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特曼盼望神学：终末境域中的他者互构

“互构”，是指社会转型背景下主体之间的一种“交互性建塑”［1］的平等关系，其“互构共变”［1］的原则，着力于多元主体对未来趋势的共同把握，主体之间没有排斥性的选择。所谓“他者”，即与自我相对，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一切存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其已有提及，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寓言对“他者”进行了概念化的论述，随后胡塞尔、萨特、列维纳斯等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且主要围绕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展开，他者也多以“陪衬”角色出现。不难看出，“互构”和“他者”皆为某种关系的体现，既为关系，自然需要放置在某一特定境域之中才能展现其意蕴。若从传统论述来看，“他者”的陪衬、从属地位决定了其无法与自我或主体产生“互构”，但从水平角度来考量历史的莫尔特曼盼望神学体系却为他者互构提供了可能——终末境域。终末境域，是基于终末论而形成的一个视域或视野，对终末的理解不同，所形成的境域亦会有所差异。终末论，亦即末世论，是一种对“旧世界终结之设想、对新世界诞生之盼望”［2］197。任何一种宗教都必然要宣扬其独有之终末论，基督教自然也不例外。传统基督教的终末是指“‘最终事物的教义’或‘关于终局’的教义。人们将这些最终事物理解成有朝一日在时间结束时突然临到世界、历史和人类的事件”［3］9，主要包括“基督在普世荣耀中的再临、世界的审判、国度的圆满终结、死人全面复活和万有的崭新创造”［3］9五个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是“从历史的彼岸突然降临到历史的此岸，并且终结了万物在其中生活、行动的历史”［3］9。因此，传统基督教的终末事件是超验的，并未与人类当下的生存经验与处境发生关联，俗世作为上帝的受造物只是任由上帝控制的附属，而基督教则因终末事件与俗世历史的割裂而难以成为“信实”的宗教，变成空洞、抽象的概念性的说教，门徒对终末的漫长等待似乎也变成了“等待戈多”，只有期待，并无必然来临的实证。因此，传统基督教这种缺乏逻辑必然性的终末，便难以激起信徒在历史中积极进行创造的热情，只能消极地接受苦难、不义，在绝望中自我安慰。而莫尔特曼则将其终末论置于历史之中，“从特定的历史现实出发，预告该历史现实的将来、将来可能性和对将来的影响”［3］11，进而，对个人、团体、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历史走向及未来期盼进行把握。因此，他的终末论是基于十字架事件这一历史事实来

收稿日期：2018-07-21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宗教问题若干重大基础理论研究”（2015MZD02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基督教的现代适应性研究——以云南景颇族基督教为例”（18XNH114）作者简介：李叶，女，云南曲靖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莫尔特曼盼望神学：终末境域中的他者互构李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传统基督教神学一直将上帝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阐述为主客服从，上帝处于高高在上的绝对主宰。而近代基督教神学又过于突出人的个体性，导致上帝的神圣性遭到质疑。这两种观点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都过于极端，成为人类苦难与罪恶的重要渊源。莫尔特曼在自己的盼望神学体系中所建构的终末境域，为上帝与人类世界提供了一个平衡点，从而保证了两者之间形成互为他者、共同建塑的他者互构关系，并具体通过终末启示和终末盼望展现出来。关键词：莫尔特曼；基督教神学；盼望神学；终末境域；他者互构中图分类号：B976.3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18）06-0123-06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8.06.015

第37卷第6期2018年12月江汉学术JianghanAcademic

