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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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苍生的民国大师【摘要】民国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两种命运之争。
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
但在所谓大师的作品中,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民生疾苦,没有浴血奋战,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的人文关怀。
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他们的作品,的确是一种享受。
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
也下笔写过一些东西,现在想起来,无非就是一股子年少无知的冲动。
那个时期,很流行大师作品,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象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郁达夫……,书店里满满都是他们的作品。
我读书习惯快速阅读,喜欢奥沙利文打台球的那种快节奏,如果读得慢,我的脑子一定会分神。
如果一本书晦涩难懂,不得不慢慢阅读的话,我多半看不下去,很快就换另一本。
当时不到一个学期,愣生生看了二十来本大师作品。
回忆起来,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
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很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从清朝被推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是30多年时间。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再然后是两种命运之争。
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民国的民生而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
所谓大师,大多数都是玩弄个人情调和情怀。
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与特点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而这个时期却开始有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本文将会从小说、电影、音乐以及美术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小说在民国时期,一些新的文学体裁开始在中国流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小说。
清末民初之际,单纯的传统小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因此新的文学体裁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主要有三种小说,分别是传统古典小说、新派小说和新文化小说。
传统古典小说是指清末的小说,这种小说受到清代文人的影响,非常注重仿古和文人意蕴。
新派小说则是风格比较新颖、故事情节生动,这种小说更多体现出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和当时的社会情况。
而新文化小说则是比较注重思想性和社会性的,这类小说由于受到了当时新思想的影响,因此往往充满了批判性和反抗性。
电影民国时期的电影对于中国影坛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电影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海外的进口电影和国外导演的指导。
当时的电影和后来的大片有很大区别,因为这个时期的电影普遍很短,而且基本都是无声电影。
另外,民国时期的电影也更多借鉴了戏剧的元素,很多电影都带有清朝戏曲的风格,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电影的影响,采用了很多西方的手法和技术。
音乐在民国时期,中国的音乐也发展了出来一些新的风格。
当时,由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很多音乐家都会去日本留学,因此开始有了一些日本音乐的元素,而且日本时代最先的音乐家还经常来中国表演,这都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由于民国时期的音乐也更多的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所以出现了一些在中国乐坛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比如周文中、聂耳、李时中等人,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一些新的音乐风格,而且也借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魅力。
美术民国时期的美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
张伯驹(1898(戊戌年)—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中国第一大收藏家。
享年84岁。
张伯驹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的表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
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伯驹生于1898年,字丛碧。
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
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张学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大军阀,以武勇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大军阀。
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
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而被当时称为“不抵抗将军”率东北军撤离东北,“九·一八”之后同杨虎城将军“兵谏”,被蒋关了大半生,2001年以101高寿去世于夏威夷檀香山。
张学良为当时花花公子之魁首,鸦片、可卡因、女明星无所不好。
红豆馆主溥侗诞辰: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爱新觉罗·溥侗逝世:1952年,农历壬辰年溥侗是溥仪的族兄,爱新觉罗氏,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
因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而不呼其名。
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
红豆馆主精于昆曲、京剧,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全能。
《群英会》一剧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
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能书善画,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
民国服装知识点总结大全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服装也有着独特的风采和特点。
下面将从民国时期的服装特点、男女服饰、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民国服装知识点进行总结。
一、民国时期服装特点1.时尚多元民国时期的服装风格呈现多元化,既有西式服饰的影响,也融入了传统中国服饰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时尚风格。
这源于中国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不同地区、阶层的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服饰文化。
2.民族特色民国时期的服装注重民族特色,设计师们常常将传统的汉服元素巧妙融入现代服饰之中,例如改良旗袍、中山装等,使其具有时代感的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特色。
