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试析“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宗族描写与宗族文化批判论文关键词:乡土小说民俗宗族制宗族观论文摘要:中国乡土小说大约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站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审视这个年代中国乡土社区的生存现状，描写中国农村的乡风民俗，是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特征。
宗族制度和宗族观念的描写是“五四”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乡土小说家们通过对乡俗的野蛮性和破坏性的描写和表现，严峻地批判了封建宗族制社会，体现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和追求人性的解放。
中国乡土小说大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鲁迅的影响下产生。
在鲁迅之后，以王鲁彦、许杰、台静农、彭家煌、许钦文等为代表的寄居京沪等大都市的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描写农村、农民，反映中国农村现实的作品。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或乡镇，熟悉农村或乡镇的生活，站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立场审视二十年代中国乡土社区的生存现状，用一种浓厚和苦涩的笔调描写了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乡风民俗，其中不乏大量的丑陋而残酷的风俗，从而达到揭示国民劣根性、“寻出病根以引起疗救”的目的，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和现代理性，形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初的乡土小说作家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农耕文明阶段，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宗族制度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变得更加残酷和顽固，与此同时社会上继续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旧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因此，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载体的乡土小说，首先把封建宗族制下的种种丑陋风俗作为描写和批判的重点。
乡土小说家们通过对宗族制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各种民俗的批判性描写，找到了国民的病根，展示了问题的所在，体现了现代意识的觉醒。
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组织。
中国的宗族制度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西周时代就基本成型。
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宗族秩序在中国农业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宗族制度及其变种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封建的统治者利用宗族进行行政控制，使得宗族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009年12月第12卷·第6期宿州教育学院学报何谓“乡土文学”？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最早使用“乡土文学”这一称呼，并立即为文学界所接受。
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炫耀他的眼界。
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乡土文学的作者。
……”“乡土”，即故乡。
鲁迅所举的这些作家的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面，自然带着地方色彩。
但乡土文学不能仅局限于民俗的描写。
茅盾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只有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对于命运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①。
正如法国的文学思想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②“五四”新文化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本质上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思想文化运动。
它提倡的“人的自觉”、“人的解放”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的心灵。
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蔡元培“劳工神圣”口号的倡导，表达了对社会底层全新的认识和态度，把人们关注的焦点、作家创作的中心引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
之后《新青年》、《晨报》等刊物相继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
在政治思想界的极力倡导下，“尊重劳工”、“关心农民”的思想风起云涌。
广大知识分子获得新的启发与感悟，这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潜在的影响。
论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作者：刘学云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1期摘要：鲁迅作为“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最早的开辟者和实践者，他的乡土小说创作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具有浓郁浙东水乡地方色彩的乡土风俗，并将风俗展示与人物的描写、刻画有机融合，在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俗描写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中寄寓作家的乡愁乡恋与文化批判。
关键词：乡土小说乡土风情乡愁文化批判作者简介：刘学云(1969-)，女，山东莱芜人，文学硕士，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020-02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文学”的小说创作，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五四”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1]“隐现着乡愁”[2] 。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杰、许钦文等，这些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之路时往往都会提到一个人的影响，那就是鲁迅。
的确，鲁迅是乡土小说最早的开辟者和实践者，只是由于长期以来研究者更多关注鲁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的巨大成就，相对忽视了其小说作为乡土小说的特征和意义。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人关注到鲁迅小说的乡土特征。
张定璜在评论鲁迅的《呐喊》时就说：“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
