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解读民国知识分子的武斗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

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突显出知识分子转型后的不可忽视的特征。

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标签：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晚清民国年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

其社会角色与从事的职业已不再类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涉猎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对于其社会地位，宏观上来说呈现一定的政治边缘现象，而在以知识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层次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

一、社会角色的转变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居首位。

但是到了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颠覆，他们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阶梯，无法像传统士大夫一样科举进仕来获得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功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在新形势下获取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有的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威，或成为近代商业的经营者，有“绅商”之名，或靠打击其他派别迎合权力斗争之需，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

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士绅集教化、伦理、祭祀、宗教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体，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威。

但是到了20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新形势之下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学术，而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

如政府官员、商人、律师、记者等等，涉及到各行各业。

在邓若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有明晰的调查。

邓若华对民国后期常熟地区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其抽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常熟这一地方知识精英的职业构成情况.这些知识分子有当地行政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医生、工商业者，外地行政人员，律师，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地方武装首脑，人民团体领袖等等。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第一篇：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天津而言，自开埠之后，城市化便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

至民国，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都市。

在天津城市化过程中，报刊成为最直接记录、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载体。

在报刊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本文以民国时期天津《北洋画报》为例，分析城市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一、媒体人的国家想象《北洋画报》由冯武越创办于1926年，前后共有五任主编：张?I 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蘧。

虽然五位主编风格不同，使《北洋画报》在定位与风格上有些差别，但总体上都体现了《北洋画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的宗旨。

在传播时事方面，《北洋画报》创刊人及其诸位主编都采取直面社会的态度，对于民生凋敝、外国势力肆虐等社会现实并不避讳，会安排一些版面用来刊发抨击社会现状的文章，如1927年1月5日刊登《很有用意的两个人名》：“迩来东亚病夫，病势沉重，周身发热，头脑昏迷，四肢麻木不仁，皆因下部溃烂，作赤色之故。

其东西邻人，以债权关系，睹状异常不安，深恐病夫一旦不起，则将大受损失，因派医士二人，为之诊视。

其一名为‘助分立’，得此人之助，则病夫可以截而为二也。

其一名‘乱（京音，应读如烂）波生’，谓彼来则祸乱将除之以生之谓也。

二人均主张将病夫剖而为二，谓如此尚有一线希望，下部虽已不堪问，而上半截或不再受影响而得生存，此种斩钉截铁之医术，不知其何所本，病夫子孙，不忍亲睹病夫生受腰斩之罪，业已一致反对云。

”该文深刻揭示了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现实，并对当局进行嘲讽。

刊发这样的稿件，足以昭示《北洋画报》媒体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态度，以及对时事的反应，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反思。

除了刊登抨击类文章，《北洋画报》的媒体人也会从传播正能量的方面考虑，刊登一些具有积极因素的新闻事件，目的是为了引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以期达到民族强盛、国家兴旺的终极目的。

民国知识分子作文800字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社会面貌，新旧杂陈。

中华民国，在烽火中诞生，在转型中成长，在传统与现代封建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激烈碰撞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改变着中国。

民国社会，有太多的惨案，有太多的悲剧。

这固然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与列强宰割，更是由于同胞的无知与麻木。

鲁迅先生讲的好：“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人血馒头的奇怪药方是中国特有的故事，闰土式的人物不是个案。

在一个“有抢就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文人的书生气和工农暴力革命的不适应性或多或少的显露着，一些民众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承受着来自“草根阶层”的压力，连瞿秋白也曾伤感地说：“我竟成‘多余的人'啊！”他们对祖国，对民众的爱哪怕是真实的，民众也不见得会“领情”，出现了“吃力不讨好”的郁闷事。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爱，爱的痛苦。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让他们倍感耻辱，但国人的冷淡与愚昧更使他们痛彻心扉！和其他朝代一样，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也有步入官场的，但从政的学者虽然居于高位，终究与“圈内集团”隔阂难消。

无论是欲“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胡适，还是被称为“一国之魂宝”的翁文灞，抑或是自认为“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的何廉，他们都有“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的苦闷。

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造就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有的做了御用文人，充当军阀和独裁者的走狗；有的“流入怀疑的颓废”，意志消沉；有的出走海外，去异国他乡发展事业；有的矢志救国，任劳任怨，不离不弃。

