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魏晋南北朝文坛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其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突出：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也趋于骈化。
第一节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一、“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一）沈约将建安文风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更注重个性表现。
曹丕“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陆机“吐滂沛乎寸心”（《文赋》）建安辞赋、书信、诏令等的创作，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二）刘勰“气爽才丽”评魏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结合，是建安群才共同特点。
沈约：“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文章重“气质”，故对藻饰讲求情辞相称，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三、曹操教令有通脱之风，思想无所顾忌，行文风格不拘常例。
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因称心而言，流动率真之气，易带个人色彩。
四、曹丕、曹植的书札。
写作动因似无具体事由，内容多抒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情文并茂。
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曹丕“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
“乐”，透露出创作与鉴赏双方对作品文学性的瞩目。
繁钦《与魏文帝笺》、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增加用典和骈偶成分。
从总趋势上看，建安文有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
五、词赋。
（一）词赋的新局面—抒情小赋，拓展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
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的发展方向，魏晋之际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感表现领域扩大，作者表现力在个性化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第八章魏晋南北朝辞赋第一节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与辞赋作品，据严可均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统计，有作品保存至今的作家有二百八十四人，保存至今的作品（包括残缺）有一千零九十五篇。
其总数为今存汉赋（包括残缺）的六倍。
而且辞赋作品在五十篇以上的作家有曹植（五十八篇）和傅玄（五十六篇），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盛况。
这个时期辞赋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抒情化的复归，并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的趋势。
先秦辞赋虽也有述理与体物的内容，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先秦辞赋，抒情化是其主导倾向，具有作家鲜明的个性特点。
汉赋虽也有抒情之作，但主导倾向是以体物为主的散体大赋。
自东汉末年开始，以抒情咏物为主的小赋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仍有散体大赋，但咏物抒情小赋占了较大的比重，成为这个时期辞赋的主流，它们或表现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或反映现实人生的困苦，或描写自己的坎坷命运，或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或歌唱自己的生活情趣，或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情思。
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华美，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不仅内容逐渐诗化，形式也逐渐融入五、七言诗句；随着永明新体诗的产生，诗句逐渐律化，融入辞赋的诗句也逐渐律化。
辞赋出现这种抒情化与诗赋合流的趋势，是当时哲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演变的结果。
第二，语言趋向骈偶化，出现辞赋的一种新形式——骈赋。
骈赋的基本特征就是语言骈偶。
骈偶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
这个时期的一些大赋，如何晏《景福殿赋》，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庾信《哀江南赋》，都是骈赋。
所谓骈赋，就是用骈文的艺术写作辞赋。
第三，艺术风格由汉代散体大赋的堆垛板滞转变为清深绮丽。
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之一是“铺采摛文”，但汉人理解的“文采”，只局限于文字的华美。
因此，汉赋的语言风格往往是罗列名物，堆砌双声叠韵形容词。
汉大赋的另一特点是“体物”，而汉人理解的“体物”，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只求形似，一般不注意情景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