Vol.37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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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耶稣基督及其将来，是一种“信实”的宗教。由此，上帝的临在也就并非是一个突兀的降临，而是变成了一个有史可据的，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此外，莫尔特曼终末论“不是只按照历史前后发生顺序推到最后”［4］，而是从将来的可能性出发来反观人类当下的生存处境，在对耶稣复活的前瞻性盼望中冲破人类历史经验的界限。“基督的复活绝对不只是在充满烦扰和必死的生命中的安慰，而且也是上帝对受苦和死亡、压制和羞辱以及罪恶之恶毒的抗议。”［3］16因此，莫尔特曼的终末盼望强调上帝对人类历史的有限与堕落的尊重，同时激励并参与抗议。人类虽为上帝的他者，却在对上帝应许的盼望中积极承担并发挥着主体责任，是一种积极的，在绝望中的坚定希望。莫尔特曼在其盼望神学体系中所建构的终末境域与传统基督教的顺服、超验、上帝主宰的封闭的终末境域以及近代基督教的杀死上帝、宗教私人化有着较大差异。传统基督教与近代基督教对终末的理解是两种相反的极端，在这两种极端中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一方主体，另一方为他者，没有互存，只有主体对他者的吞没，他者对主体的臣服。而莫尔特曼终末境域则是上帝与人类历史各为主体，却又互为他者，共构建塑双向开放、崭新的世界，人类与整个世界都将在此获得更新。换言之，莫尔特曼盼望神学体系中的终末境域，是一个鲜活的，蕴藏着生成和创造可能性的全新世界，这一点也正好与1967年《纽约时报》对其所作出的“盼望神学使得死神学式微”［5］相契合。此外，由终末境域所囊括的他者互构关系则主要通过其终末论体系中的启示与盼望两大关键要素体现出来。一、莫尔特曼终末启示中的他者互构启示，作为基督教《圣经》中的常见词汇，按照其希腊文（άποκάλυψις）原意是指把遮挡物揭开，让隐藏其后的神圣事物能够显现出来。根据汤朴的观点，启示主要包括两个向度，“一方面，启示乃神圣本身具有首创性的自我展现；另一方面，启示亦关涉人的回应，即人在信仰中的理解”［6］。具体而言，基督教中通常所说的启示，主要是指“上帝本身、上帝的意志和上帝话语的自我显示和在人间的通传”［7］。据此，基督教启示包含了两个维度——上帝启示和人在信仰中对启示的回应。人要在信仰中对上帝之启示作出回应，就必须首先要认识上帝启示。在《旧约》中认识上帝最通常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和图像，而在《新约》中则主要是通过基督事件来展现上帝的启示。前者通常为“自然神学”的进路，而后者则多属于“启示神学”的进路，这两种进路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并未把上帝启示放入历史之维来进行把握，上帝虽然向人显现了自己的启示，但却一直是高悬于人及人类历史之上的。同时，在这两种神学进路之中，人虽然是作为认识上帝启示的主体而存在的，但上帝的启示却“并不是作为人的认识客体出现的”［2］128。人是被动接受上帝之启示，而非主动探寻而获得此种神圣体验，亦即“不是上帝成了人的体验，而是人成了上帝的体验”［8］。因此，无论是传统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启示，还是近代基督教自下而上的启示，都是以上帝为中心。人永远只是作为上帝启示之客体而存在。在这种纵向垂直的统摄关系中，人作为上帝启示之他者，往往通过否定自己，以确保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与信守。莫尔特曼终末论中的启示观则将上帝启示与人类、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认为启示是“人和上帝的活泼共契”［9］，是上帝在鲜活、具体的历史事件之中的主动显现，而人则站在这一历史事件的未来对自己当下的现实进行反省，从而确证他的神圣性。因此，在莫尔特曼的终末启示观中，上帝与人都共享着同一历史场景，两者在水平历史角度互为他者，平等互构。（一）既存世界他者性在上帝启示中的保存莫尔特曼的终末启示观认为，上帝的启示是一种自我启示，“是上帝主动来到人面前，直接和人面对面地对话”［2］131。无需像“自然神学”或“启示神学”一样，借助某种外在媒介来显现或表达上帝自身，而是直接通过耶稣复活来传达和揭示其自身，耶稣复活又具体通过福音与应许表现出来，其中的应许是关于人类既存世界的将来应许。“将来是所应许的现实，当下则是与那个应许的将来现实相矛盾的。”［10］52只有在应许的感召和指引下，人才能挣脱当下的现实，不断向崭新的未来境域趋近。因此，上帝的启示作为一种关于将来现实之自我显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之时，必然就要从人类既存世界的将来应许来思量。莫尔特曼终末论中的上帝启示是一种“具有应许特质的”［3］86，在人类既存世界中直接显明上帝自身的神圣事件，凭借上帝对人类将来的应许而将上帝与人类世界关联起来。“应许预告来自真理之将··1242018年第6期李叶：莫尔特曼盼望神学：终末境域中的他者互构来的、尚未到来的现实。”［3］86并且，这个“尚未到来的现实”完全产生于“上帝应许话语”［3］86，因此，“上帝神性的显明完全取决于应许的真正实现”［3］86。