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流行的文本 ——余秀华现象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大家腔调A文/水木那些年，那些流行的文本一般人只看到了蝴蝶的美丽，浪漫时喜欢到田野捉蝴蝶，对毛毛虫却避之惟恐不及。

更有浪漫者，把蛹看成现实，把蝴蝶看作情怀。

殊不知，蝴蝶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只毛毛虫，只不过，肉眼凡胎、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看到毛毛虫这个层次，智者才能看到蝴蝶这个层面。

毛毛虫经历风吹雨打，需要蜕皮若干次，才蜕变成蛹。

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破茧化蝶。

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必经阶段或者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命的一种提升。

对于蛹来说，必须历经挣扎之阵痛，方能逢凶化吉，从而破茧化蝶。

也许，人们活得太物质太苟且太匆忙了，潜意识中一直渴望情怀，所以，听了高晓松为许巍创作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一下就被其中的两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击中了。

中国人常说：诗言志，歌咏怀。

也许自己没有情怀了，但一定要寻找有情怀的人。

顾少强，一个有着男生名字的女教师“不幸”被选中了。

两年前，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心理教师顾少强，提笔写下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拍照发朋友圈，意外地走红网络，刷爆朋友圈。

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

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她怎么就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了呢？怎么就成了娱乐化的“网红”了呢？惨遭疯狂搜索，这滋味可不好受。

就在前不久，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在朋友圈刷屏，那就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里那个小姑娘罗一笑和她的争议父亲罗尔。

再往前数，是农民诗人余秀华，凭借一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遍全国。

如果再把时间的镜头往前推，还有余杰。

余杰之前，曾经火过“打工文学”，再往前是“潘晓”凭借一封信《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

“羊毛出在狗身上，而猪死了”。

这就是互联网思维或者说互联网经济。

网络就这样没有逻辑的神奇存在，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那封辞职信，被称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言简意赅，却直指人心。

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员随笔。

上课时，我甚至专门用两堂课来组织学生讨论这件事。

等事态——余秀华现象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观察与思考80wenyi81wenyi 大家腔调A终于平静之后，顾少强于2016年第23期《人民周刊》撰文反思：“后来想想，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我，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重点中学、两个假期、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言简意赅。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因素——心理学老师。

所以大家一定认为：你看，生活多么艰辛，她一定是在学校不受重视，屡遭排挤，所以，这个心理老师，终于疯了”。

“再见了，过去”。

顾少强就这样在围观的热潮下，离开生活了将近三十五年的那座城市——郑州，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网络永远不会让你安安静静。

这就是互联网，这就是微信公众号，永远在制造话题，永远在转发，永远不消停。

毁了你的眼睛还不算，还要毁了你的颈锥和手指。

吸粉、爆款、围观、网红、起哄、流量，所有这些注意力经济，都需要不断地制造话题、抛出话题人物，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你要真想消停，真想清静，干脆远离互联网。

可这是互联网时代，你根本无处可逃。

你只能直面。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

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

大家从灵魂上是平等的。

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

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

围墙早已被拆除。

身份差异也已经消失。

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

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不平衡是吧，可以理解。

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

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

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

余秀华的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

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我们祝福“余秀华们”能够有力地前行。

——题记“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

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

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

围墙早已被拆除。

身份差异已经消失。

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

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

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

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

余秀华的文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

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对固化的中国文学现状，有人大声质问：“我不舒服，我1.“余秀华们”是一片“卸妆棉”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在精英作家眼中，网络文学属于非主流和边缘化的东西，印刷文学评奖被专业作家操持在庙堂之上，所以写作貌似比较高贵，一些体制内作家“嘲风月，弄花草”，自我感觉良好，对“体验式生活”有一种写作的优越感。

他们凡写诗必“欧化”，凡散文必大家腔调A2. 流行的文本与大众流行文化现象（1）那些流行的文本前段时间，余秀华对媒体谈到文本问题，言外之意，她的文本比较独特。

什么叫文本？这个词多少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

貌似相当高深。

这么说吧，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内，金庸的小说都不算文学，顶多算通俗文学。

因为在纯文学作家的眼里，武侠小说，还是属于通俗文学，就差没说你属于“故事会”那个层次了。

当然，后来，再也没有纯文学作家这么说了，估计也不好意思这么说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演奏家，在幕后拉小提琴，满座疯狂地喝彩。

等到帷幕拉开，人们才发现他用的“名琴”居然是一只绷着几根弦线的皮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演奏的能力才重要，名琴不名琴的倒在其次。

从文本方面来看，我小时候，最流行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

这是我们“60后”的童年记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展开。

相隔不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冲破了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重新评价人道主义唤回人性尊严。

到了1978年—1980年，为伤痕文学流行阶段。

当时的青年言必“萨特”。

萨特在《禁闭》的剧本中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伤痕文学”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迅速成为文化现象和潮流。

以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为代表的诗人，其风头不亚于今天的“马云们”，成为一代青年偶像。

很快大家又开始反思存在主义。

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在迷惘、悲观、怀疑中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该杂志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标题发表，迅速引发了一场持续8个月之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1980年4月，清华大学化工工程系77级二班的同学率先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随后“自我设计，立志成材”等口号成为众多青年的呐喊。

1981年—1985年：流行的文本追问到追寻文学。

在这个阶段，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非理性主义思潮流行，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特别是弗洛伊“鸡汤化”，凡小说必“孤芳自赏化”，凡随笔必“草根化”。

习惯了居高临下，沾沾自喜。

“余秀华们”走红，却颠覆了这种固化。

在这个成功学是惟一显学的社会，一个女人要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找份理想职业，需要付出的代价决不仅仅是成绩好、学习好这么简单，还要很多微妙的东西，人们通常称之为“命运”。

认命的，忍辱负重，活下来；不认命的，不安分守己的，即使最后风光一时，也终于得回归家庭。

《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最终怎么样？女人总是和忍耐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是官员还是职员，是高层还是低层，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是“三高”还是“三低”，都一样。

女人天生和忍耐相联，你总得十月怀胎吧？总得生孩子吧？总有被称为“黄脸婆”的那一天吧？你以为男人跪下一只膝盖、送上求婚戒指，你就赢了、胜利了？那不过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长期以来给天下女人洗脑的一个镜头而已；那不过是童话作家随意写下的一个幸福片段而已。

生活不是童话，也没有童话。

灰姑娘得到王子之后的故事呢？还不是柴米油盐？还不是吵架、做饭、生孩子、买房子？还不是一样地面对佛家所说的人生四大烦恼——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中，女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男人，男人可以甩手，女人可以吗？82wenyi大家腔调A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风靡一时。

到了1983年，《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流行，未来主义思潮迅速传播。

创业、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

1985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

“尼采热”、“实用主义热”等哲学思潮，其热度超过此前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开始涌入。

所谓后现代主义，其核心是对现代性本身，以及孕育、支撑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进行质疑和攻击，对主流文化、启蒙等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进行解构。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尽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而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次“刷爆朋友圈”。

和崔健一样火的，是作家王朔。

很多人从王朔的《玩主》里面寻找宣泄的激情。

接下来，流行的文学开始跳舞、经商、谈恋爱、谈出国。

上世纪90年代初，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

9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我想有个家》。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很多人被“我想有个家”的感性唱词所打动。

“归家意识”也成了流行的文本。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