从主流看，知识界所高举的是“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民主”“科学”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一切正义的知识分子永恒的追求，他们追求真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三十八年，江山易色，但那个时代所高举的民主、科学、爱国、进步之旗帜永不褪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闪耀着它耀眼的光芒。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抗击外侮的重要阶段。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勇敢地冲锋陷阵，还在文化抗战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一、知识分子的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为封建，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创作，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关注较少。

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者残暴的侵略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逐渐展开。

他们认识到只有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地抵制日本的侵略。

因此，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积极宣传抗战意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二、知识分子的宣传与组织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通过各种方式向人民宣传抗战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为国家的解放而努力。

他们通过文学、报纸、杂志、演讲和宣传海报等形式，向人民传达抗日的口号和思想。

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文化团体和学术机构，积极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更多的爱国人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知识分子的文化抗战除了在宣传方面的贡献，中国知识分子还通过文化抗战为国家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抗战主要包括文艺创作、出版、科技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知识分子们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武装人民的心灵，通过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和电影作品，让人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悲壮和英勇。

此外，知识分子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提供支持，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知识分子的实战参与除了在宣传和文化方面的工作，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到战场的实际战斗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报名参军，成为了中国军队的重要一员。

他们勇敢地与敌人作战，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争的年代，知识分子们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投入到战斗中，尽自己的全力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奋斗。

五、战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高。

【１９２７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XX、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宇的稿子。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

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栽在《而已集》里。

但我到了上海，却遇�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以上两段话分别出自胡适和鲁迅。

前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7至1929年，胡适称之为“一生中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后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8、1929年，鲁迅称之为“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同样在上海又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两位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竟然感到如此巨大的差异。

按照常理，从两人的境遇推断，应该是胡适留在上海而鲁迅离开，但历史呈现出的结局却跟推理完全相反。

作为孤立个案，胡适和鲁迅的选择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本文所论述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如何选择了现代上海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又是如何挑选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并非偶然性所能回答的。

由于“老上海”在世纪之交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点，它的位置也不断被研究者放大，被描述成当年知识分子的首选城市。

1927年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似乎非常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但从微观层面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知识分子与具体城市的关系远没有今天这么密切。

第一，他们具有频繁的流动性，往往游移在好几座城市之间，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长期定居于某座城市。

仅就1920年代来说，知识分子就在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之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集体迁移：前期，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以及上海)；从中期开始，形成迁往广州的潮流；1927年武汉政府的短暂时期里也曾聚集不少知识分子；中后期，主要集中在上海。

美文必读：《书生的骨头》 （作者：詹谷丰 ）博主的话：终于找到詹谷丰的《书生的骨头》，这篇文章虽然长了一点，不过实在值得一读，它可以给人精神大补。

建议有兴趣的人仔细读一遍。

书生的骨头作者：詹谷丰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1928年11月29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

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

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刘文典代理校长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问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

