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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非常正式和庄重。
在书中，君王之间的通信常常采用一套固定的礼仪辞令，如“臣闻敬者，王之命也”、“夫敬之以好者，敢忘命乎？”等等。
这些辞令体现了古代君臣关系的严肃和尊重，使得外交交往显得庄重而庄重。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正式和庄重的辞令，以表达尊重和谨慎的态度。
《左传》中强调言辞的威严和正义。
在书中，左丘明通过描述君王的辞让和推诿等行为，表达了外交辞令中应当注重正义和公平的观点。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人不敢以直言告，则祸至”一句，强调了外交辞令中不应当欺瞒他人，要始终坚持正义的原则。
这种观点也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中言辞正义和公平的重视。
《左传》中外交辞令充满诗意和修辞。
在书中，左丘明经常使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君王的愤慨或耻辱的情绪。
例如在记载鲁襄公求救于晋国时，书中有“王京泽水；予犹悔我先臣”一句，表达了主公对自己不争气的愧疚之情。
这种富有诗意的修辞手法不仅使得外交辞令更加生动有趣，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运用一些诗意和修辞，以增加交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左传》中注重外交辞令的思辨和立场。
在书中，左丘明常常运用外交辞令来呈现君王的战略思考和政治立场。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惠后之戚，而贾其王”一句，揭示了齐国想要削弱鲁国的立场。
这种思辨和立场的呈现不仅可以帮助君王在外交交往中制定合适的策略，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展示自己的思考和立场，以增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中的正式庄重、威严正义、诗意修辞和思辨立场等特点，都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关注和思考。
在日常的外交交往中，我们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更好地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意图，增强外交交往的效果和影响力。
《xx》外交辞令观点汇总先把个人的相关部分写出来，方便各位总结。
选题动因：选择外交辞令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兴趣推动。
我当时只是希望，如果作专题研究，口应该开的小一些，所以诸如思想倾向之类很大的题目就直接跳过了，后来也在犹豫到底是写个人案例诸如子产还是外交辞令，但是一看具体篇目，觉得外交辞令篇幅更短小，加上我对言辞上的东西和言辞背后的思维的维度更感兴趣，因此选了这个题目。
书目：《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郑子家告赵宣子》，《王孙满对楚子》，《楚归晋知窑》，《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收获：通过做这个小专题，让我对于外交辞令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因为在研究时发现自己由于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不够了解而有些困难，使得我对春秋各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更重要的，我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中的基本技巧和基础，得到了演讲与口才方面的理论提升。
疑惑：我在阅读中发现，当小国面对大国时，态度竟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先礼后兵，前面很恭敬温顺，一旦发现大国有侵吞己国的狼子野心，立刻摆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姿态。
果然令大国觉得不划算于是讪讪而去。
我想问的是，这种做法有普遍的意义么？还是说有一定条件下的？如果有条件，那么是什么？观点汇总：xx：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发现要害。
渲染后果。
道德至上。
言词得体。
被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指出对方道德上的欠缺、增强攻打对方的合理性。
言辞软中带硬、毫不妥协。
xx：外交辞令的共同特征：1.多喜欢搬用周天子的名号，奉天子以令诸侯。
【诸侯搬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认自己师出有名，加固战争的正义性，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妄图从战略上藐视对方。
】2.重视以德服人，强调道义。
3.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外交言辞具有强调道义感和正义性，绵里藏针，软中带硬，言辞含蓄，态度分明的特点。
xx：外交辞令的不同类型：【共性：这些外交辞令格式各样，但都带着共性，就是目的指向性。
《左传》外交辞令观点汇总先把个人的相关部分写出来，方便各位总结。
选题动因：选择外交辞令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兴趣推动。
我当时只是希望，如果作专题研究，口应该开的小一些，所以诸如思想倾向之类很大的题目就直接跳过了，后来也在犹豫到底是写个人案例诸如子产还是外交辞令，但是一看具体篇目，觉得外交辞令篇幅更短小，加上我对言辞上的东西和言辞背后的思维的维度更感兴趣，因此选了这个题目。
书目：《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郑子家告赵宣子》，《王孙满对楚子》，《楚归晋知窑》，《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收获：通过做这个小专题，让我对于外交辞令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因为在研究时发现自己由于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不够了解而有些困难，使得我对春秋各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更重要的，我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中的基本技巧和基础，得到了演讲与口才方面的理论提升。
疑惑：我在阅读中发现，当小国面对大国时，态度竟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先礼后兵，前面很恭敬温顺，一旦发现大国有侵吞己国的狼子野心，立刻摆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姿态。
果然令大国觉得不划算于是讪讪而去。
