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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唐代雕塑艺术摘要：从雕塑历史起源开头，着重分析唐朝雕塑艺术风格，佛教雕塑从学北魏风格到逐渐加入自己的风格，从出土的唐代献陵石犀，出现了“曹吴二体，学者所宗，雕塑铸像，亦本曹吴”，敦煌造像等等，说明唐代雕塑艺术风格越来越民族化的过程。
再举几个敦煌石窟佛教雕塑风格发展艺术，分别分析莫高窟194窟，432窟，45窟的菩萨造像风格等等说明佛教造像越来越世俗化。
再从丝绸之路的兴旺说明与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甚广，举例唐代胡人雕塑，唐三彩艺术融合西方艺术风格，说明唐代雕塑的包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了光耀千古的唐文化。
关键词：雕塑艺术；民族化；世俗化；包容性；佛教雕塑；菩萨造像；胡人头像；丝绸之路中国古代雕塑前后几千年发展从秦汉形成发展时期到魏晋的成熟期，隋唐鼎盛时期，再到宋元明清停滞和衰落期。
艺术风格不断包容外来文化，民族化，世俗化。
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风格。
唐代在经历了战争和动荡以后，在一次得到统一和安定，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历史时期，也带动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转折和发展高峰。
雕塑在隋朝和初唐进入转折阶段，在融汇了西域艺术之后到了盛唐时期雕塑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高峰，制作了许多不朽佳作。
这一时期设有专门的机构，可以集合全中国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石窟，庙堂，陵墓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中，雕塑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唐代因社会风气开放，人们思想活跃，精神相对开放，雕塑艺术因此十分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及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
政治长期稳定，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间的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相互融合，使唐代雕塑艺术风格能够在不失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民族丰富优秀的经验，不断的丰富自己。
雕塑艺术的发展由此而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雕塑的门类发展有了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等，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是后来各个时期未能企及的。
现就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包容性细谈如下:1 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的过程唐代初期刚刚结束了战争局面，雕塑艺术在风格上既有南北朝的延续，又结合了新的因素，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雕塑艺术开始民族化。
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远古的中国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较高的艺术天分，且形成传统，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雕塑主要分为实用性、宗教信仰、建筑装饰及墓葬陪葬等主要类型。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八大风格特征，主要为：原始朴拙意象风，商代诡魅抽象风，商代诡魅抽象风，汉代雄浑写意风，佛教理想造型风，宋代俗情写真风，帝陵程式夸张风，民间朴素表现风。
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点发展出以装饰性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这些器物多由原本的实用意义渐渐地转变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另外还有建筑的装饰雕刻，南朝王陵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
其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以外，还反映在明器和宗教造像艺术上。
明器即随葬品，其中雕塑作品占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的造像，最为著名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和唐三彩的陶马，这些于当时并非纯粹的艺术品，它们有着较强的实用性，代表着活人及动物而陪葬。
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十分突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无论是明器，宗教造像还是建筑的雕刻，都反映了普遍的传统优久的装饰趣味，云岗大佛、南朝的石辟邪、相同时期的佛像对称的坐姿，袈裟的衣纹处理无不显示了浓厚的装饰性，经过处理的佛像包含了一种和蔼的亲切却又带有一种非人间的神秘感，原因在于，装饰不同于真实却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装饰增强了佛像的严肃及神秘气氛。
中国古代雕塑有明显的绘画性。
绘画性的表现不注重雕塑的体积、空间、块面，而是注意轮廓与身体衣纹线条节奏和韵律，而色彩本身的变化也加强了这些雕的空间和体积感。
受绘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佛像所表现的是线性语言。
经过高度的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雕塑相比，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以平面表现，且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没有立体和空间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通常雕塑表面平滑，没有西方雕塑的细微起伏和明暗变化。
源自中国雕塑的装饰性，中国古代雕塑不追求再现，追求表现物象，孕育中国雕塑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也因而形成中国雕塑高度的异象性，了解中国艺术的切入点在于中国绘画，中国画不画光影，色彩仅表现固有色，造型与画面效果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和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
初探中国四大石窟艺术作者：朱素文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第06期（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 730000）摘要：石窟艺术由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艺术宫殿，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
洞窟的四周及窟顶上绘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神怪画、供养人物画像以及装饰图案等等。
洞窟里面几乎都保存有很多塑像，堪称是一座大型的雕塑馆。