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

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

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

即使刘文典被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

民国时期的文人民国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

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

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

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

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

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

总第236期‘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韩晓莉[收稿日期]㊀2022-04-29[作者简介]㊀韩晓莉(1977 ),女,山西繁峙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㊂[基金项目]㊀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LSB004) 20世纪以来北京娱乐文化生活与社会变迁研究㊂[摘㊀要]㊀文化收藏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民国北京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人的转型,但他们对文化收藏仍怀有极大热情㊂知识分子通过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和寻访,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强化着对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他们在搜寻旧书与古物的过程中,既感受着与传统文人相通的生活意趣,又创造着属于现代学人的人生价值;既体会到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又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㊂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活动及在活动中的复杂感受,反映了身处 过渡时代 的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寻找和创造现实生活的意义,强化身份认同的努力㊂[关键词]㊀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收藏生活;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㊀K258;K26㊀㊀[文章编号]㊀1002-3054(2022)12-0060-11[文献标识码]㊀A[DOI ]㊀10.13262/j.bjsshkxy.bjshkx.221207㊀㊀一㊁引言㊀㊀在20世纪初的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成为受冲击最猛烈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㊂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不少讨论,提出了诸如 权势转移 知识分子社会 等颇具启发性的概念㊂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出现了从思想文化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扩展的趋势㊂①不过,相较于对知识分子生活样貌的呈现,对他们生活中心态感受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丰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㊂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为切入点,体会他们在收藏过程中的复杂感受,分析收藏活动背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展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互动㊂㊀㊀二㊁知识分子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与寻访㊀㊀自明朝迁都以来,北京逐渐确立起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㊂在 学而优则仕 的人生追0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求下,大量的读书人或因科举或因求学来到京城,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塑造着城市的文化象征地㊂琉璃厂书市就是因文人汇聚而兴起,逐渐成为京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空间㊂琉璃厂位于北京城东,原名海王村,元㊁明时期是烧制琉璃瓦器的官窑所在地,被人称为琉璃厂窑㊂琉璃厂从窑厂变为城市文化中心缘于知识分子在该地的活动㊂清朝建立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族官员多居住在宣武门外,距宣武门不远的琉璃厂附近逐渐成为汉官和进京读书人的聚居地,服务知识分子的书肆因此出现㊂乾隆年间,很多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汉官文人都参与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在他们大集天下藏书的过程中,琉璃厂书肆的数量不断增加㊂与书肆相伴而生的还有服务于文人的古玩店㊁南纸店㊁碑拓铺㊁裱画铺㊁刻字铺㊁墨盒铺等㊂到清后期,琉璃厂书市渐具规模,成为京城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消费地㊂和其他日常消费不同,收藏旧书㊁古物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作体现社会地位和个人品位的雅好㊂因此,他们在琉璃厂消磨时间㊁花费金钱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对这一文化街市或赞美或怀念的文字㊂随着这些文字的流传,琉璃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读书人中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也激发起外地文人对京城的向往和想象㊂清末民初,琉璃厂书市并没有因政局动荡受到太大冲击,反而随着新学的兴起,高等学府的创建,权贵家中藏品的流出,以及海外机构和人士对中国古籍文物的收购,保持了繁荣态势㊂当然,和其他商业街市一样,这时的琉璃厂书市也不时有老店消亡㊁新店继起㊂作为古旧物品的集中地,琉璃厂的繁荣和新旧交替很容易引起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旧派文人的联想与共情㊂清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㊁书院院长㊁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的缪荃孙一直是琉璃厂的常客㊂民国建立后,他寓居上海,专注目录学研究,身份的转换难免让他生出无所适从的失落感㊂缪荃孙仿照乾隆年间进士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了‘琉璃厂书肆后记“㊂文中,他回顾了自己40年的仕途经历,细数了在琉璃厂与书商㊁书友的交往过程㊂面对琉璃厂 旧肆存者,寥寥星辰 而继起者亦甚众 的情形,他不禁感慨自己这篇后记也许要和李文藻的文章一样 同作宣南掌故矣 [1]㊂民国初年,像缪荃孙这样面对世易时移,担心成为 宣南掌故 的旧式文人还有不少㊂做过清朝御史的叶德辉也时常想起与同僚 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 