这种追求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为当时的服装产业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3.时尚启蒙在民国时期,新的文化观念不断涌现,这对服装的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时尚启蒙思潮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服装款式和设计理念,使得服装不再仅仅是实用的衣着,而是成为了一种展示身份、品味和个性的方式。
4.西式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外国文化的渗透,民国时期的服装也受到了西式服饰的影响。
西服、连衣裙等服装款式逐渐在民国社会流行起来,这些服饰的引入为当时的服装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得中国的服装设计日趋多元化。
二、民国男女服饰1.男装在民国时期,男士的正装主要是中山装和西装。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服饰,它是中国式图形裙和唐装的混合体。
西装则是西式服饰的一种,主要由西式衬衫、马甲和西裤组成。
这些男装的引入使得男士在社交和正式场合有了更多的选择。
2.女装女性服装方面,旗袍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
旗袍是一种颇具东方韵味的女性服装,其设计简洁大方,体现出中国传统服饰的风采。
此外,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还包括改良的长褂、长裙等款式,这些服装都在设计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
三、影响因素1.政治因素民国时期是中国政治剧变的时期,政治因素对服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府领导人的服装选择、政治氛围和思潮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对服装的审美和品味,从而影响着时尚潮流的走向。
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马广志【字号大中小】【论坛】【打印】【关闭】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他们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各自的经历和人生,却是十分不同的。
第一任:戴季陶――不辞而别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然而,就在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军校师生甚感莫名,流言飞语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
一些右派学生乘机造谣,说戴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
其实,戴的离职是由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引起的,与共产党毫无牵连。
戴季陶,又名传贤。
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他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权解释孙中山理论的权威面目出现,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书,在国民党内有“党国理论家”之誉。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国时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剧变,而中国文学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现实。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与社会现实相互影响、相互塑造。
首先,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人雅士之作。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充满着动荡和挑战,这激发了作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一系列作品将目光转向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底层的生活。
例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及《阿Q正传》无情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引发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思考。
而茅盾的《子夜》则真实地描述了农民起义的惨状以及农民阶级的命运,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思考。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文学以诗词、小说为主导,而民国时期的文学多样化程度很高。
新的文体和写作手法开始兴起,例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陈独秀的《第一次文学革命》提出“文学为国”的口号,倡导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这一创作风潮迅速扩散,不仅丰富了文学形式,也为新的文学思潮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小说以独特的写作风格、新颖的叙事结构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
他的作品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以真实的语言揭示了社会现实,深刻触动了读者的心灵。
另外,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政治革命、文化启蒙和社会转型。
这种社会变革无疑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作家们借助文学的力量,试图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人性的思考,同时也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改革。
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广泛的舞台。
新文化运动倡导现代科学、民主和人权,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改革,而五四运动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和发展。
然而,同时必须认识到,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和压抑。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游宇明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
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
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
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
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
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
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
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
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
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
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
形容旧中国的词语一、概述旧中国是指中华民国成立前的历史时期,即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时间段。
这一时期经历了晚清末年、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共内战等重要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形容旧中国的词语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来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和特征。
