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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近代历史重庆开埠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三十一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
次年三月一日，重庆海关成立，英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和征收关税的大权并兼管港口事务。
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建立国中之国。
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运逐渐被外人控制。
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失，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使重庆及其影响的地区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新式学堂兴起19世纪末，仿欧美日的新式学堂在重庆开始创办。
清光绪十七年(1891)，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了私立求精学堂。
次年，川东道守创办了洋务学堂。
此后，重庆知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官立重庆府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相继创办了川东师范学堂、重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至清末重庆各类学堂已初具规模。
既有大学堂，又有大量的中小学堂，还有实业学堂、幼稚园，以及专门为贫苦子弟设立的半日制学堂，全市各类学堂多达1200余所。
创办钱庄、银行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庆最早创办的钱庄同生福钱庄开业，以后一直为重庆四大钱庄之一。
民国3年(1914)，重庆富商杨文光及其族人创办的第一家私营银行聚兴城银行开业，额定资本100万银元。
到1948年，该行在全国共有分支机构32处，其中分行8个，支行4个，办事处20个。
近代工业出现1891年，川商卢干臣等人自日本迁回森昌泰自来火厂(即火柴厂)，这是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
随后又出现了民族资本办的蒸气机械缫丝厂、棉织厂、玻璃厂、机制纸厂、仪器公司、制药厂、电厂、矿业开发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特别是1907年独川电灯公司及天府煤矿等基础工业的出现，给重庆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到1933年，全市已有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工场415家，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最早的工业城市。
日本开设王家沱租界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就趁势向清政府提出了在重庆设立租界的要求。
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经历了多个阶段，逐渐从雏形阶段发展到繁荣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出版业在普及新闻知识、传播新闻学术、辅助新闻教育、指导新闻业务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15年，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
随后，新闻出版业逐渐传入中国，最早的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和最先在中国用外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的。
这一阶段，新闻出版业的主要特点是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开始，以传教为名，入侵中国宣传。
到了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已经接近200种。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
这一阶段，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成为主流，他们出版了大量的中文报刊，如 遐迩贯珍》、 丛谈》、 中西闻见录》和 益闻录》等。
1872年，外国人在上海创办了《 申报》，这是中国近代存在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申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此后，新闻出版业逐渐走向繁荣，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报纸，如 大公报》等。
在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教育也逐步兴起。
1918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新闻学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萌芽。
1919年，该学会创办的《 新闻周刊》成为中国最早的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
至1949年，中国陆续出版新闻学刊物30余种，它们在普及新闻知识、传播新闻学术、辅助新闻教育、指导新闻业务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经历了从雏形阶段到繁荣阶段的发展过程，不仅推动了新闻事业的繁荣，还为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出版业在普及新闻知识、传播新闻学术、辅助新闻教育、指导新闻业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近代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印刷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印刷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的交流，一些西方的印刷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以下是具体的发展历程：
1.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一些西方的印刷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1872年，《申报》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其印刷技术也是从西方引进的。
同时，一些印刷企业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企业引进了西方的印刷技术和设备，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印刷业。
2.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印刷设备的不断更新和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印刷业逐渐走向了现代化。
同时，一些新兴的印刷媒体也纷纷涌现，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这些杂志的创办为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3.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提高。
随着印刷设备的不断更新和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印刷业逐渐走向了现代化。
同时，一些新兴的印刷媒体也纷纷涌现，如《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
4.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印刷技术开始逐渐普及。