的情景,遗憾自己未能和黄丕烈㊁李文藻等文人生在同一时代㊂[2]除了借回忆抒发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外,寓居京城的旧派文人也将这种怀旧情绪融入到对琉璃厂的观察中㊂周肇祥曾是清末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任职,和新政权相比,他对前朝似乎怀有更深厚的感情㊂在他眼中,民国初年的琉璃厂 冰清鬼冷 ,一派 斯文凋丧,国学就湮 [3]的景象,已不能和 同光全盛时 [4]相比㊂当他看到厂肆中散落着宫中盗出的图籍㊁玉册时,发出了 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 [5]的感叹㊂和缪荃孙一样,周肇祥也时时怀念 先辈以主持风雅为事,后进承流仰风,成为习尚 [6]的前朝厂肆风气㊂有学者指出, 过去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 ,怀旧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特征㊂[7]这在20世纪初经历了身份㊁地位变化的旧派文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琉璃厂这个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抒发怀旧情绪的平台和孔道㊂当然,这种怀旧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㊁新社会身份的适应而减弱,对比周肇祥1913年和1928年关于琉璃厂的记述,可以明显感知这一点㊂除旧派文人之外,民国初年汇聚到京城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主动转换身份,将教书治学视为人生目标的现代学人,他们对琉璃厂同样表现出了极大兴趣㊂这些新知识分子进京后迫不及待地1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奔赴琉璃厂,不是要回味旧朝时光,而是去探访向往已久的文化象征地,在这座文化古城寻找和强化对于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1912年5月,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就直奔琉璃厂, 历观古书肆 [8]㊂此后,琉璃厂几乎成为鲁迅每周末的必去之地,仅1912年的半年多时间,他就前往琉璃厂27次㊂[9]1913年2月,朱希祖进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注音字母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北京高校谋得一个教职㊂到京后的第二天,朱希祖就赶往厂甸庙会寻访旧书㊂[10]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日日前往琉璃厂㊂[11]1917年3月,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他最先游览的地方同样是琉璃厂㊂[12]周作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他的很多书籍邮购自日本书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琉璃厂书市的兴趣,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这条文化街市消磨了大量时光㊂此外,在顾颉刚㊁吴宓㊁钱玄同㊁吴虞㊁容庚等人的日记中,也都有他们进京不久就游逛琉璃厂的记载㊂作为文化象征地,琉璃厂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每年的厂甸庙会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㊂自清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琉璃厂附近都会组织厂甸庙会,会场以书籍㊁字画㊁古玩为大宗,这是京城知识分子每年必赴的盛会㊂1929年旧历新年这天,朱希祖 率全家眷属至琉璃厂周览旧书摊 [13]㊂虽因日记缺失,无法知道朱希祖全家逛厂甸的活动是否持续多年,但在新年这个特殊日子,全家 周览旧书摊 当是知识分子家庭才有的节日活动㊂1934年,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厂甸的文章,他称自己因路远,这年庙会只去了4次, 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14]㊂由此可见,周作人㊁钱玄同㊁刘半农等人对厂甸庙会的热衷㊂周作人逛厂甸必会买书㊂在1937年的厂甸庙会上,他没有挑到心仪的书, 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 [15]㊂近代中国也被一些学者称作 过渡时代 [16]㊂知识分子对这种 过渡 的感受尤深,他们中的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于政治之外,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㊂面对边缘化或去政治化的转变,旧派文人难免生出怀旧感㊁无奈感,而接受专业学人身份的新式知识分子也迫切需要在新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于是,琉璃厂这个由前代文人群体建构并一直为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对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无论是旧派文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似乎都能从琉璃厂获得精神慰藉㊂当然,知识分子对琉璃厂的热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它作为城市文化象征地的形象,使其在满足知识分子文化收藏需要的同时,成为他们确认身份㊁表达情绪㊁感受生活的重要场域㊂㊀㊀三、彰显文人意趣与学人价值的旧书收藏㊀㊀清代学人治学重训诂考据,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修又是以收集全国古旧书为开端,这都助长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发展㊂到民国时期,北京书市还是以古旧书为主㊂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的生活时说: 任何一个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㊂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㊂ [17]董玥曾用 传统的回收 概念来分析民国北京市民到天桥购买旧物的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民国北京的居民积极地应对着在既抵制又接受新的变化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下创造出积极而明确的意义 [18]㊂这似乎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搜集旧书的癖好㊂对厌恶政争㊁不满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来说,埋首故纸堆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或隐藏当下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㊂不过,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旧书显然有别于普通日用旧物,知识分子的这种 回收 行为,一方面在于满足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借此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和知识的再生产,彰显着学人价值㊂在堆叠的旧书中翻找虽破旧但有价值的东西,体会着寻宝的乐趣,是知识分子热衷游逛2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琉璃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这种旧物的价值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发现时,更激发了他们对这一活动的热情㊂可以说,访书是知识分子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㊂鲁迅是琉璃厂的常客,在京生活期间,赴琉璃厂达480多次,购书3800多册㊂[19]他曾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道: 