目前我国广大少年儿童品德的培养和塑造而言,我们有必要借
鉴《乐记》社会功能意义上的音乐哲学观,重视音乐“善人心”的作
用,用音乐更好地塑造未来中国人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