”[3]的确，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有大量的描写故乡浙东农村（乡镇），带有浓重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如《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风波》《明天》《社戏》《祝福》《离婚》等都是乡土小说中的典范。
在这些小说中鲁迅为我们展现了故乡社会鲜活生动的乡土风俗，包括日常及节日风俗、婚丧嫁娶的风俗、起名字的风俗、饮食起居的习惯等等：旧历年“杀鸡，宰鹅，买猪肉”“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做成“福礼”，“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的祝福祭祖风俗（《祝福》）；为祭祀社神年年都要上演的社戏，戏台下卖豆浆的小摊（《社戏》）；因为爱孩子怕他死去，“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为孩子戴上银项圈的风习（《故乡》）；由各房按年轮流主持的家族祭祀祖先的活动（《故乡》）；烧纸、烧《大悲咒》（《明天》）、清明上坟化纸（《药》）的丧葬风俗；新寡的孀妇头上扎白头绳（《祝福》）、离婚时男女双方拿回订婚时两家交换的红绿帖子（《离婚》）；按照五行八字来起名字的风俗（《故乡》）；“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做小名”的习惯（《风波》）等等。
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作为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但却有其内在的理路和一致性。
总括起来，大致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个性，抒写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在文学的功利性问题上，从五四时期倾向于文学反映实际人生，“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sup>41</sup>，到1920年代中后期，日趋明显地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sup>2</sup>。
即使在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趣味论色彩，就在前引的《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作了两点解释。
其一，平民文学并非通俗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sup>42</sup>，不要求“田夫野老”可以领会。
按照这样的逻辑，平民文学的读者无须是平民，作者也必然是由一个超越于平民的阶层来承担，而其目的则是研究平民生活。
这其中每个环节都或隐或现地关联着一个超越于平民之上的阶层——贵族。
如果将其归纳为以贵族的眼光来研究平民生活、创作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精神，应该与周氏原意庶几无差。
其二，周氏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并举例说，平民文学者，见了乞丐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捉住了贼不是给他一元钞票就了事，平民文学者关心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sup>43</sup>。
周氏在这里明确地把平民与从事平民文学者划分成了两个阶层，其实质是一种贵族趣味的“人间情怀”，也就是希望文学“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sup>49</sup>。
周氏的这一思想两年之后，就表白得相当直接：“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sup>75</sup>。
论乡土小说——以《白鹿原》为例王蒙曾写道：“文章应该是活人写的充满生活气息与生命力量的话。
你可以写口语、方言、俚语、俏皮话；也可以偏于书面雅言，哪怕夹杂文言，但是，你的文章里应该有你的体温、脉搏、心跳与爱憎。
”乡土小说显然很好的契合了这句话，以其各自不同的特色形态树立起鲜明的旗帜。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曾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以家族的兴衰沉浮为主线，描写了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活，同时全景式地描画了陕西关中乃至整个中国农村从清末民初到解放时期五十年的社会历史。
一、人物刻画血肉丰满欧阳钦在评论《白鹿原》是表示：“小说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于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十分成功。
”诚然，乡土小说创作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成功的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
这一时期乡土小说作者一改往日人物形象单一的特点，注重表现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白嘉轩，是读完《白鹿原》后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人。
是一位集美、丑于一身的，真实富有血肉的关中汉子。
沉着、内敛、隐忍,孝敬老人，他有着铮铮铁骨, 是一位卓立不凡的铁腕人物。
例如在遭土匪抢劫时，他倔强而又固执的挺着他那永远笔直的腰杆。
他身上也具备了传统美德和深厚的儒家修养。
他仁义宽厚，以德报怨，重义轻利，坚定地救了曾经伤害他的黑娃，以及像家人一样照顾长工鹿三。
虽然没有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彩，但其在村民心里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族长，他在祠堂先后惩处了田小娥等人，以整顿族纪。
但与此同时，在他身上也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保守气息，例如逼白灵嫁给王家时的坚决，以及发现白灵逃走后威严的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
全当她死了。
”作为族长的他，将白鹿原局限于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无视四方的变革动荡，执迷于儒家封建思想，足可见其封建保守思想。
鹿子霖，是白鹿原上唯一能与白嘉轩平分秋色的对手。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2002年7月第21卷第4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S oc ia l S c ie nce Ed ition)M a y.2002Vo l.21No.4ΞΞΞ五四乡土小说:启蒙与审美之间的选择方习文(巢湖学院中文系, 安徽 巢湖 246011) 摘 要: “五四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是五四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上的体现,而且一开始就受到文学界的理论重视,并得到关注、提倡与引导。
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创作的范式影响力,对乡土小创作的发展起了奠基与推动作用,从而构成二十世纪乡土文学发展中一主一从、一浓一淡的两条线索。
关键词:五四乡土小说;启蒙;审美中图分类号: 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2)04-0045-04 “五四(20年代)乡土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氛围下启动的,它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势头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成果,并对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的实践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走向乡土——文学的必然选择以倡导“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上是一次“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的文化运动,这一带有“现代”胎记的文化思潮,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政治思想界,主要是“劳工神圣”思想的传播。
