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分析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篇章，它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与文化，也为我国古代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外交语言的特点，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它们不仅含义深邃，言辞优美，而且意蕴丰富，情感真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左传》中，有“一诺千金”的典故，这个成语形象地表达了守信用、言出必行的道德观念，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

此外，还有“以善教邦，以愚弄之”的外交策略，这是一种以养人、化人的外交方式，具有先见之明、兼容并蓄的思想内涵，现代外交中的一些交涉方法也与此类似。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外交往来频繁，因此，在外交上讲求的是手段和效果。

《左传》中所呈现的外交辞令和手段，既有守信、讲理的正面表现，也有隐忍、借力、反击的反面表现。

例如，在《左传》中，鲁国曾经向晋国提出“放弃义渠”（即放弃对晋国的领土拼抢）的建议，这种妥协的外交方式既保护了自身利益，也利于维持各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也常常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我国的外交部门也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手段，推动国际事务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另外，《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包含着一些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左传》中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强调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和平、协调和合作。

这是现代国际关系中谈判和解决争端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左传》中还有许多关于忠诚、信义、礼仪、教育等文化内涵的阐发，这些价值观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xx》外交辞令观点汇总先把个人的相关部分写出来，方便各位总结。

选题动因：选择外交辞令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兴趣推动。

我当时只是希望，如果作专题研究，口应该开的小一些，所以诸如思想倾向之类很大的题目就直接跳过了，后来也在犹豫到底是写个人案例诸如子产还是外交辞令，但是一看具体篇目，觉得外交辞令篇幅更短小，加上我对言辞上的东西和言辞背后的思维的维度更感兴趣，因此选了这个题目。

书目：《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郑子家告赵宣子》，《王孙满对楚子》，《楚归晋知窑》，《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收获：通过做这个小专题，让我对于外交辞令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因为在研究时发现自己由于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不够了解而有些困难，使得我对春秋各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更重要的，我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中的基本技巧和基础，得到了演讲与口才方面的理论提升。

疑惑：我在阅读中发现，当小国面对大国时，态度竟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先礼后兵，前面很恭敬温顺，一旦发现大国有侵吞己国的狼子野心，立刻摆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姿态。

果然令大国觉得不划算于是讪讪而去。

我想问的是，这种做法有普遍的意义么？还是说有一定条件下的？如果有条件，那么是什么？观点汇总：xx：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发现要害。

渲染后果。

道德至上。

言词得体。

被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指出对方道德上的欠缺、增强攻打对方的合理性。

言辞软中带硬、毫不妥协。

xx：外交辞令的共同特征：1.多喜欢搬用周天子的名号，奉天子以令诸侯。

【诸侯搬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认自己师出有名，加固战争的正义性，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妄图从战略上藐视对方。

】2.重视以德服人，强调道义。

3.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外交言辞具有强调道义感和正义性，绵里藏针，软中带硬，言辞含蓄，态度分明的特点。

xx：外交辞令的不同类型：【共性：这些外交辞令格式各样，但都带着共性，就是目的指向性。

外交辞令模糊语用分析【外交辞令模糊性的语用分析】外交工作中所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外交辞令(diplomaticlanguage)。

它广泛应用于涉外人员的各种交际应酬、答记者问、对外宣传、演讲辩论等活动中。

H.Nicholson在《外交》一书中赋予外交辞令三种含义：外交辞令首先是指外交官彼此交谈与互致信函中所使用的具体语言――拉丁语、法语、英语；第二种含义是指外交领域所特有的专门词汇，如缓和(d e tente)、公报(communiqu e)、照会(note)等；第三，外交辞令最普遍的含义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能够使外交官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外交用语(guarded statement)。

外交辞令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主要靠口头和书面表达来完成交际任务。

语言是外交工作的重要载体，熟练、准确地运用语言对外交活动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谨慎、准确的说服性语言，其显著特征就是讲究策略和礼貌。

然而外交辞令的准确性却并不排斥模糊语言。

在许多情况下，外交辞令要求隐喻性地、含蓄地运用模糊语言(fuzzy wording)。

恰当运用模糊外交语言不但可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而且可以无损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

模糊语言可以增加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使语言更委婉、含蓄、礼貌。

为此，外交家们在发布公告、公布会谈结果、回答敏感性问题以及缓和交际气氛等的活动中常常运用模糊辞令。

一、语言的模糊性模糊性是人类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

所谓模糊性，是指一个概念的中心区域基本上确定，而外延界限不明确的属性。

它是客观世界自身内在的模糊性和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的有限性以及不确定性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语言模糊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与客观事物连续性之问的矛盾，用离散的语言符号去标志连续的事物，就可能边界不明，产生模糊性；另一方面，出于人类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人们常常故意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语以适应不同的交际目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五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

居为《春秋》三传之首，是主流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便少不了外交官间的唇枪舌战，少不了精彩的外交辞令。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逻辑之谨严、道理之明晰、辞采之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

无论是在敌强我弱，还是在敌胜我败，甚至是在订立城下之盟，身为俘虏之时，外交官都能巧妙地使自己的说辞入情入理，起到折冲樽俎、消弭战祸的作用。

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代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机巧微妙的外交活动, 同时又表现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尚和高度的语言技巧。

先看其中的两个外交事例。

在《秦晋殽之战》中，秦军在盂明、西乞、白乙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周及滑时, 被郑国商人弦高偶遇, 他急中生智, 送牛犒师, 并用略带欢迎的口吻说出了弦外之音:“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