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㊂ [20]鲁迅虽以 收拾破书 自嘲,但这一过程显然为生活增添了很多意趣,让他不惜月掷二十余金 且乐此不疲㊂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旧书收藏最为热衷的当属伦明,他以续修‘四库全书“为己任,几乎将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旧书收藏中㊂伦明不喜欢书肆伙计 挟书候于门 ,更愿意在 闲游厂肆 中收获惊喜, 见有散置外室若不甚爱惜者,视之多有佳本,及遍翻架上下,尘灰寸积,中残册零帙,往往惊所未见 [21]㊂周肇祥认为: 旧书铺翻检破书,古董铺搜其远年压架之物,最为乐事㊂ [22]1922年,胡适无意中买到一本‘四松堂集“,这让他激动不已,称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 [23]㊂巴金更是用怦然心动和 诗意 来形容自己在琉璃厂发现好书的兴奋㊂ 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 , 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衷心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 , 真是但觉宇宙之大,也不过包综于这几万卷线装里面而已,便不会不使你忘了一切身边的琐事,而感觉到一种莫可言传的趣味,这里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明这种趣味,姑且叫他做 诗意 罢 [24]㊂有学者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后指出,随着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城市市民开始成为图书市场的消费主体,知识分子对旧书的偏爱主要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达到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㊂[25]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民国北京出版业远逊于上海,书市仍以旧书为主,书籍在普通市民中的流传还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中以教书治学为本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多,收藏旧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更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学人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的职责所在㊂藏书家伦明是北大文学系教授,他在藏书之余也进行考据和辨伪工作,著有‘孔子作 孝经⓪证“‘渔洋山人著书考“‘建文逊国考疑“等文㊂[26]伦明藏书不为独占,志在流传,他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写道: 今所存者,大率原刻初印本也,新抄本亦择精纸,命端楷写之,他日流布,当就原书影印,勿烦缮写㊂ [27]伦明经常借书或赠书给朋友用于研究,晚年还委托好友,要将全部藏书捐给北平图书馆㊂[28]和伦明一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朱希祖不仅自己藏书治学,也从保存文学和史学资料的角度,帮助学校和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旧书㊂1917年10月,朱希祖代北大购得明臧晋叔原刻元人杂剧百种,共80册㊂[29]1924年12月,他在宣武门外大街小书铺购得‘升平署档案“和钞本戏曲一千数百册,并依据这批资料撰写了‘续曲録“‘清升平署志略记“‘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等文;1932年,他将这批资料低价转让给了北平图书馆㊂[30]1927年,朱希祖在书肆发现了‘八旗通志“共300余册,因书商索价过高,无力购入,为避免被德国人购去,他多方联系,最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了这批珍贵资料㊂[31]鲁迅㊁胡适㊁周作人㊁傅斯年㊁顾颉刚可谓知识分子中的 新派 ,虽然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在新旧文化的论战中主张推倒旧传统,反对旧文化,但在收藏和治学活动中,却并没有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旧书和旧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㊂鲁迅在京生活期间广泛收集各类旧书和碑刻拓片, 著译之外,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 [32]㊂除旧书和碑刻拓片外,鲁迅还在琉璃厂购买了很多前人画集和印有木刻画的笺纸㊂1933年,他与郑振铎合作,收集琉璃厂书肆和南纸店的笺纸,编成‘北平笺谱“,并分两次自费印制了200部送给朋友㊂鲁迅称,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 杞忧 ,促使他去做这件事㊂[33]3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胡适回国后不久即成为琉璃厂书市的常客,他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明清小说,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水浒传⓪考证“和‘ 红楼梦⓪考证“等文㊂[34]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继续寻访清人著述,对曹雪芹和‘西游记“进行研究㊂[35]虽然无法确定是旧书激发了胡适小说考证的兴趣,还是考证的需要推动他寻访更多的旧书,但胡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他保存国粹 整理国故 的主张中可见一斑㊂钱玄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儒学典籍㊂1923年初,钱玄同在厂甸庙会买到一本介绍八股文体的‘制义丛话“,准备对八股文进行研究㊂他解释说: 我以为八股文这样东西,影响中国八百年来的政治㊁文学㊁道德㊁思想者至钜,它的自身虽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但研究历史的人,岂能将它抹撒(煞)不谈? [36]傅斯年曾感慨,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认为 此论甚中肯 ㊂[3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而是态度之争㊂[38]这些新派知识分子在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彰显着自己的学人价值㊂除 传统的中国人 因素外,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热衷藏书和治学也与他们对政府㊁对政局的看法有关㊂胡适在1920年之前,多次表态要 二十年不谈政治 ,这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政治的普遍态度㊂正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当1928年北京失去国都地位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感到庆幸欣喜㊂1929年12月,刘半农在谈及首都南迁时说: 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㊂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地读书,安安闲闲地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的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㊁剑桥一样㊂ [39]于是,在权贵政要纷纷南下时,很多知识分子反而选择迁居北京㊂1930年,钱穆从苏州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他以 时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40]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㊂钱穆在京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购书逾5万册,20万卷,他曾对友人戏称, 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㊂ [41]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出身学识㊁观点认识虽有新旧差异,但他们在心态和身份认同上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㊂在北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且能为知识分子提供稳定收入的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藏书和治学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看法㊂可以说,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㊁远离政治的边缘化形象,既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是他们主动塑造的结果㊂㊀㊀四、个人爱好与现代文物观念结合下的古物收藏㊀㊀古物是北京文化市场除旧书外的另一大宗商品,琉璃厂的古玩店在数量上几乎和书肆不相上下,知识分子同样是古玩店的常客㊂不过,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对古玩的兴趣不只为满足个人爱好,还有着乱世中保存文物的家国情怀,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社会其他收藏者的学人特点㊂在民国文人中,周肇祥对收藏古物最为热衷,他 生平笃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讨有年 [42]㊂周肇祥认为,古物收藏是 最高尚之娱乐 [43],能够体现知识分子 超拔 的见识和 坚贞 的品性,所谓 虽玩戏亦足知人 [44]㊂该论说虽有自夸之嫌,但从他多年的收藏经历可以看出,他收藏古物有着不同一般社会收藏者的考量㊂周肇祥在古物收藏方面投入巨大,以1927年为例,厂甸庙会持续了20多天,周肇祥几乎日日赴会,仅记录在册的古物花费就达220多元,还有很多藏品并未记下价格㊂[45]事实上,这一年周肇祥经常感到 危乱困乏 时艰资绌 ,但他对古物还4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是忍不住 急图之 [46], 勉力收之 [47],甚至 不惜举债收之 [48]㊂爱好之外,他收藏古物的迫切心情,更多是来自对中国古物大量外流的忧虑㊂1913年,周肇祥将所购的石佛像暂存于古玩店内,后该石像被一德国人看中, 率来商让 ,这让他非常生气,称自己 保爱古物如手足之护头目 [49]㊂周肇祥对专门向外国人售卖古物的古玩商深恶痛绝,斥责其是 古物之断头台 [50]㊂当他看到外国机构和个人大量收购中国旧瓷而国人无动于衷时,不禁喟叹: 将来欲考求旧瓷,必有借镜于人之一日 , 美术之观念,我国为至薄矣㊂ [51]忧心古物流失的不止周肇祥,早在1909年,罗振玉就谈及该问题: 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 ,他感慨, 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㊂ [52]民国年间,北京很多具有现代学术观念和专业知识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古物流失的严峻状况,他们出于保存国粹㊁开展研究的目的加入古物收藏行列,容庚就是其中之一㊂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容庚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研究,1927年他还兼任了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㊂在研究和鉴定工作中,容庚对古物的流失深感痛心, 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发掘墟墓,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 ,他将 抱残守缺 ,保存古物视为自己的责任, 嗣是厂肆时有游踨,力所能够,间取一二 [53]㊂1928年,容庚第一次在琉璃厂古玩店购买彝器就花费了58元㊂这一年,容庚每月只能收到100元薪金,58元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认为物有所值㊂[54-55]从此,容庚在古物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拾㊂1929年初,他一次就花去120多元购买铜镜㊁青羊镜㊁鼎等物㊂[56]1930年,容庚听闻山西一收藏家的后人拟将家藏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元㊂为防止古物外流,容庚急忙筹措了5000元,定下这批古物并运送到京,之后,他将一半铜器卖给同道用于支付余款,容庚也因此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㊂[57]像容庚这样,出于研究和保存目的在琉璃厂搜寻古物的金石研究者还有不少,如商承祚㊁孙伯恒㊁马叔平㊁唐立庵㊁周季木等㊂[58]面对古物流失,仅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尝试联合起来在古物保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㊂1926年11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科学考察团抵达北京,希望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㊂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同意,却遭到了北京学界的反对,原因就是 难保不要掠取我国古物之事 [59]㊂为此,北京学界专门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方交涉㊂1927年4月,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斯文赫定签订了包括考察中所发现古物均属于中国等内容的合作协议㊂[60]知识分子在古物保存方面的努力也引起了政府对古物的重视,1929年2月至5月,针对当时各种中外采掘团㊁考察团在地方的活动,外交部㊁内政部和教部会同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最终拟定了‘关于发掘古物办法之意见“,以解决古物盗掘和保存问题㊂[61]为尽可能地保存古物,知识分子还利用自身影响力争取高校和图书馆等机构的支持和参与㊂1929年1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会议上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并请求研究所拨款购买古物㊂[62]在他锲而不舍的呼吁下,国学研究所终于决定拨款2000元建设博物馆㊂[63]利用这笔经费,容庚先后为学校购买了铜镜㊁弩机㊁商爵㊁铜炉等珍贵铜器㊂[64]他不仅为燕京大学收藏古物,还以原价将自己的一些藏品转让给图书馆,帮助北京之外的高校代购古物㊂如1929年8月,容庚将买到的汉石经残字200多种,包括前人未发现的‘急就章“转让给北海图书馆; 1931年2月,他在琉璃厂为岭南大学购买古铜镜10余面;1932年1月,他将一铜鼎按原价转让给北平图书馆㊂[65-67]除了从事金石研究的专业学人外,京城其他知识分子在逛琉璃厂或市场时也很难不被古物所56。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学人风度”多维解读与运用【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