在这种思潮下,处于社会最底层、占我们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文化心理……日益为社会所重视。
《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
以后不断有这类文章刊出。
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在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采取的态度,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鲁迅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情结[摘要]鲁迅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情结不仅体现在他对国民性批判的视角与指向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民间文化中的民主性、原发性因素的挖掘与发扬上。
批判与眷恋、决裂与回归等复杂情绪都从他对农民形象的深度刻画、对乡村纯朴人伦关系的诗意描绘与对童年的深情回忆之中表露出来。
[关键词]鲁迅;乡土小说;民间文化;复杂情结鲁迅是五四时期最清醒地看到了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必要性、长期性与艰巨性的文化巨人。
与五四时期其他知识分子相比,鲁迅更注意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催人自新的力量。
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仅表现为掊正统而倡异端,而且表现为离官方而趋民间”。
[1]在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保存了较多个人生活的印记和有关他的故乡浙江绍兴的地域文化特征。
但即使是回望故乡的时候,最能勾起鲁迅创作的“复仇冲动”的,仍然是那些充斥于故乡的形形色色的阿Q们,以及在他们身上飘散着的“鬼气”。
而对于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那些富于民主性精华的东西,鲁迅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和赞颂的。
中国农民:民间文化批判的视点与指向鲁迅的乡土小说充满着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又因其视角的独特、指向的鲜明而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启蒙的精英意识使鲁迅永远走不进“闲适”与“趣味”的境地,那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和铁屋子里痛苦挣扎的群盲,就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象征。
当他进一步聚焦中国文化的真面目时,中国真正的民间——广大农村进入了他的视野,“农民”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化也就成了他文化批判的“源始”。
鲁迅土小说并不是为写乡土而写乡土,他所注目的也不仅是作为客观物质环境而存在的乡村社会,而是最能代表“中国国民”特性的“中国农民”和以农民为主要承载者、传播者、受造者的民间精神文化。
成仿吾说:“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
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
”[2]鲁迅是在深刻体验了民间的疾苦,并在家庭变故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之后才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这一主观条件使他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把目光转向他生活过的农村,转向他深受其影响的村镇民间文化。
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研究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土文学，以现实主义的笔融展现了中国乡村的衰败景象和农民的悲惨命运。
它在风俗描写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20年代的乡土文学对后来的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关键词：20年代乡土文学现代视野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在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文学对农村生活的叙事早已汇成江河，源远流长，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始自鲁迅。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蹇先艾叙述贵州，斐文中关心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虽然说中国古代就有大量的写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并不称之为“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学概念。
本文所言“乡土文学”即是这种狭义意义上的表现中国乡村生活、地域文化的文学。
一、回首故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是鲁迅。
他以小说《故乡》、《社戏》、《祝福》、《风波》、《孔乙己》等创作实绩，奠定了他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的乡土小说思想深刻，内蕴丰富，耐人寻味，己非“乡土文学”可以涵盖。
因此，文学史上在谈及鲁迅的这些作品时，一般将它们单独提出，称之为“呐喊小说”。
基于此，本文对鲁迅先生的小说不作展开评价。
毫无疑问，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为后来起的乡土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五四”运动之后，一些思想受到启蒙的热血文学青年从穷乡僻壤走出来，来到他们心仪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
他们渴望投入到时代的激流中，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然而，这时“五四”已经退潮。
失望再所难免。
生活的窘迫，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使他们苦闷、寂寞。
游子漂泊，乡愁难免。
在鲁迅的影响、鼓励、扶持、奖掖下，这批文学青年开始了以故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这批文学青年主要有：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蹇先艾、台静农、徐玉诺等。
论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精神祝学剑［内容摘要］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30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40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
纵观三个时期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乡土文学；启蒙；批判蒙昧；返归自然；改良人生［作者简介］祝学剑，武汉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是启蒙的时代。
受“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五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特色。
