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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作者：李琼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4期［摘要］文化翻译学者们认为，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正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之后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三次儿童文学翻译浪潮。
在这股浪潮的直接影响下，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童话。
［关键词］意识形态儿童文学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35－02一、缘起儿童文学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
其实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用所谓的“儿童读物”来进行儿童教育了，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中国的儿童历来只能“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捡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
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儿童读物中有很多荒诞无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不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荒谬东西。
所以他号召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为儿童翻译和写作一些喜闻乐见的新作品，“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的普遍观念。
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改写”的概念，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
在这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本身，也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
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诗学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等，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起到的作用。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张爱玲自译《金锁记》崔静静;黄静怡【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使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自译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改写活动,赋予了译者更大的自由性和创新性.张爱玲的作品《金锁记》历经5次改写与重译,其英译本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极为典型的自译研究素材.《金锁记》英译本The Golden Cangue的改写改译过程、译者所采取的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以及文化因素的翻译等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对传播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期刊名称】《德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5【总页数】4页(P3-6)【关键词】改写理论;译者主体性;《金锁记》自译;异化【作者】崔静静;黄静怡【作者单位】德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德州 253023;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曲阜 27682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59操纵学派领军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1992)一书中提出了“翻译改写理论”(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译者在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制控下所进行的一种操纵改写活动。
[1]15-16作为传统忠实观下的译者不再亦步亦趋的忠实于原作，而是成为在翻译中拥有主导权、能操控原作的改写者，这时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同时，译者也会受到意识形态、诗学以及其他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制控。
可以说改写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的空间，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该论文拟运用改写理论探讨张爱玲《金锁记》英译本The Golden Cangue的改写改译过程，分析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Lefevere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 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惯性思维。
[2]在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围绕翻译的标准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
Vol.9No.112012年11月第9卷第11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v.2012一、引言纵观中国翻译史，佛经翻译从公元1世纪兴起到北宋初期佛经翻译的衰落历时千年之久；对于中国文化，举凡宗教、哲学、文学、音韵学、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各个方面，无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开启了中国翻译史并奠定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
就佛经翻译的形式而言，起初大都是由个人完成的，后来随着翻译质量逐步提高和译经范围的扩大与深入，译经体制由个人单干到集体合作，译经范围由寺院到政府与寺院联合进行，由此衍生了具有中国特色译经传统———译场。
译场制度始于南北朝的前秦时期，终止于北宋初年。
总体来说，不同时期的译场规模不同，组织分工也不尽相同。
以唐朝时译场为例，不仅分工明细、组织严密，而且从翻译活动的社会学视角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其中以玄奘译场尤为典型。
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译场的文章不少，但多以叙史为主，从理论高度分析译场成因及发展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
本文从操纵三元素之一的赞助人视角来分析玄奘译场高度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赞助人在译场及整个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局限性。
二、我国古代佛经译场历程回顾关于我国佛经翻译的历程，梁启超曾指出：“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
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陈士强，2001：168）。
马祖毅也赞同这种说法：“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1998：18-19）而在这近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译场译经是其主要形式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佛经翻译中译场的创立始于苻秦时期。
论严复译本《天演论》中的诗学操控摘要：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探寻其背后的原因，译本所传达的新思想自然不可忽视，而作为表达手段，译作本身的文学性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本文笔者将借用著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将《天演论》置于整个目标语文化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各种诗学对于译本的操控。
关键词：《天演论》严复诗学操控一、引言严复的《天演论》曾在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引起强烈的轰动，它不仅革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图景，也冲击了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在历史进程中，《天演论》无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在思想上为当时社会变革吹响了号角。
译本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语也迅速传播，不断地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当时年青的知识精英中影响深远。
探寻《天演论》风靡一时的原因，译本传达的新思想自然不可忽视，而作为表达手段，译作本身的文学性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本文笔者将借用著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将《天演论》置于整个目标语文化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各种诗学对于译本的操控。
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诗学概述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比利时著名的学者，是翻译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曾经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后来转入翻译学。
他宏观地阐述了译本在更大的文化系统内部是如何被操控的，以及对目标语文化如何产生影响。
按照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改写，它和其他任何改写形式一样，受到目标文化中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以及专业人士的操控。
在安德烈·勒菲弗尔理论中，他用诗学（poetics）的概念，阐述了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对于译者的影响以及译者本人的诗学操控。
对于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技巧、样式、题材、原型人物和场景以及象征；二是文学在社会大系统中担当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