二、政治篇1.帝制专制:旧中国是一个帝制专制的国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政权高度集中。
2.封建体制:旧中国采用封建体制,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实行世袭制度。
3.内忧外患:旧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还要应对列强侵略和民族危机。
4.不平等条约:旧中国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失去了部分主权和领土。
5.民族觉醒:在外国侵略和列强压迫下,民族觉醒逐渐兴起,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经济篇1.封建经济:旧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农民负重税负。
2.农业为主:旧中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占据绝大多数人口。
3.经济落后:旧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科技水平相对滞后。
四、社会篇1.社会等级分明:旧中国社会等级分明,地位高低有明确界限。
2.家族观念强烈:家族观念在旧中国非常重要,家族成员之间互相依赖和支持。
3.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对旧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成为社会行为准则。
4.妇女地位低下:旧中国妇女地位较低,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限制。
五、文化篇1.文人墨客:旧中国有许多文人墨客,他们以诗词文章才华闻名于世。
2.古典文化传统:旧中国继承了悠久的古典文化传统,古代文化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3.书法艺术:旧中国的书法艺术独具特色,被誉为东方艺术的瑰宝。
六、教育篇1.私塾教育: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私塾教育,学生在私人家庭中接受教育。
2.重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旧中国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七、医疗卫生篇1.中医药传统:旧中国依托中医药传统治疗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2.医疗条件落后:旧中国的医疗条件相对落后,人们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型时期,也是成都地区娱乐与休闲政治的黄金时代。
茶馆与戏园在这个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成为了通俗教育的重要渠道。
本文将探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戏园以及通俗教育,揭示这一时期的娱乐与休闲政治。
成都地区的茶馆是人们娱乐与休闲的重要场所。
茶馆作为社交的场所,是人们聚集交流的地方。
茶馆供应茶饮,并配备了椅凳供人休息。
在茶馆里,人们可以一边品茶休闲一边聊天,谈天说地,畅所欲言。
茶馆里常常有专门的职业说书人,他们通过讲述故事、谈论时事等方式吸引听众的注意。
说书人的话语往往夹杂着调侃和嘲讽,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与茶馆类似,戏园也是成都人喜爱的娱乐场所。
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戏园数量众多,剧种繁多。
戏台上常演出豪门恩怨、宫廷政治、武侠故事等剧目。
戏园的演出不仅吸引了成都本地观众,还吸引了各地文人学士。
成都的戏园也为成都地区的表演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一些戏曲名角如邓世昌、万春林等纷纷登上成都的戏台,他们的表演艺术不仅为当地观众带来了娱乐,还创造了当地戏曲事业的繁荣。
茶馆、戏园在成都的娱乐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它们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地区的茶馆与戏园还承担了通俗教育的使命。
茶馆与戏园的演出常常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通过戏剧所展现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娱乐的过程中获取了一些社会知识。
茶馆与戏园的通俗教育功能在晚清民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故事情节中,常常融入了一些时事政治的讽喻和影射,使人们通过娱乐的方式了解和思考社会问题。
戏剧不仅是观众的娱乐享受,也是人们的思维工具。
通过观看戏剧表演,人们可以加深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茶馆和戏园让人们在娱乐中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促进了社会认知的发展。
茶馆与戏园作为成都人娱乐与休闲的重要场所,在晚清民国时期承担了通俗教育的作用。
“乾淳之治”,孝宗被尊为“南渡诸帝之首”。
宋孝宗有御集。
淳祐五年(1245年)“孝宗御集成,上之”,藏于华文阁。
宋室南渡后,多偏安于半壁江山。
孝宗即位后,表现出锐意收复失地的决心。
隆兴二年,王彦呈送《武经龟鉴》,孝宗亲为作序。
序中言:“古之有天下国家者,未尝去兵,故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孝宗在序言中表现出对军事重视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孝宗在潜邸时赋《题金山》:“屹然山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
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
”可以看出孝宗对收复失地的信心。
在《新晴有感》中,孝宗描述了春日景象,并写下了“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的诗句。
而在《新秋雨过述怀》中,言:“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
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
”宋孝宗诗文雄厉,充满收复失地之决心。
宋孝宗为政勤勉,御制作品中也常表现出其勤政爱民之心。
在《用人论》、《科场取士之道论》中,孝宗认为应“精择其材之所宜”,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孝宗还曾作《魏征答太上皇帝功利问跋》,想以魏征劝谏的事迹来警戒自己。
宋孝宗书法学习高宗,《书史会要》称:“孝宗书有家庭法度”。
他的御书有《隆兴书圣主得贤臣颂》、《乾道选德殿亲札》、《乾道书政论》、《乾道书益稷篇》等等。
宋代皇帝多好读书,在经史和书法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为历代皇帝所不及。
宋代之前,从秦汉直到五代,皇帝学养不高。
经历了隋代兵荒马乱之后,唐太祖、太宗借鉴前代之失,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但是唐代皇帝们学养平平。
到了明朝,太子讲官无定员,经筵和日讲没有明确规范,加上政治环境的影响,造成皇帝文化素质较低,明中后期出现了许多昏聩的皇帝。
清朝入主中原后,注重学习汉朝文化,清代皇帝文化素质较高,相对勤政,没有出现祸国乱政之君。
总的来说,宋代皇帝学养较高,成为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历史文化·民国时期的逊清遗民现象□ 陈佩佩一、对满清皇室的态度有清一代,虽属满族主政,却仍然遵行汉法,尊重汉族知识分子,故而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势如破竹之际,尚且有汉族士人相互呼应,起而组织地方武装抵御。
为负面的东西,需要被“大我”所超越。
而萧军却“执迷不悟”,一再试图用一己个人去顶撞党的意志,终于在1946年因《文化报》事件而被改造。
悲剧的余波甚至波及到了他的后半生,当他在接受改造后向文学界拿出《五月的矿山》这样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答卷时,批判者仍然会延续之前的惯性进行批判,这使得萧军终于从文学界沉寂。
正如李欧梵所说:“萧军的一生,体现了浪漫左翼作家经历灾难性变动的命运。
”他所代表的模式的典型是从容易冲动的个人主义,到因磨练而成为与世无争;从光明而包罗万有的理想主义,到因折磨而默不作声;从一旦迸发便难以控制的感情主义,到因被粉碎而变得无能为力。