我想问的是，这种做法有普遍的意义么？还是说有一定条件下的？如果有条件，那么是什么？观点汇总：周允淇：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发现要害。
渲染后果。
道德至上。
言词得体。
被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指出对方道德上的欠缺、增强攻打对方的合理性。
言辞软中带硬、毫不妥协。
魏尔曼：外交辞令的共同特征：1. 多喜欢搬用周天子的名号，奉天子以令诸侯。
【诸侯搬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认自己师出有名，加固战争的正义性，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妄图从战略上藐视对方。
】2. 重视以德服人，强调道义。
3.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外交言辞具有强调道义感和正义性，绵里藏针，软中带硬，言辞含蓄，态度分明的特点。
姜孟圻：外交辞令的不同类型：【共性：这些外交辞令格式各样，但都带着共性，就是目的指向性。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摘要】《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对当代外交语言的礼貌要求产生了重要影响，要求外交官员用语言表达尊重和礼貌。
对严密性的要求也使外交语言更为准确和清晰。
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委婉和谦和。
政治正确性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谨慎和理性。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使其更加注重礼貌、专业、委婉和政治正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外交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当代外交语言、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尊重他国文化、政治正确性、影响、结论1. 引言1.1 概述《左传》外交辞令《左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书，其中有关外交辞令的部分被认为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技巧，用以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争端。
这些外交辞令不仅在当时被用来维护国家利益，还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礼貌和谦逊，尊重他国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礼貌要求对当代外交语言的要求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交往中，礼貌和尊重是维持良好外交关系的基础，而《左传》中提倡的礼仪准则则成为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一部分。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严密和准确，避免引起歧义和误解。
这种严密性要求也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点细微的误解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准确的表达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强调了婉转和圆滑的表达方式，避免直接冲突和伤害。
这种婉转表达的要求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使其更加注重措辞的巧妙和委婉。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外交语言的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特点。
这些影响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帮助各国更好地沟通和合作。
1.2 介绍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是指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的外交用语和辞令。
简析《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的特点及传统文化意义《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那一时期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
其中，外交辞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外交辞令的表达方式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婉转含蓄、辞藻华丽的特点。
这些辞令往往通过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表达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外交斗争。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文化特点，也体现了那一时期政治外交的策略和文化传统。
其次，在外交辞令的内容上，《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点。
这些辞令强调了礼义、仁德、忠诚等价值观念，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的影响。
例如，《左传》中记载的郑国子产的外交言论，强调了“和为贵”、“礼尚往来”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后世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在外交辞令的文化意义方面，《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这些辞令不仅反映了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价值追求。
通过研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总之，《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
通过研究这些外交辞令，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了对外交伙伴的礼貌和尊重。
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外交是国与国之间进行交往的重要方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常态。
《左传》中所记录的外交辞令，多以尊称对方的方式进行。
当孔子担任鲁国的外交官时，他在与其他国家的使者交涉时，总是以礼貌的态度对待对方。