数字印刷技术具有快速、灵活、个性化的特点，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对于高效、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也开始逐渐普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之，中国近代印刷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过程。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中国的印刷业将继续发展壮大，为人类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浅谈近代重庆商业作者：杨富城来源：《南北桥》2022年第04期[ 作者简介 ]杨富城，男，四川成都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 摘要 ]百余年前的重庆是中西部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和重要商埠城市，因商而兴，社会进步，重庆不断发展成为商业繁盛的现代化都市。
[ 关键词 ]商业;消费;近代1 近代城乡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的重庆就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手工业发达，商业兴旺，是客商云集之地。
在商业上，主要商贸活动集中于乡镇市集，小商小贩在此售卖纺织品、手工艺品等商品，还有从事地区间贩运瓷器、丝绸等生意的商人。
四川的货物主要依靠便利的水运沿江而下。
重庆凭借地理条件、辐射能力及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得一批票号在重庆设立分号，初步形成长江上游的商品交换中心和交通中心。
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取得条约特权。
1891年重庆海关正式成立，重庆正式开埠，外国官商垄断商业、航运。
根据重庆海关史料记载，重庆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城乡经济日渐活跃。
重庆推出新票银在本地市场流通。
洋商行相继设立，外国商人也积极开展商业活动。
重庆的商人为求生存发展，学习到了商业竞争意识和近代管理知识，各行业普遍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组织和会馆，新式银行在重庆陆续开办。
重庆近代工业初步发展，城市商业功能强于工业产业。
当时颁布的一些有关商业的章程，削弱了长久以来“重农抑商”的思想，保障了工商业者权益，提高了商业从业者的地位，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
重庆的乡镇集市也获得了发展，商品交易量增加，以重庆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逐步成为四川近代工业最集中、长江上游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
重庆下半城位于现渝中区东部，靠近长江相对平缓的区域，水路贸易便利，是明、清、民国初期的商贸最集中地带，有各种商号、字号、宾馆、百货店，百货业主要经营苏、广、洋杂货。
1914年，重庆总商会购下半城的重庆府署旧址，位于东水门至太平门之间，学习国内发面为仿欧式，后来又修建了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
第12卷第9期Vol.12 No.9101城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接受新文化的反应能力。
因地理环境在战事上易守难攻，重庆一直被当作要隘之地，因此其在城市化方面并不是先行者。
宋代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重庆的城市化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与长江下游通商口岸的开放密不可分。
1890年，重庆和南京一样成为通商口岸。
英籍商船在宜昌和重庆区间贸易，可以雇佣华籍商船，也可以使用自有船舶。
次年，重庆海关成立，城市化相关元素也随之而来，重庆现代报刊就是其中之一。
一、重庆、《渝报》和宋育仁身处长江上游的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如武汉、上海等相比，是比较封闭的，这让重庆在接受外界新生事物和新鲜信息方面晚了差不多20年。
但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在内陆城市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开埠以后，因为靠近水源，虽然西方商品经济给重庆城市经济造成了冲击，但也刺激了重庆民族资本的发展，其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先觉者走出夔门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觉醒后又回到西南内陆。
甲午战败后，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危亡感到达顶峰。
位于西南内陆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深受刺激，其中一批知识先觉分子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战斗武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试图开启民智，发展民力，树立新的民德。
以宋育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此背景下创办《渝报》，该报为重庆首份近代报刊。
宋育仁是《渝报》的总理，并由他主持工作；杨道南任《渝报》协理；潘清荫和梅际郇分别是《渝报》的主笔与副主笔。
除了总理、协理和主笔以外，《渝报》局中还有翻译、司账、缮校和排字员工等人，职位在总理以下的每月都可以领到薪水。
初开办期间，《渝报》就已经具有报馆规模［1］。
根据《渝报》记载，每月出3期报纸，每期报纸以册为单位，单期双面30余页。
在印刷排版上，川贡土白纸木板雕印，为竖排。
每页26行，每行23字。
体积比新闻纸的十开本大，印刊名、页码［2］。
最初计划铅字排印，后因为印刷设备不能及时到渝，改为木印。
前后共出版16期，其中第16期为1～15期的分类汇编。
一、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1、近代报刊出现的时代背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进人19世纪，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开拓市场，追求更大的利润，它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非洲、西亚、中亚、南亚甚至中国近邻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先后沦为它的殖民地。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大门紧闭，不能进来。
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是个封建统一的大帝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外交上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
中国的外贸城市仅限于广州一处，这就和急于扩大市场的英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为此，英国曾多次提出要清政府放宽限制，扩大贸易，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为了强占中国广阔的商品市场，在尚不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情况下，英国采取了鸦片和宗教同时渗透的对华政策。
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和它的海外殖民事业是紧密配合的。
早在1795年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成立不久就筹划到中国传教，随着对中国鸦片走私贸易的扩大，进人19世纪，去中国的实际行动就提上了日程。
1807年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祖籍苏格兰，1803年人神学院学习，随即成为伦敦布道会的教徒。
1804年要求来华传教，经过三年准备，1807年春搭乘美国商船三叉戟号到了广州。
他先在广州后在澳门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和编纂《英华辞典》，同时还冒险出版《新约》和许多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
但由于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印书，马礼逊的宗教活动进展不大。
1813年应马礼逊请求，伦敦布道会又增派一名传教土米怜（WilliamMime 1785?1822）来华协助工作。
1814年米怜考察南洋群岛并向华人聚居区传教，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
回来后，他与马礼逊总结了传教经验：中国方言多，清王朝又禁止传教，故口头宣传在中国困难很大，不如用中国统一的文字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书面宣传，然后再向中国内地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