关键词：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8-0035-01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
石窟艺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
敦煌莫高窟凿于十六国前秦时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
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称之为“千佛洞”。
敦煌自西汉起即为西域重镇，“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中国和中亚及西方诸国的商业、文化交流得以发展，佛教和佛教艺术即是循此路线，经敦煌传入中国的。
莫高窟的营建在唐代飞速发展，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
五代及宋时河西走廊的统治者及僧侣、民众开凿了许多洞窟，并对以前的洞窟进行了全面维修。
西夏统治期间，几乎没有开凿洞窟，仅是对以前的石窟加以改建或修补。
元代，密宗佛教盛行，所以期间开凿的石窟均带有密宗色彩。
①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被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引来了许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者。
英国人斯坦因，先后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法国人伯希和，掠走5000件精品文献；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
莫高窟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②麦积山石窟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位于甘肃天水城东南东南处的一座孤峰，因其外观如同农家堆起的麦垛，故名麦积山。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雕塑艺术有何特点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雕塑艺术在这个文明古国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独具一格，展示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艺术风格。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历史中雕塑艺术的特点，从艺术性、表现手法和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艺术性的特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追求的是深邃隽永的审美效果。
与西方雕塑追求逼真和立体感不同，中国古代雕塑更加注重表达意境和艺术感染力。
例如，汉代的“汉画像石”以立体浮雕的形式表现，雕塑人物形象庄重端庄，面部表情丰富多彩，给人以内敛含蓄之感。
这种艺术风格强调形式和意境的内涵性，通过简练和谐的雕刻手法，营造出一种高度凝练的美感。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追求的是整体美和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追求整体和谐之美。
因此，在古代雕塑作品中，人物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是一种常见的审美特点。
例如，唐代的佛教石窟造像中，佛像与石窟壁画、石洞环境相得益彰，形成一种一体化的艺术效果。
这种整体美的追求与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相契合，体现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二、表现手法的特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注重平面性和谐。
在中国传统绘画和雕塑中，常常使用扁槃技法，即在一定的限制内，突出物体的平面形态和比例关系，强调整体空间的均衡和协调。
这种平面性和谐的表现手法使中国古代雕塑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例如，北齐石刻中的“狮子吞扇”作品，石雕狮子的身躯线条流畅、整体感强烈，以扁平的雕刻手法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和雕塑的立体感。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也善于运用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
通过合理的构图和布置，使雕塑艺术作品达到视觉的平衡与协调。
例如，清代的名人像石雕作品，雕塑人物与石质背景的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创造了一种生动活泼、形象逼真的艺术表现。
这种空间布局的特点突出了中国古代雕塑在美学审美上的独特性。
三、功能的特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具有丰富的功能。
首先，雕塑作品常常用于寺庙和宫廷的装饰。
佛教石窟中的佛像和道教寺庙中的神像以及皇家陵墓中的石雕神兽，都承载着宗教信仰和统治者的崇拜。
浅谈须弥山石窟文化艺术摘要：须弥山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本文对须弥山石窟不同分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艺术特点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指出须弥山石窟在我国石窟中的地位、作用。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造像艺术形制特点自然景观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仿效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
它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僧众礼拜、修行、供养的重要场所。
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既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的石窟艺术。
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形制特点和自然景观进行简单论述，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公元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王朝的开凿和重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公元5世纪末至15世纪最为精美绝伦的一页。
作为中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北魏、北周、隋唐(公元5世纪末至8世纪末)为其全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
中华文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历史，宁夏固原乃至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都为须弥山石窟所见证。