这种尊称对方的方式，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的原则，同时也为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带来了启示。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以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在春秋时期，外交活动是由使者负责的，他们需要通过言辞来代表国家的意志和态度。
在《左传》中，对外交事务的记载中，使者们常常采用直截了当的宣示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当晋国派使者向鲁国提出要求时，鲁国的使者以明确的语言回应，并表示鲁国的立场和态度。
这种直接明确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方式。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了传递信息的严谨和准确。
在古代外交活动中，准确地传递信息对于双方的了解和判断至关重要。
《左传》中所记载的一些外交辞令，不仅注重双方意图的理解，还注重在传递信息时的准确和完整。
当鲁国的使者向晋国传达国君的诏命时，他以非常详细和准确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以确保对方能够完全理解鲁国的意图。
这种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交文件和文件撰写，要求用词准确、行文严谨。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强调了对外交伙伴的礼貌和尊重，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的原则；注重以言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表达观点和意图的方式；它还强调了传递信息的准确和完整，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的文件撰写提出了一定要求。
这些影响使得当代外交辞令更趋于尊重、直接、准确和完整，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需求。
从《齐伐楚盟于召陵》看《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委婉含蓄刚柔得体——从《齐伐楚盟于召陵》看《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邓旺林春秋时代战乱频仍，盟会颇繁。
仅据《春秋》记载，在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列国的军事行动及朝聘盟会便有九百余次之多。
外交活动不仅是朝聘盟会中的主要活动，而且也是战争的重要辅助手段（成功的外交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有时甚至可以起到解除战祸的作用），因此，外交活动便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左传》这部书便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列国间的各种外交活动，同时也记载了列君臣使节在频繁的外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辞令。
《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总的说来，具有委婉含蓄、刚柔得体的特色。
这在《齐伐楚盟于召陵》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反映。
齐伐楚盟于召陵这件事发生在齐桓公称霸后的第二十三年。
在齐桓公称霸中原期间，南方的楚国日益强盛，曾连年出兵攻打郑国，企图入主中原。
为了阻遏楚国的北进，齐桓公乃于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亲自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联军”南下伐楚，后与楚订盟于召陵。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先生曾指出：“这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抗楚，虽然不能算是取得了胜利，楚国却暂时不敢北进。
”(1) 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一下《左传》在这里所记述的在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两军对垒情况下的几段外交辞令。
面对大军南侵，楚国不是简单地采取兵来将挡，刀兵相向，而是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试图使用外交手段，达到化干戈为玉帛，弭暴兵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楚使首先代表楚王对于齐侯的挥师南侵表示难以理解。
因为“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也就是说，齐楚两国相隔千里，彼此并无关碍，按理是不会发生齐军南侵这种事的。
这就婉转地批评了齐侯做法的不合情理。
从楚使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使尽管是在批评、谴责齐侯的所作所为，但并没有使用“侵略”、“不义”一类的字眼，不说“你们居然前来侵犯我国”一类的话，而是说“不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把齐军的进犯轻描淡写为“来到我国土地上”（“涉吾地”）。
浅析?左传?的外交智慧冷克金作为中学语文的重要课外读物之一，?左传?的谋略智慧很值得给同学们点拨一二。
以下，我们就结合具体事例来分析学生们最感兴趣的军事外交智慧：一、釜底抽薪，烛之武妙退秦师“晋侯、秦伯围郑〞，危难之中，烛之武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任务。
首先，他利用不争的事实、雄辩的逻辑打动秦穆公：从地理位置上，秦人是“越国以鄙远〞，只能是“亡郑以陪邻〞。
郑亡后，晋国更加强大，秦国却毫无利益可言。
从历史事实上，“君尝为晋君赐矣〞，但晋人“朝济而夕设版焉〞，反复无常，言而无信。
并且“晋何厌之有！〞“假设不阙秦，将焉取之〞。
所以结果是“阙秦以利晋〞。
一系列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由人不信服。
其次，烛之武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去说服秦穆公：烛之武语言委婉，“郑既知亡矣〞，“敢以烦执事〞。
又表现出时时为秦国利益打算，“邻之厚，君之薄也〞，“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让秦穆公心悦诚服。
最后，烛之武以他高超的洞察力，清楚地明白，秦、晋同床异梦的联盟关系。
烛之武以他无畏的精神、娴熟的辞令、超人的外交谋略，不动一兵一卒取得了胜利。
烛之武退秦师后，秦、晋矛盾加深。
郑国利用秦、晋、楚三国争霸的时机，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取得了继续生存的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烛之武退秦师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二、连环计，晋人智赚士会连环计有两种含义，一是使对方自缚手脚，如赤壁之战时，徐庶让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连续用计。