不腆敞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

”弦高这一番话, 表面上在犒劳秦师,实际上是在警告秦军休要轻举妄动; 表面上是说为秦师提供粮草,做好保已工作, 实际上是告诉他们郑国已经作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

郑穆公接到弦高报信后, 派使者到客馆看视, 知道了秦客已收拾好车子, 磨好兵器, 喂饱马匹而枕戈待旦, 于是郑穆公又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馆辞谢秦客。

皇武子绵里藏针、巧揭实质, 用挽留式的语言下达了使对方非走不可的逐客令:“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这一番辞令, 表面上句句是颇具歉意, 恭敬协商的客气话, 实际上却句句带刺, 嘲讽与谴责双管齐下的逐客令; 表面上显得热情好客, 实际上却表现了对他们的无限憎恶。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摘要】《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对当代外交语言的礼貌要求产生了重要影响，要求外交官员用语言表达尊重和礼貌。

对严密性的要求也使外交语言更为准确和清晰。

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委婉和谦和。

政治正确性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谨慎和理性。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使其更加注重礼貌、专业、委婉和政治正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外交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当代外交语言、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尊重他国文化、政治正确性、影响、结论1. 引言1.1 概述《左传》外交辞令《左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书，其中有关外交辞令的部分被认为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技巧，用以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争端。

这些外交辞令不仅在当时被用来维护国家利益，还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礼貌和谦逊，尊重他国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礼貌要求对当代外交语言的要求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交往中，礼貌和尊重是维持良好外交关系的基础，而《左传》中提倡的礼仪准则则成为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一部分。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严密和准确，避免引起歧义和误解。

这种严密性要求也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点细微的误解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准确的表达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强调了婉转和圆滑的表达方式，避免直接冲突和伤害。

这种婉转表达的要求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使其更加注重措辞的巧妙和委婉。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外交语言的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特点。

这些影响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帮助各国更好地沟通和合作。

1.2 介绍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是指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的外交用语和辞令。

简析《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的特点及传统文化意义《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那一时期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

其中，外交辞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外交辞令的表达方式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婉转含蓄、辞藻华丽的特点。

这些辞令往往通过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表达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外交斗争。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文化特点，也体现了那一时期政治外交的策略和文化传统。

其次，在外交辞令的内容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点。

这些辞令强调了礼义、仁德、忠诚等价值观念，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的影响。

例如，《左传》中记载的郑国子产的外交言论，强调了“和为贵”、“礼尚往来”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后世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在外交辞令的文化意义方面，《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价值追求。

通过研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总之，《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

通过研究这些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比较研究
春秋行人和战国策士都以外交辞令闻名于世,他们在谏诤、游说过程中使用的言语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外交辞令,《左传》和《战国策》是集中记载这些外交辞令的伟大著作。

本文结合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的外交辞令进行了比较分析。

文章分为四部分。

第一章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辞令特点进行了概述,分别简要介绍了春秋时代与春秋行人、《左传》其书与春秋行人辞令的特点、战国时代与战国策士以及《战国策》其书与战国策士辞令的特点,阐明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的时代特点以及在《左传》和《战国策》的外交辞令中的反映。

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这一章笔者从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引用内容三个方面对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语言学、修辞学的理论观照下,笔者通过引用原文的外交辞令进行直观比较,进而发掘两者呈现不同特点的理论依据。

在论文的第三章,笔者对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地位、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分析。

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相异又相关,文章的余论部分,简要论述了春秋行人辞令对战国策士辞令的影响,阐释了后世文化对前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的论述结合了普通语言学、汉语修辞学与认知修辞学等学科的知识,借鉴了统计学的相关方法。

这一角度在当前关于《左传》、《战国策》外交辞令的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

另外通过对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外交辞令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行人、策
士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上得到启发,了解我们的母语——汉语言形式可以承载的深厚内容,提高我们继续学习和运用汉语言的能力。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①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

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

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

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

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

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②[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

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

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

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摘要：《左传》外交辞令极富特色，本文通过对《左传》外交辞令语言风格的研究，并对比当代外交语言的运用，找到两者的相通之处，分析《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并通过分析当代外交语言运用的特点，了解传统外交语言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启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当代外交语言对《左传》外交辞令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影响在中国外交史上春秋外交是最早出现的，当时各国外交往来非常频繁，外交使臣们以时刻捍卫国家利益为宗旨，充分施展外交才华，谋求用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两千多年前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体现出的外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时代特征，所描述的外交语言遵从时代礼法、遍布谋略，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言语艺术在当今外交活动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一、《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辞令”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释为应对的言辞。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中对诸侯之间的对话的批注为“此外交辞令尔。

”《左传》中对外交行为的描写达上百次，其语言化繁为简、生动紧凑，阐释风格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礼节周全、寓谏于理，表现力可谓意味深长，刚柔并济，具有“雅辩”的风格。

（一）感召以行且咄咄逼人《左传·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属当戎行，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晋国副将韩厥俘获齐国国君时，他的话语极尽礼节，表达出作为将士应忠于军礼、为国效力，让齐国国君无从争辩等待被俘，这类外交辞令表面委婉和煦，实则咄咄逼人。

《左传·僖公四年》“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

与不榖同好，何如？”是在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围攻楚国之际，请楚国大夫一同阅兵时的对话，齐桓公这段表述气度非凡，从其他诸侯国推捧齐国盟主角度感召楚国国君与其结盟，以达到不战的目的，辞令在双方谏说的过程中，展示出明确的感召力。

（二）寓谏于理且以静制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