启蒙思潮是一种包蕴着丰富思想蕴含的思想潮流，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封建的批判，其终极目标是对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这些启蒙精神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研究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能够获得更多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所应有的深广性。
一、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
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
“五四”时期是中国由漫长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源发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乞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一过程中，小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五四”知识精英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
在“五四”知识精英看来，中国要想改变贫弱的状况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启蒙民众，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以启蒙精神来唤醒沉睡的国民。
鲁迅在这点上是最有代表性的。
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①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观的刺激下，批判残存蛮风陋俗乡土的“五四”乡土文学破土而出。
第27卷第3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7 No.3 2006年3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r.2006论五四乡土文学的情感基调吴晓丽(湖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摘要：五四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最早的且较为成熟的现实主义流派之一，在这一流派的作品中，除了客观的写实特征之外，我们从考证作家复杂矛盾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出发，发现显现在他们作品当中的是反叛与眷恋、苦闷与理性交织的复杂的情感基调。
关键词：五四乡土文学；情感基调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3-0058-03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当一些批评家在感叹“‘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1]时，他们也发现，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正悄然出现，这些作家表现出描写农村生活，揭示农民的思想的创作倾向，他们的作品迥然不同于当时还在流行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作品中也没有很明显地洋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而是展示了乡村的风格和破败，深刻揭示了农民的劣根性，这股创作潮流逐渐展开、扩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丰富和充实了整个现代文学，这便是五四乡土文学。
这个流派的作家大多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尽管他们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得没有鲁迅那样深广，但同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充满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批判意识，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同时还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乡村的反叛和眷恋的双重心态以及主体的苦闷和理性的复杂精神状态，这两组交织着矛盾的作家心态和精神状态无不影印在作品当中，成为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
一反叛与眷恋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春日一声惊雷，惊醒了一批批蛰居于乡村的知识青年，他们纷纷逃离乡土，走向城市，也走向了自我放逐的精神历程。
当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之后，再用这种西方的城市文明的眼光反观自己生长于斯的乡村时，发现是乡村的破败、落后和愚昧，他们自然会举起批判的武器，试图用现代文明来对农民进行启蒙和拯救，同时又因为身在他乡的游羁心态，以及都市文明对于他们的拒斥又使他们对于家乡充满了依恋，也可以说正是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的冲突与撞击，造成了他们反叛与眷恋的复杂心态。
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家庭第一批逆子中的一个，从家收稿日期：2005－11－15作者简介：吴晓丽，女，湖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2004级硕士研究生。
庭走出后，他学习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他决心弃医从文之后，首先进入他视野的题材便是他自己家乡的人事风物，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与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2](P389)于是有了以乡村为背景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故乡》、《祝福》、《明天》、《风波》等等一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当中，他不仅仅是揭示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孕育出的国民性格，表现了鲁迅坚决的反叛意识。
后来出现的以许钦文、王鲁彦、蹇先艾、许杰、台静农、彭家煌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也同鲁迅一样，都是从乡村的家庭逃离出来的，他们都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如大多在北京一些作为新文化运动重地的高校学习或旁听过，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在城市文明的熏染下，他们逐渐具备了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再用这种眼光审视乡村时，从中发现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发现了当中的种种落后、愚昧、封闭、自欺……诸多同乡村进程相悖的东西，对于这些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启蒙者和叛逆者的身份，对其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
从农村各种落后野蛮的风俗，到乡间世态炎凉的人情，从造成农民悲惨生活的乡间恶势力，到农民自身的卑怯和奴性，都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