我们取第二种意义。
文公七年的令狐之役，晋人赵盾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在战略上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致使当时出使秦国的“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到了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便想借助外交手段使士会回国，但这种外交谋略一开始具有欺骗性。
秦康公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当他听到魏寿余提出把魏地归入秦国时，便“许之〞。
魏寿余“履士会之足于朝〞，聪明的士会一下子明白了。
接下来魏寿余回魏地交涉前提出，找一个熟悉魏地的人和他一起先秦国的军队回去，和晋进行交涉。
左传外交辞令特色《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
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
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
《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左传》所描写的春秋时代是个能人辈出的时代。
在这个巨变的世纪里，由于宗周的衰落，诸侯大国争先称霸，大国与大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频繁的交战与纠纷，为身为国之使者的行人造就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舞台，他们穿梭于诸国之间，以自己优秀的个人品格，优雅的辞令风采折服他国之君，保全自己国家的尊严，使之免于祸难。
本文通过对行人品质及其辞令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展示出春秋行人们的些许风采。
一、晓谕大义。
春秋时期虽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但是社会上依旧盛行崇尚礼义，忠君爱民的道德观念。
各诸侯国虽然明争暗斗，但他们都不愿践踏道德而令别国所不齿，所以在外交的时候，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方面，通过申明“大义”而使对方折服。
《宋人及楚人平》中，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
”大义凛然，使楚王深受感动。
二，辩明利害。
在春秋时期变化多端的复杂局势之中，诸侯国间的战争往往采取盟约合作的方式，在获得利益的时候，就会存在着分配问题，外交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点，挑拨盟国间的关系，从而使其统一战线瓦解，进而扭转自己的不利局势。
《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一席“舍邻以为东道主’,分裂了齐国和晋国的合作，使郑国免除了亡国的危险。
试论《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作者：黄彬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0期内容摘要：《左传》的外交辞令与外交目的密切相关。
根据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把《左传》的外交辞令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
通过对具体的外交辞令分析，《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四大特点：首先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次具有言之有理的特点；第三具有言之以厉害关系的特点；第四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
《左传》的外交辞令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外交辞令分类特点价值《左传》的外交辞令非常优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
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王命不行，诸侯兼并。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若并见《左传》者记之，有百七十国。
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
[5]（P55）在这种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或凭借战争，或依靠外交手段，或二者并用，来谋求本国的生存，避免被他国兼并。
由于诸侯之间斗争激烈，行人往来、外交场合等非常讲究外交辞令。
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须委婉其辞。
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
这一时期，诸侯各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
《左传》一书将这些辞令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加工，使辞令富于风采。
刘知几在《史通·语言》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6]（P149）这些外交辞令，简洁精炼，委婉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形成《左传》独特的辞令之美。
《史通·申左》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刚循环可覆。
浅论《左传》的外交辞令摘要:《左传》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杰出的史学巨著,其中记述的外交辞令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就其整体风貌而言,体现出鲜明的崇礼、重礼色彩。
本文从《左传》外交辞令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入手,主要就礼对外交辞令的制约作用、积极影响,以及礼在外交斗争中的具体运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礼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12(b)-0229-02《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名作。
《左传》在外交辞令记录整理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而这些外交辞令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诸侯国间运用各种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
