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大众文化属性

广东音乐大众文化属性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

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

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

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条自己的路”;“始终觉得广东音乐太市民化,缺一点文人气”[③],而随后,即有另一作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回应[④]。

20XX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⑤]。

广东省是广东音乐的源地。

20XX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

20XX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自然近年来再受前所未有的瞩目。

文化属性自然是一个乐种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清晰的定位也是“申遗”首先应达到的目的,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是要迈的第一步!如果一个被保护的文化品种的文化属性不了解或尚未厘清争议,则很难谈得上很好地保护,乃至传承和发展!一、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

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演(或加粤曲、说唱)。

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

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

3、自娱性质的社团。

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曲艺社团——“私伙局”。

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

这四类活动的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

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特别是婚、丧、生、祭四大礼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

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

”[⑥]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

锣鼓柜和八音班是广东流行最早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是“广东音乐”在民间形成与普及的重要载体。

黄锦培认为,到丘鹤俦1919年出版《琴学新编》为止,没有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出现[⑦]。

丘鹤俦被认为是“广东音乐的启蒙者和发展者”,其幼年就一直浸润于广东民间传统音乐之中,受民俗音乐的熏陶。

九岁时丘鹤俦即在家乡台山的“八音班”随八音名师胡德高学艺,13岁始以一名琐呐手的身份参加“八音班”活动。

在他编着的音乐出版物中,很多乐曲即来自“八音班”的演出曲目[⑧]。

解放后,李凌先生根据丘鹤俦、沈允升等人编辑的出版物,重新整理出70首左右的早期广东音乐,将其大致分为四类:1、地方性民歌:有山歌、儿歌、民歌、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 2、戏曲音乐:其中有粤剧音乐(二簧、梆子、西皮等)、潮州音乐、琼剧音乐和汉剧音乐; 3、小调及器乐曲:有小调、大调、过场曲、专为乐器演奏的乐曲;4、杂曲:牌子曲、梵音(佛教曲)[⑨]。

作为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背景上展现的民俗与民间音乐,两者常常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

综上所述,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不仅作品全部源于民间,且与民俗事项紧密相连,而其传承、演奏和享用者的身份也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的民生状况。

其音乐活动及传播仅限广府民系粤语方言区内,有明显的地域边界;同时,这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的音乐文化保留了较多广府民系传统色彩。

因而,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典型的民间音乐,属民间文化类型。

二、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一)“井喷式”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1926年一1937年)是广东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也被称为广东音乐的软弓时期或软弓阶段[⑩]。

这个阶段的乐器组合主要为“高胡(亦称粤胡)、秦琴、扬琴、洞箫、椰胡”五件乐器,亦称“软弓五架头”或“软弓五件头”。

此一时期,广东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其发展以完全不同于“硬弓时期”的形式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名家辈出、创作繁荣、乐器进行改良、乐队组合进行变革、编着大量出版、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11]。

此阶段,广东音乐进入井喷式或曰爆炸式的发展,飞越五岭,远渡重洋,在全国同时在海外迅速传播开来,是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

广东音乐软弓时期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完全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音乐,其影响之广、传播之快,至今为止仍无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可出其右,而与其本身硬弓时期的发展相比,也同样截然不同!这些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玄机呢?若能弄清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认识广东音乐、正确对待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难以回避的前提!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软弓时期广东音乐曲谱的出版和发行量实属惊人!沈允升在《琴弦乐谱》的《粤乐新声》第二册“篇首言”中言:“以《琴弦乐谱》第1集而论,出版才一个月,销数竟能超过5千;《弦歌风琴合谱》一书,在7年里,销数己达2余万册。

二、新作品大量涌现。

与一般传统民间音乐极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作品都能找到明确的作者。

三、民间广东音乐社团蓬勃发展。

上海、沈阳、天津、广西、西安,乃至延安诸地都纷纷建立起了广东音乐社团,形成了广州、上海、香港三大中心。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最终使广东音乐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中国民俗乐种!(二)文化特征的蜕变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12]。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

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

其时,这些中小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

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1)商品性。

广东音乐推上市场与近代唱片公司的涌现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

唱片工业兴起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同时也刺激了社会需求。

其时,最为出名的共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

以近代上海最为着名的百代唱片公司。

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13]。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高潮。

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

广东音乐演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14]。

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演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

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演奏者在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

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

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

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

在当时上海有两个商业电台,他们除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外,专播粤曲和广东音乐。

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最早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成果的好处:1、二、三十年代,广州电台每周都广播“广东音乐”节目;2、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默片阶段”,“广东音乐”是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3、那个时期,中小型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或放映过程中,均有演奏“广东音乐”;4、当时国内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均盛行播放“广东音乐”;5、当时唱片发行一般都附有乐谱,使得“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一开始就有谱可依:6、广东音乐在默片中的使用,同时刺激了唱片出版与职业乐队的成立,也带动了乐曲的创作与职业作曲家、演奏家的产生。

最早为广东音乐制作唱片的公司是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广东音乐《三宝佛》唱片。

大量发行“广东音乐”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着名唱片公司还有:港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胜利、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唱片公司。

仅以上海“百代唱片”为例,从1908年至1949年,其录制的唱片模版达就达6357面。

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15]。

(3)通俗性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他们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

丘鹤俦觉得:“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

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16]。

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

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17]。

高胡表演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18]。

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

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

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19]。

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由吕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