一、石雕造像艺术由于须弥山属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山体为红砂岩结构，质地疏松，容易进行细致雕刻，古代工匠因地制宜采用了石雕和石胎泥塑的塑作方法，充分利用石质松软、可塑性强的特点，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珍品，艺术水平高超，保存完好，发展的延续性强，在中国古代雕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5世纪末是须弥山石窟造像的开端时期，此时的造像，全都是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时期的作品，这时北魏国力强盛，经济比较发达，由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促使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浅谈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内容提要：佛教是从印度传播而来的宗教，在没有范本借鉴的情况下，虽然他们尽量遵循着佛经的记载刻画，但艺术家耳濡目染的仍是希腊式的风土建筑、衣着以及传统的希腊人物造像，作品仍是希腊风格。
犍陀罗佛教艺术是结合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罗马的雕刻而产生。
出现佛陀的雕刻形象在公元二世纪前后。
佛陀多着通肩式大衣，大衣的褶纹起伏很大，立体感很强，衣纹从右上往左下倾斜。
左手总是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可远窥古希腊人像雕刻的姿势。
云冈石窟中高鼻深目的形象，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端坐在双重莲瓣的八角形须弥座上，着通肩式大衣，两手残破”其衣纹和动作均与犍陀罗佛教形象相似。
造像兼有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多重性格。
同样的，敦煌莫高窟的西域风情，无不体现着这种多重性。
这种外来文化，在我们不曾统一的自由文化气氛中如鱼得水，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
由此就能看出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发展的演变过程和各朝各代各自鲜明的模式和风格。
石窟造像艺术，虽然产生于古印度，但真正把它推向社会、推上艺术顶峰的仍是中华民族。
关键词：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石窟造像犍陀罗秣菟罗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石窟的杰作，被誉为我国的三大石窟，它们是世界闻名的艺术瑰宝。
最先的石窟艺术始于印度，之后随着佛教的向东传播，佛教石窟艺术也自然而然的流传到了中国，石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一种精神的需要，即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而开设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
其表现形式为：佛教信徒为了实行其宗教活动，或为坐禅修行、或为供佛礼拜、或为弘扬佛法等，选择风光秀丽，山水相连僻静幽深的灵岩圣地，于山崖岩壁开洞窟，造佛像，行佛事，以祈福往生极乐世界。
石窟寺是石窟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
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新疆，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时间约在西晋后期（三世纪末）。
中原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452年）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年）之间。
大同时称平城，为北魏的国都。
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始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凿窟造像。
龙门石窟现存一千三百五十二个，造像九万七千余尊，约有三分之一的洞窟为北魏时所开。
后经隋、唐两朝不断的营造，到唐朝中期达到艺术顶峰。
龙门石窟是云冈石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时许多外来文化的一个结合体。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修建时间很长，历时十个朝代之久。
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366年）。
后历经隋、唐至元代，均有修建。
现存有雕塑和壁画作品的共四百九十二窟，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二十多窟。
此外，甘肃还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石窟。
例如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为西秦建弘年间（五世纪初）开凿的；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开凿的。
石窟造像是宣扬佛教的一种方式，佛教就是中国文化里的“释”教。
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三家，这三种学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支柱，三足鼎立，相辅相成，。
儒家和道家学说都生于本土。
释学，就是佛教文化，却非长于本土，而是舶来品。
宗教本来是含有排外性的。
但在两汉之际，中国的土生道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它的反抗性很强，多被起义者当作反抗的旗帜和工具，并不太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中原尚未形成体系化的、成熟完善的大宗教。
佛教一传入，就不太费力地被中原文化接受了。
东汉末年至此后数百年间，战乱迭起，中原动荡，生灵涂炭。
而这个由“冶”到“乱”的无序时代，成为佛教在中原扎根，继而大发展的温床。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还有统治者内部的倾轧政变均是异常尖锐，战乱和杀戳的血腥充斥着整个社会。
前后数百年的战争使民众和上层知识分子对未来无法抱有任何期望。
两汉时期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体系在士人心目中崩溃。
佛教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而且有通俗易懂的讲解，这就是后来释迦牟尼涅槃后他的弟子们所记录下来的多达两万余卷的佛经。
这些卷帙浩繁的经典，通俗来讲就是“超脱生死、求得彻底梦醒的方法总汇”。
佛教所宣扬的前世、现世、来世的人生观，查根究底的因果论和不生不灭、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为广大民众和统治阶级所接受。
有了丰厚的社会土壤，佛教便在中原各地落地扎根，把不满于现实黑暗的人们渡往另一个宗教精神的光明彼岸。
这种舶来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但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传统，反而被中国传统文明分解、吸收、改造，发扬光大。
上千年的独立发展，使中国的佛教文化几乎脱离了印度本土文化而独立存在，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人为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吸收印度的佛教，这并没有使中国‘印度化’，相反倒造成了‘佛教的中国化’。
”[1]那么，佛教文化中的佛教艺术也被本土化了。
佛教艺术是随着佛教文化，一传至西域，再传至河西，然后来到中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渐，先融合了西域的地方色彩，再结合到中国先秦两汉的艺术传统之中，不断地演变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使佛教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确立起一种中国化的造像模式，并开始向四周传播，如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深远。