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的行文当中,记录外交辞令也就是行人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约计有三百八十余次外交活动出现了言语交际现象,是整个《左传》辞令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外交辞令在《左传》中大量出现,是与当时列国间的外交斗争分不开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争斗如此激烈的背景下,各诸侯国往往利用战争或外交手段,避免被敌国兼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混乱的时局使一大批外交人才应运而生,他们正式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折冲樽俎、斗智斗勇的历史正剧。
这些使节除了借国力为后盾,主要运用的工具就是辞令,外交辞令不仅表明使节所在国对于相关外交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些外交人才的能力素养、道德品质。
春秋外交人才,都是学、德、才、勇四全的高手。
学以致用,他们往往见多识广,博闻广记,而又极有修养,彬彬有礼。
德是根本,也是对于外交人员的职业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忠:忠于国,忠于君,忠于职守。
所以能够舍生取义,有献身精神。
才是对外交人员综合能力的要求,要求他们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在风云际会中能快速、机智地应对变化万千、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传记体史书，叙述了春秋时期鲁国和周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其中，尤其以鲁国的君臣相处、内政外交等内容较为详实。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是中国古代外交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对于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外交辞令应以尊重为前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往往以尊重为前提，尊重他人的身份、地位和经历，表现出礼貌、谦虚的态度。
比如《左传》中描述的鲁惠公见鲍叔牙，以礼相迎，表示对鲍叔牙作为前任宰相、卓越才学的尊重，虽然鲁惠公想让他离开朝堂，但却始终以礼相待。
这种尊重对于现代外交也十分重要，表明对外交对象的尊重能够增强外交的合作性和可信性。
其次，外交辞令应以正义为根基。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鲜明表现出“以正治国”的思想，注重贯彻正义原则，认为外交应该遵循公正、道义和正义，这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保障。
比如，在《左传》中，晋国用武力向鲁国进攻，鲁国国君鲁隐公选择采取了对峙的策略，通过与晋国国君的互相劝说，最终化解了危机。
这种尊重正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现代外交，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应该遵循正义原则，追求公平、公正的处理方式。
再者，外交辞令应以智慧为核心。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较强的智慧和灵活性，它们既考虑到国家利益，也顾及外交对象的感受，采取了巧妙的沟通方式、语言交流方式。
比如，在《左传》中，鲁国国君鲁隐公尝试通过角逐礼仪，与晋国国君争取盟约。
这种策略既考虑到了对方的文化习惯，又体现了鲁国对于与晋国结盟的愿望。
因此，一些外交性质很强的会议或者活动，也需要精心准备，甚至需要谈判智囊的参与。
因为智慧的运用能够使得外交辞令的实际效果更加显著。
最后，外交辞令应以友谊为基础。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往往以建立和谐友好关系为目标，表现出互相尊重和关怀的意识。
比如，当晋国殷竭移居到鲁国后，鲁公绵亲自前往问候，表达了鲁国君臣对晋国异族的关心和照顾，也增进了鲁晋两国之间的友谊。
《左传》行人辞令之美——德馨典雅《左传》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十分优美，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
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行人：外交特使）。
辞令”考释：通过《尚书》《左传》等文献的例句说明“辞”的含义有“讼”和“说”二义，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法。
实际上，无论是“理狱争讼”的“讼辞”，还是“有说以告人”的“说辞”，它们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是“言词”，同时，为了增强表达的效果，使自己的“讼辞”能在争讼时能够占有优势，或者使“说辞”能更好的为对方所理解，接受，有必要对这些言辞进行修饰，文饰，那么，这些经过修饰加工后发“言辞”就成为“文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辞令”之“辞”。
“辞”不仅经过文辞的“讼辞”，“说辞”，“辨解”之辞，还是政令之辞。
修饰后可以成“文”是这些文词的基本特征，即《荀子。
正名》所说：“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
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孤”是用凶礼。
显然对话双方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经过认真选择，所以这些经过修辞的“辞”才呈现言简义丰的特征。
《左传》中大量辞令妙品，形成了这部古代历史散文巨著的一大艺术成就，《烛之武退秦师》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
辞令之美属于言语之美。
这篇文章的辞令，十分讲究语言艺术，又有充分的理由和雄辩的逻辑力量，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烛之武的说辞，是全文的中心部分。
其一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秦国利害着想，保郑对秦有利，忘郑对秦不利，反而有害。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
要越过一个国家，把偏远的郑国作边邑，管辖它是非常难的。
“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你何必灭郑国去扩大邻邦晋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雄厚了，就等于您的力量被削弱了——忘郑对秦不利，正面推理。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从正面来说留郑对秦所产生的好处，进一步说明郑国不能灭亡的原因。