换而言之，上帝的启示必须要在终末来临之时，实现其对人类世界的应许才是真正显明自身。由此，“上帝的自我启示就绝对不是巴特式的纯粹直接自我的揭示，与他者无关；反之，必须以他者为条件，上帝的自我启示方才可能，即是说，他者是构成上帝自我启示的必要条件”［11］90-91。莫尔特曼终末境域中的上帝启示是对人类既存世界将来的预期阐明，然而由于这个阐明是站在未来，也就是“站在上帝在场的地方”［3］86而对既存现实的反观，其应许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信仰中的上帝的神性，因此，“它并不具有显明和诠释世界及人类本质的既存现实的功能”［3］86，它并非是对人类实存历史自然而然的真理的揭示，它是在“抵触既存现实的状态下，开启了它本身关涉基督为世界和人类预备的将来”［3］86。这所谓的将来“实质上是透过想象的提前实现，因为它尚未实现”［12］175。由此，便为居于既存世界中的人的主体创造性之发挥预留了空间，从而加大了上帝应许在人类世界的实现与人类既存现实之间的张力，为人类既存世界的他者性的保存打开了一个开阔的境域。在这一开阔的境域中，人类既存世界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拥有抗议使命与责任的他者，并非完全为上帝启示所吞没的附属。人类既存世界带着上帝的应许积极向那个“尚未到来的现实”迈进，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自身的主体独立性，为应许中的那个崭新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并非全然地消极等待和静默顺服，促使门徒在持守与上帝的应许之时超越了有限，获得了更多自由。换而言之，正是门徒对终末应许的盼望，才为人类既存世界他者性的保存创造了可能，进而使整个人类既存世界成为上帝践行盟约的他者。（二）上帝他者性在既存世界中的表达莫尔特曼终末论中的上帝，虽然要通过“在历史中对其应许的信实所显明的同一性”［3］119来显明其自身，但上帝并未融于既存世界之中，上帝对既存世界的应许，是上帝作为人类精神的一个对象，即他者，临在于对现实的应许之中。同时，由于上帝启示所揭示的即为他自身，并非来自人类经验的总结或推断，而是人类在盼望中获得的有关上帝的神性体验。加之，“神乃是不动情、不运动、统一和自足，恰与一个被推动的、受苦的、分裂的、不自足的世界相反。因为神圣实体是这个易逝现象世界的创建者和维持者；它永远地伫立着，故而不能屈从于这个世界的命运”［13］。因此，上帝并未在对既存世界的应许中被拽下神坛，而是作为人类精神的他者，引领并促使着人类在既存现实中能够自由抽离自己。上帝的应许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与人的立约，“上帝在盟约中自由地将他的信实与他所赐的应许结合起来”［3］124。在这个盟约之中，上帝主动提供其应许，“应许和应许的实现全在上帝手中”［11］92，体现了上帝的自由及其主宰。这些应许的话语都是与人类实存经验相矛盾的，因为它们“超越现实可能之物和现实不可能之物”［3］86。如此，又体现着上帝对现实的超越，是其神性的展现。然而，这种超越并非像传统基督教终末论一样，完全与既存世界割裂。该盟约与既存现实世界的结合，体现的则是上帝与既存现实世界的关联性。此种借由上帝应许而建立起来的上帝与既存世界的关联性，被莫尔特曼具体阐述为“超越世界的上帝和内在于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等同。上帝在自身之内，同时也在自身之外。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是在自身之外，而同时在他的安息中又在自身之内”［14］。由此，上帝与人类既存世界之间的鸿沟被冲破，两者在实现内在统一之时，上帝又保留着自身的神圣性、外在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成为了既存世界的他者，他者性得到了表达。在莫尔特曼的终末境域中，上帝的应许把人类世界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并没有宣告无法避免的命运，反而把人类带到一条通向其他地方和其他现实的道路”［3］123。人类对上帝应许之中的全新世界的认识，并非自下而上对人类命运终局臣服，而是将上帝与人类置于同一水平线性历史之中，人类通过积极参与、实践，不断趋向前方那尚未到来的将来，在不断逼近尚未发生的前景的过程中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在应许中获得的有关上帝的知识“总是关乎我们本身在历史中被上帝呼召的知识”［3］121。因此，莫尔特曼终末境域中的上帝启示并非“以自我为对象”［11］92，上帝的启示通过人类本身的历史来揭示，这是上帝对人类历史本身的他者性的尊重。而“被上帝呼召的知识”实则为人类在终末盼望境域中获得的“超越界限的知识”［3］121，是上帝从人类··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