北魏王朝在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相对统一，国力强盛，社会上下崇尚佛法，开窟造像，规模宏大。
其艺术风格上承龟兹凉州的古拙稚丽，下启隋唐盛世的精美圆熟，是佛教艺术发展的上升阶段，也是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印度的原始佛教中，佛陀的形象被认为是无法用形象和语言描绘的，早期的雕刻和绘画都回避了佛的具体形象，而采用各种动物、花木和抽象图案来代表和暗示某种宗教寓意。
直至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时代，才出现了释迦牟尼的具体形象，始创于犍陀罗，被称为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部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末曾受到过马其顿亚历山大远征军的侵略。
希腊人曾在此长期停留、殖民，犍陀罗几代人都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
于是与当地大乘佛教中佛像崇拜的观念相结合，导致了后来公元二世纪贵霜王朝希腊化造像艺术的产生。
早期的犍陀罗艺术中，佛陀形象酷似希腊人，后期逐渐褪去希腊风而符合印度人的审美。
发展到秣菟罗的笈多艺术阶段时，已经完全充满古印度浓郁的本土气息了。
可见，艺术无论在什么地方发展，都是要受到当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影响的，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
所以，佛法东渐后，其中国化就是必然结果了。
佛教传入路线主要由西北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路，北朝佛法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东渐。
石窟艺术先在西域龟兹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渐向玉门关以东渗透。
佛教每传到一地都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需要、民族传统习俗及社会崇尚爱好的影响，这些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就作用到艺术作品中，给它打上了时代、区域的烙印。
可以说，传入中原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印度化的艺术了，它已经沿路沾染了其他民族的人文风情。
所以北魏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已经打上其他民族烙印，而这种石窟造像艺术，那就是凉州造像。
凉州地处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要冲，东临汉晋，西接西域西疆，既深受汉晋儒学影响，又接受了西域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地的佛教文化影响。
北魏灭北凉之后，徙迁北凉王室宗族及吏民三万余户于平城。
当时一些著名的僧人如玄高、昙曜等人均入居平城，对北魏的佛法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凉州佛教的造像风格大约兴盛于公元五世纪10、20年代至公元439年北凉灭亡这段时间，是在固有的凉州文化基础上融合龟兹等西域佛教文化而产生的。
包括河西、陇右地区的石窟，主要是北凉沮渠氏所建的石窟，代表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金塔寺东西二窟、天梯山一、四窟等。
凉州佛教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大致可归纳为：[2]1.多中心塔柱式石窟（多方柱），源自龟兹的中心塔柱窟。
2.造像题材简单，主要有释迦、交脚菩萨装弥勒、佛装弥勒等坐像。
窟壁主要画千佛。
3.佛和菩萨造型概括，身躯粗壮、体格雄健，面相浑圆，高鼻深目，眼多细长形，嘴角深陷，唇薄而紧闭，上唇有蝌蚪形胡髭。
4.飞天、菩萨姿态多样，但飞天形体较大，稍嫌古拙，有欠轻盈。
5.人物形象和衣饰留有较多西域龟兹风格及印度、波斯风格，但由于孔孟儒学的影响，已无龟兹壁画中的裸女、半裸女形象，平胸，洁身无性。
6.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的化生童子、唐草纹（又称忍冬纹，原是希腊波斯地方流行的纹饰，传到印度，流行于笈多造像中）凉州风格与云冈石窟的前期风格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主持开凿云冈昙曜五窟的昙曜便是北凉僧。
玉门关以东佛教文化艺术的第一站——凉州艺术的成就为北魏佛教艺术的繁荣兴盛开辟了道路。
北魏拓跋鲜卑崛起于漠北，本身是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后来逐渐与中原政权来往通婚后，拓跋鲜卑才开始知佛信佛。
佛教传播在北魏并不一帆风顺。
在佛、道的竞争中，太武帝冲动地进行了一次灭佛运动。
之后文成帝复兴佛法。
寺塔经像才渐渐修复，正是在这个时候，由国家出财出力在武州山南麓开始大规模地营造石窟寺。
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云冈石窟。
最先开凿的便是昙曜五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牵头进行的大规模开窟造像，也是第一次造巨像。
云冈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又保留了一些游牧民族的原始生活特色，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石窟中最大的佛像是第五窟三世佛的中央坐像，高达17米，佛像形态端庄，是中原文化传统的表现手法，但其脸部形态：额宽、鼻高、眼大而唇厚，却具有外域佛教文化的某些特征。
“昙曜五窟”是云岗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们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或椭圆形，穹窿顶，前开拱门，门上方开明窗，高达15米以上，但形式却近似僧人修禅所居的草庐。
窟内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两侧各有一佛侍立或倚座，合为“三世佛，”，但主从相差悬殊。
主像背后雕饰华丽的舟形背光直达窟顶中央，壁间遍刻千佛，有的还刻有贴壁雕的菩萨、罗汉等形象。
尽管这五个石窟中在设计和布局上存在着和谐统一性，但它们的造型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点。
譬如，第20窟的佛像以英伟端庄著称，第19窟的佛像以俊秀雅闲取胜，第18窟的佛像则在庄重中又不失活泼。
这一时期的雕像拥有共同的特征：面相丰满，目大眉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口唇较薄，嘴角微微上翘，呈微笑之意，肩宽胸挺，躯肢浑厚健壮，具有伟丈夫的气概。
即便是佛像身后作少女型的飞天等，也是英姿飒爽。
无论是面貌神态还是体态服饰，这些窟龛造像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色都与凉州（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佛教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
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按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三期，但代表北魏前期平城时代造像风格（即通常所说的那种古拙硬朗具有威武雄健特色的“云冈风格”），其实是指第一期。
第二期特别是“太和改制”以后的造像与第一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发生突变，出现了浓厚的汉化趋势，人们所熟悉的“褒衣博带”式造像并不像印象中那样产生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龙门，而早在太和年间就出现在雁北的云冈石窟中了，同时这里也出现了“秀骨清像”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