《左传》外交辞令描写探析国与国之间交往密切，交往手段必不可少。
《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在叙事上成就颇高，但其辞令描写却甚是缺乏。
其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往往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本文即就此问题作以探析。
本文就《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描写进行分析研究。
《左传》记述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大多选取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使用大量的外交辞令对战争、外交、谋略等重要事件进行记载。
外交辞令反映了各个国家或政权的交际原则和策略，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左传》共有外交辞令140余条，涉及战争中诸多场合和外交关系中各种对象，其内容几乎囊括了战争、外交的所有方面。
例如：“平原君计曰‘可矣’，请举玉以为信”，表明双方已商定和好，结盟之后平原君把信举起来。
再如“一不赂而丧其国”，表明结盟中交换贡物，可见诚意；“假之而至，是信之也”，说明先出兵帮助对方守卫边疆，然后军队再回去归还物品，就可以让对方认为是信用之所致。
另外，如“君将若之何”，是国君的质疑；“将食于此”，是战争结束后在此会盟；“以羁縻之”，说明依靠礼制控制和约束对方；“会于鸣条”，是两国约定在地名之下进行决战；“假人于己”，利用别国的优势；“会于亳”，是周王朝统治集团派遣卿士到当时的地区进行管理；“饮至”，是同伴的道歉等等。
此外，公元前597年齐宋氏之盟，齐灵公“请女乐及鼓钟”，其目的是因为齐景公死后没有儿子，立公子荼，“请女乐”就是要联络宋国等诸侯来拥戴他为君主，以便顺利地继承齐国君主之位。
在这些场合中，除了典型的外交辞令外，也常有通用的外交辞令，且其文风多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使读者能从中窥见春秋时期人们交际活动的一斑。
如“齐人伐燕”中“…使臧文仲辞于朝。
公问其故。
对曰：臧文仲请视诸司马。
太师闻之，谓臧文仲曰：‘吾不意子之仕于齐也。
’请诸太师，弗听，遂使人辞焉”。
司马太师、太师闻知此事，向臧文仲提出了意见，臧文仲认为是他不愿为官，而非不愿做官。
左传历史智慧在外交谈判中的应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左传》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蕴含着丰富的智慧。
其中，外交谈判方面的策略和技巧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借鉴。
外交谈判，是国与国之间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而《左传》所展现的那个时代，各国之间的纷争与合作频繁，外交活动极为活跃，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宝贵的经验。
《左传》中强调了“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在外交谈判中，了解对方的实力、意图、利益诉求以及国内情况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例如，在城濮之战前，晋文公重耳及其谋臣对楚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包括楚将子玉的性格特点、楚国的军事部署等。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晋国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和谈判策略，最终在城濮之战中取得胜利，并在战后的外交谈判中占据主动。
在当今的外交谈判中，“知己知彼”同样不可或缺。
谈判前，我们需要对谈判对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其可能的立场和底线。
同时，也要对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有清晰的认识，以便在谈判中能够扬长避短。
诚信也是《左传》外交智慧中的重要一环。
书中记载了许多因诚信而达成合作，或因失信而导致失败的案例。
例如，齐桓公在诸侯会盟中，遵守承诺，赢得了诸侯的信任和支持，从而确立了霸主地位。
相反，一些国家因为背信弃义，失去了他国的信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现代外交谈判中，诚信依然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石。
只有秉持诚信原则，遵守承诺，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和信任，为谈判的成功创造有利条件。
一旦失去诚信，不仅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和声誉，还可能导致谈判破裂，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冲突。
《左传》还告诉我们，在外交谈判中要善于运用谋略和策略。
比如，“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等手段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郑国在面对强国的威胁时，经常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巧妙周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如今的外交谈判中，谋略和策略的运用同样重要。
谈判人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合适的谈判方案，灵活应对各种变化。
有时候，适当的妥协和让步可以换取更大的利益；有时候，坚决的态度和强硬的立场能够迫使对方让步。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五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
居为《春秋》三传之首，是主流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便少不了外交官间的唇枪舌战，少不了精彩的外交辞令。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逻辑之谨严、道理之明晰、辞采之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
无论是在敌强我弱，还是在敌胜我败，甚至是在订立城下之盟，身为俘虏之时，外交官都能巧妙地使自己的说辞入情入理，起到折冲樽俎、消弭战祸的作用。
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代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机巧微妙的外交活动, 同时又表现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尚和高度的语言技巧。
先看其中的两个外交事例。