伴随着萧军作为一个浪漫文人的沉寂,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走下历史舞台,完成了他们悲剧性的谢幕。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现象,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人所要经历的一种必然模式,尽管这一模式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例外,但绝大多数的现代作家都不难从这样的模式中找到自己部分或片段的影子:因时代的启蒙思潮而发现自己,发现情感;由于对内在自我的竭力宣泄与表现的需要而纠结于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与维特似的才子之间而郁郁寡欢;由于对于乌托邦和狂飙的向往而倒向左翼却在诗人与革命者的身份之间左右为难;对于浪漫的赤诚和坚守不能见容于新的文学规范,最终被无情扼杀。
随着延安文学中文学与政治全新关系的建立,文人作为一群人的独立性永远被摧毁。
最终,政治战胜了个性,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做了具有历史警示意义的最终裁决——“一旦作家不再与政治疏离,便不再是现代文人”。
作者简介:韩宇,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徐树铮与桐城派的关系文/张晨晨摘 要:徐树铮是一名具有深厚旧学功底的北洋军阀头目。
在民国时期,他推崇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桐城派,并试图把桐城派作为建国的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北洋时期,在新旧文化的交替碰撞和军阀的连年混战中,他的这一理想最终破灭。
民国时期是一个大潮澎湃、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
在政坛上,各色各样人物登台表演,风光一时,最终又黯然收场。
在民国政坛诸多要员中,若论人物评价之复杂性,文人政客吴稚晖堪称其尤。
吴稚晖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同是也是一位言行狂怪的政坛另类人物,可谓集民国元老、杏坛耆宿、翰墨名家、任诞狂士于一身。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颇具争议的民国名人,学术界很少有文章论及。
本文拟在史料有限的条件下,简略论述吴稚晖的仕宦经历与任诞成因,聊补其阙,并望引起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复杂人物研究的关注。
一、江尖寒士吴稚晖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2月28日出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雪堰桥镇,稚名寄舲。
少年时偶得《谢宣城集》,非常喜爱谢脁诗歌,故改名为脁,字稚晖,别字胐庵。
后来自己觉得缺乏恒心,又改名“敬恒”以自警,晚年自号胐庵老人。
元末时其世祖为避寇乱,由苏州山塘举家移居常州、无锡交界处之雪堰桥定居。
其父吴有成娶无锡江尖邹氏之女为妻。
邹氏生一子三女后,26岁即病故。
其时吴稚晖年方六岁,吴有成为了家庭生计奔波在外,无暇照顾子女,因此,吴稚晖由外祖母带到无锡抚养。
吴稚晖7岁在无锡江尖入私塾,先从业师张鼎臣启蒙。
第一天上学,他就推诿肚子痛想逃学,被父亲狠狠责打了一顿。
后来又先后师从邹翰卿、邹锡安、陶志伊,读《幼学琼林》《四书》《古文观止》《易经》《礼记》等。
14岁时因其家境日趋困窘,他父亲的朋友建议让吴稚晖去习医,但吴有成以学费太贵而作罢。
吴稚晖后至城中欢喜巷随龚春帆读书,并开始习作八股文。
因食宿均在老师家,每月须交学费6元。
吴有成筹措其子学费实非易事,南通大学学报窑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2期双月刊2018年3月出版收稿日期:2017-04-28作者简介:吴宇华(1961-),男,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7JDZD02)吴稚晖的仕宦经历与任诞成因吴宇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无锡214122)摘要:吴稚晖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言行狂怪的政坛另类人物,可谓集民国元老、杏坛耆宿、翰墨名家、任诞狂士于一身。
民国名人的珍贵影像1956年7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张群(右)陪同蒋介石夫妇接待。
从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张群即掌握对外工作的实权,尤其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对日关系。
1935年张群任国府外交部长时,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主场,并在随后8年抗战中,对日本与汪伪政府积极斗争。
蒋XX和宋美龄蒋XX在开罗会议宋氏家族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宋子良、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宋美龄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夕,陈诚等国民党要员随蒋介石赴西安,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攻击。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员遭东北军扣留,幽禁于西安全家巷仁寿里五号,俟事件落幕后,被扣大员等合影留念。
前排右为陈诚。
1979年,蒋经国(后排右二)与陈立夫(左二)的家属及友人合影。
1966年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任会长,同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1969年,陈氏夫妇终于返回台湾定居。
依陈立夫自己的意愿,他已决定彻底脱离政治,不过却愿意为复兴中华文化效命,事实上,他美国时已全力撰写「四书道贯」,回台后更以提倡中华道统与传统医学为己任。
1957年,民国元老于右任欢度78岁华诞,由其子和孙女奉待在旁。
于右任,陕西泾阳人,光绪年间举人,却因倡言革命遭通缉,赴上海。
1906年再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先后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言论激烈,武昌起义后,参与上海光复的行动,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出任校长。
1958年,胡适博士与于右任相见欢。
这一段时期,中国大陆发起了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
那个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拥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
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式,把他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
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了推翻260多年满清统治,建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全国形成连锁反应,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自由和权利。
经济上,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措施,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这样,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实现了自身的第二次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民族关系上,中华民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平等。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虽然和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和满清政府的一族独大相比,已经是个明显的进步。
文化教育上,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禁止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这些措施使得新生的国家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无用文人,有利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在这样的教育下,民主共和的观念占据了人民的大脑,封建帝制的思想被逐步抛弃。中国人的身份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