潘训的《乡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2]许杰的《惨雾》演绎了一场因愚昧而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原始械斗，《赌徒吉顺》是对于有阿Q式精神的农民的辛辣鞭笞；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向人们展示了可悲可笑的陋俗——冥婚，《黄金》展示了一幅乡间的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人情图画；彭家煌的《怂恿》更是揭示了农民被播弄的命运，《活鬼》是对于宗法社会不良习俗的讽刺；台静农的《新坟》尖锐抨击了恶势力对农民带来的灾难。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古国的身份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恋乡心理，五四那批青年又往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58下长成的，因而他们在奋力抨击农村、农民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作为离乡之人对生于斯的乡村的某种依恋。
这种依恋之情往往在对故乡的风物和童年的乐趣的描写中流溢出来。
鲁迅在作品《故乡》对回忆中的故乡作了这样的描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在《社戏》中展示了优美的江南水乡独特的风物（外婆家的乡村社戏、醇香悠远的香瓜和罗汉豆）以及和家乡的小伙伴在一起的充满童趣的生活（摇船去看社戏、回家路上偷罗汉豆等），“鲁迅的艺术实践，给‘乡土文学’作家的小说创作提示了宝贵的经验——既要在美丽的故乡景色中写好人物性格发展和故事情节变化，又要唤起读者对于故乡美丽的怀念以至向往。
”[3](P575)对传统的批判的意识和对故乡风物的依恋之情这两种矛盾的心态显现在他的小说中的是“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4](P42)在追求现代文明的意识的驱使下走出家乡，家乡的诱惑使他从异地归来，目睹家乡的衰败与萧条，昔日旧友因麻木而生的隔膜使他终觉没有归宿感而离去，而这种漂泊与放逐的精神状态更加难以消除，隐串在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独特的风格因素之一。
而在其后出现的那些乡土小说中，作者对故乡的眷恋心理绝不亚于鲁迅。
鲁迅曾对这群作家作过这样的界定：“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5]是符合当时乡土文学的实际情况的，这种界定对乡土文学的主体范围做了说明，即作者应是离开家乡通过回忆的方式描写家乡的人事风物的，这些“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却已被故乡所放逐”，“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5]此，当读者行走于这些乡土文学作家们的文字之间时，除了看到一幕幕乡村的悲剧、闹剧外，也会体味到一些感伤色彩，这种感伤源于美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摧毁的无奈，暗含着不灭的乡愁。
他们的这种感情表现在小说中便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描写家乡的所爱。
如许杰的《惨雾》对乡村有这样的描写：“暖风轻拂柳梢，新蝉开始歌唱，善鸣的黄莺儿飞过，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
”一幅何等清新明丽的画面！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惨剧。
也有《童年的悲哀》对于童年自制二胡乐趣的描绘，以及《喜期》中对于静姑与族弟小三之间美好、纯真的爱情叙述。
这种诚挚的情愫，使小说表现出迷人的韵致。
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乡土的作家包括鲁迅在内，“反叛”与“眷恋”似乎是一对拆散不开的双胞胎，其间的甜蜜与痛楚，欣喜与忧伤，都是小说中难以摒弃的情感基调，同时对于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也成为了他们在创作立意、价值判断、文化选择时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和策略。
二苦闷与理性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军阀黑暗、混乱的统治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当时的文坛更是乱草丛生，占领文坛主潮的是一些毫无理想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黑幕小说以及侦探、武侠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因终觉声音微弱而不得不陷入缄默。
鲁迅也在这时躲在一间闹鬼的古屋里抄古碑，这对于当时已留过洋、决心用文学唤醒民众的他来说无疑已苦闷到怀疑自己的程度了，正如他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6](P45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钱玄同造访他，并与他有了那段对后来文学界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对话之后，他才又作起小说来。
然而他仍旧是悲观的，因为他已看透了整个国民的污垢非几声呐喊所能去除的，因而他的小说虽为了“须听将令”而时常会在“夏瑜的坟上加上花环”，但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将儿子的命运寄托在人血馒头上的华老栓，一心想跻身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还是在多子、饥荒、苛税折磨得像个木偶的闰土，在祝福钟声中凄然死去的祥林嫂……他们的精神的困苦和麻木却是让人感到已冰凉到骨髓中去的。
如果说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苦痛沉寂，那么乡土文学作家正赶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所带给人的苦闷和彷徨，这种同感不同境的状况造就了他们小说中与鲁迅小说相似的悲剧意蕴。
同时，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大多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带着家庭的重负来到城市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按鲁迅的话说是“被故乡所放逐”，因而在他们的心境上不得不打上悲凉的烙印，来到城市，城市没有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他们更多的是遭受了冷眼和不屑，困顿清贫的生活带给他们许多生的苦恼和悲哀。
在这一过程中，乡土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对都市产生了汲取与排斥的悖向心理，从而导致了其文化心理上的诸多冲突、焦虑和痛苦，于是他们拿起各自的笔叙写了一个又一个带感伤色彩和令人悲愤的悲剧故事和人物，写出了受婆婆虐待而发疯跳水身亡的年轻媳妇，（许钦文《疯妇》）受着主人和周围人的欺压，因丢失了陈四爹的牛而投湖自杀的“猪三哈”，（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以及女儿被大兵奸死，儿子被大兵打死，自己发疯的四太太。
（台静农《新坟》）然而这一个个让人倍觉苦闷和悲观的故事之后，却有着作者的理性思考。
“理性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7](P7)五四乡土文学作家这种理性首先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理性的推崇，新文化运动的旗号是民主、科学，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以及茅盾等要求对中国文学进行革新，建设新文学的主张无不以科学理性作为文学观念的精神支柱，当时受新文化影响从家庭走出来的广大青年不可避免地受了理性之风的洗礼。
同时，他们的理性不仅来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的理性传统，正如李泽厚所言：“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59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自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
即不管传统、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