在《秦晋殽之战》中，秦军在盂明、西乞、白乙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周及滑时, 被郑国商人弦高偶遇, 他急中生智, 送牛犒师, 并用略带欢迎的口吻说出了弦外之音:“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
不腆敞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
”弦高这一番话, 表面上在犒劳秦师,实际上是在警告秦军休要轻举妄动; 表面上是说为秦师提供粮草,做好保已工作, 实际上是告诉他们郑国已经作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
郑穆公接到弦高报信后, 派使者到客馆看视, 知道了秦客已收拾好车子, 磨好兵器, 喂饱马匹而枕戈待旦, 于是郑穆公又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馆辞谢秦客。
皇武子绵里藏针、巧揭实质, 用挽留式的语言下达了使对方非走不可的逐客令:“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这一番辞令, 表面上句句是颇具歉意, 恭敬协商的客气话, 实际上却句句带刺, 嘲讽与谴责双管齐下的逐客令; 表面上显得热情好客, 实际上却表现了对他们的无限憎恶。
《左传》外交辞令观点汇总
先把个人的相关部分写出来，方便各位总结。
选题动因：选择外交辞令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兴趣推动。
我当时只是希望，如果作专题研究，口应该开的小一些，所以诸如思想倾向之类很大的题目就直接跳过了，后来也在犹豫到底是写个人案例诸如子产还是外交辞令，但是一看具体篇目，觉得外交辞令篇幅更短小，加上我对言辞上的东西和言辞背后的思维的维度更感兴趣，因此选了这个题目。
书目：《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郑子家告赵宣子》，《王孙满对楚子》，《楚归晋知窑》，《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收获：通过做这个小专题，让我对于外交辞令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因为在研究时发现自己由于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不够了解而有些困难，使得我对春秋各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更重要的，我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中的基本技巧和基础，得到了演讲与口才方面的理论提升。
疑惑：我在阅读中发现，当小国面对大国时，态度竟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先礼后兵，前面很恭敬温顺，一旦发现大国有侵吞己国的狼子野心，立刻摆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姿态。
果然令大国觉得不划算于是讪讪而去。
我想问的是，这种做法有普遍的意义么？还是说有一定条件下的？如果有条件，那么是什么？
观点汇总：
周允淇：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发现要害。
渲染后果。
道德至上。
言词得体。
被劝说方所应具有的能力：指出对方道德上的欠缺、增强攻打对方的合理性。
言辞软中带硬、毫不妥协。
魏尔曼：外交辞令的共同特征：1. 多喜欢搬用周天子的名号，奉天子以令诸侯。
【诸侯搬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认自己师出有名，加固战争的正义性，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妄图从战略上藐视对方。
】2. 重视以德服人，强调道义。
3.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综上所述，左传中的外交言辞具有强调道义感和正义性，绵里藏针，软中带硬，言辞含蓄，态度分明的特点。
姜孟圻：外交辞令的不同类型：【共性：这些外交辞令格式各样，但都带着共性，就是目的指向性。
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每句话都蕴含深意，都代表着国家的利益。
】一、示弱讨好式外交辞令【敌强我弱】二、不卑不亢言辞犀利式外交辞令【敌强我弱】邓少骞：外交言辞体现了智、礼，并且一切为了国家利益着想，还时常带有民本色彩。
重礼才能使自己在思想基础上站稳脚跟，在道义上获得支撑。
崇智，才能驳倒、说服、震慑对方，以而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际关系的要素。
因此任何外交使臣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利益。
智，是言胜的关键与基本。
礼与道义在
那个年代是可以转化为强大武力的精神力量。
赵柔翰：我认为，《左传》中成功的外交辞令一般从以下两个角度劝说：正义性（道义）、利益的权衡。
这些外交辞令在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观点的合理性后，多通过渲染后果来打击对方的心理防线，再辅之以适合于当时形势的话语口气（或软中带硬或示弱讨好）来让对方坚信自己按照游说方的意思走是正确的选择，打消最后的心理顾虑。
王好培：《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语言委婉，类型分为对方立场型，诉苦型和绵里藏针型。
这些外交辞令的核心是道义。
以道义为核心的原因是抓住强国侵略弱国战争理由不充分这一点，对君主进行道德劝说，或指出先王的正确做法，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白惠天：共同点：一，智慧。
对现实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要害。
对未来有清醒的预见力，指明后果。
对被劝说者的情绪心理有良好的控制力。
二，礼义。
立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论证中以礼、以法、以德服人。
总结：智慧和礼义构成了辞令的内涵。
态度上，要不卑不亢，究竟软中带硬，还是委婉曲折，还是据理力争要根据说话对象和形势具体而定。
方法上，多用类比论证。
董欣然：共同智慧：认清形势——发现关键点，分析利害关系——突破关键点，渲染后果——强化关键点态度适当——服务关键点；外交言辞对思想倾向的表现：体现了《左传》崇礼、崇智的思想。
梁梦爽：无论从儒学家们的推崇，还是从其本身的外交辞令的内涵来说，都具有追求“道义”、重视“德行”和“以民为本”的儒学的思想倾向。
方策：外交辞令体现出“智”，同时由于作者主张道义、功业，所以“利”与“义”就成为了外交言辞中最突出的核心。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智术与道义、功利的结合。
宗博远：左传当中的外交言辞全部围绕着“理”和“利”两
个中心。
利：
这种情况往往要求外交家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在
把握双方利
害关系的基础上，还要对对方君主做好透彻分析，婉言相劝，
巧妙周旋。
理：外交家通过陈述事实和罗列史料来直截了当的批判或者指
责。
这些时
候，外交家能过正确把握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把对对方
有力的事实
转为对己方有利，言辞犀利，在气势上赢得胜利，喝退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