中国的民国时期的作文范文中国的民国时期,是从1912年至1949年的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历了盛衰荣辱,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作文也逐渐迎来了一种新的风格和传统。
下面是一篇以中国民国时期为背景的作文范文: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民国时期是一个触动人心的篇章。
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的祖辈们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书写了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事,铭记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回忆起那个时代,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挥洒着青春与梦想的人们,他们勇敢而坚定地追求着自己理想的中国梦。
中国民国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动荡不安的时期,但这并没有减损人们对于知识与修养的追求。
作为当时的学子,写作就是表达自己思想的最好方式之一。
他们通过作文,表达了内心对乱世的思考与感慨,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与智慧。
在这个时期,许多文人墨客们以作文为媒介,表达了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同时也传递了对于社会风气的深思。
他们笔下的文字通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意识,用锐利的笔触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浮沉和人们的挣扎。
从中国民国时期的作文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珍贵的范例。
例如,陈嘉庚的《我的奋斗》,他在作文中表达了自己为追求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坚定,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默默奉献;还有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他以深情的笔触写下对母亲的赞美和感激之情,展示了一个思想启蒙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这些作文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情感,更融入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思考,使得作品更富有深度和感染力。
同时,在中国民国时期,女性写作也逐渐崭露头角。
在那个传统观念束缚的年代,一些先锋女作家们用自己的作品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追求。
例如,聂绀弩的《白娘子想皇帝》一文,通过对故事人物心理的描写,寓意地探讨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和追求自由的意义。
这些女性作家们用自己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将对封建社会的抗争融入到作品之中,具有很高的写作水平与思想深度。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班级:2009级历史二班 姓名:段相斌
学号:20095161218 专业:历史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
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
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
代。
民国时期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
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
崩溃,这使得民国时期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
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民国时期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
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
杂性。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
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然而
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1905年9月2日,
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
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
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
强大。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
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
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
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
写的。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
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
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
挽狂澜于既倒。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
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
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出
现成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的力量,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中国
社会现状,并且总是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他们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
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结合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明道
救世、救亡图存的政治意识,以政党政治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
现代化创造了组织条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力量,扮演了“首
要的政治家”的角色。面对愈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日益混乱的政治局势,
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宏伟的人生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精英
意识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不仅知识
界的精英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就连一般学生也抱有“二十世纪之中围,
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的念头。
传统文化基因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关怀有着极大的内驱力。余
英时就曾指出:风而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
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
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
为己任’的流风余韵。丁文江在宣传科学之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
责任心?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谁有责任的能力?”这种舍我其谁、“我不
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英意识始终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成为
驱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力。
同时,由于民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剧烈的权力转移,从各个分散
的地方性组织中汇聚起来的巨大权力要获得有效的行使,必须合法化。在
中国政党的发展史来看,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作用确实无可替代。从孙中
山以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会员的思想并创建民国,一直到共产党知识分子
将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本土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深厚的意识
形态基础,知识分子构建的意识形态为革命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
神支撑。总之,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内在关系,当中国知识分子通
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进人政治舞台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政党政治
发生了联系。国民党为了使自己的权威主义政治具备意识形态基础,力图
从儒家学说中挖掘道统的合法性;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在马列主义本上化
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一批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则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在抗战前后组建了第三党或
中间党派。这样,知识分子以政党政治为舞台,以意识形态的创建为己任,
不断向政治中心涌动,扮演了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重要角色。又由于民国
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其本身是政治主体,而且还构成了政党这一重要政治
主体的主要部分;加上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业优势,政党意识形
态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你在当时,国家政权的主体是国民党。于是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参
与到国民党中,但是,国民党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政权内部的腐败
以及其不断进行的政治倾轧,让不少人寒了心,何况文人大多数都是理想
主义的他们主观的以为政府应该是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当历史摆向他们,
理想的骤然破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部分文人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他们不再是那些饱含救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而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
客。然而也有人选择的是依然而退,我们至今仍然在赞美钦叹的就是这些
文人,那是一个时代风骨的代名词。
胡适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
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
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此外,现代分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普遍的反感,
认为官场是污秽之地,做官有辱自己的清名,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专
心学术或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谈到:学生“当以研究学
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为后世
津津乐道。蔡氏还于1919年6月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中声称:“我
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
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
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
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之现状,再次呼吁“救国之道,非
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1931年,更发表了为《牺牲学业损失与
失土相等》的报告。见,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本位意识不仅体现在个
人的职业定位上,而且对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也抱着警惕的
态度。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极力推崇学术独立,声称:对
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给予他们研究的自由,还要给予他
们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代表人物,这一些人,
一个个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
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
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
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普遍有的“原罪”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
文化基因使得他们对于时局又不能袖手旁观,由于当权者与知识分子的微
妙关系,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尺度往往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把握的,有学
者指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特殊的批判者
的身份!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的所见或主张。而政治权
威在基本上是不会喜欢知识分子的,因为他的权威之被批判将会被打折扣,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靠知识分子的„„如何使赤裸裸的权力转化为被人认
为合法的权威则是知识分子的特有功能。”无奈与不由自主造成了现代中
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困境。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试图立足学术,寻求“议政”而
不“参政”的两全之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的
传统及大到天下家国兴亡,小至个人家庭生计的牵绊,使得民国时期的知
识分子犹如风暴中蓬草飘萍随风流转,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在他们的议论
中时有表露。而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须时时面
对。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关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国家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合理期待。就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关系方面
的议论进行整理分析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应该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