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

民国武术科学化个案研究之《科学的内功拳》《科学的内功拳》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武术科学化的个案研究，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武术界对于内功拳的探索与实践，以及对武术科学化的努力和探索。

一、民国时期武术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状况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人民生活艰难。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武术成为了人们生存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技能。

与此武术家们也开始意识到传统武术的局限性，渴望将其科学化、系统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中国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武术也需要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和探索。

民国时期武术界出现了一股追求武术科学化的浪潮，武术家们开始积极探索内功拳的科学原理和实践方法。

二、《科学的内功拳》的出版背景和影响《科学的内功拳》是由当时著名武术家谭嗣同所著，他是北京体育研究院的教授，也是中国现代武术的开拓者之一。

谭嗣同在研究内功拳的过程中，积极参考了中医学、气功、力学等领域的知识，并试图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内功拳的实践中，希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快就在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的内功拳》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内功拳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还介绍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践经验，使得这部著作成为了武术界的经典之作。

《科学的内功拳》一书主要包括了内功拳的理论框架、实践方法以及案例分析。

在理论方面，谭嗣同系统地介绍了内功拳的基本原理，包括内力、气质、力量控制等内容，同时还引入了中医学和气功的相关理论，力求做到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在实践方面，谭嗣同提出了一系列的内功拳的训练方法和技巧，包括呼吸调控、身体力量的运用、内力的培养等内容。

他强调了内功拳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使得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学到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

这本书还包括了大量的案例分析，通过对一些著名武术家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使得这本书的内容更具有可信度和实用性。

《科学的内功拳》的出版和影响，为武术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思路，使得武术界更加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促进了武术的科学化进程。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分为：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

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写和封建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

在他们当中，我们可分为两小类：1封建思想的受害者、2封建思想的维护者。

1、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

这二人都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进而家道中落、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最后成为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情了受其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

孔乙己是一个辛亥革命前受到封建思想严重毒害和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身上即有可悲的一面，又有可爱的一面。

首先,孔乙己虽是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却不同于其他的下层社会的劳动者。

孔乙己虽然和那些短衣帮们同样是站着喝酒的，但是他却看不起那些短衣帮。

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竟然一直都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同时他说起话来又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即使是生存成了问题，但这个孔圣人的门徒依然是整日里只想进学，对造成自己如此狼狈生活的原因没有丝毫反省。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

在这种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孔乙己自然鄙视农工商，因而他的生活自然十分穷困潦倒。

当他不得已去干些偷书的事时，被人嘲笑，却硬要去涨红了脸的争辩，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大折腿的惨境，作者通过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语言的描写，来揭示孔乙己的可悲之处。

其次便是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即他的心地善良。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

民国时期学潮问题的别样解读作者：姜朝晖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06期[摘要]民国时期就学潮泛化的问题，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青年学生对参与政治活动应保持谨慎克制的态度；另一方面为化解知识分子的教育责任与其社会责任感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出教育界应该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学术和文化品质之上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大目标，这种教育救国思想是对将教育直接导向政治斗争的狭隘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升华。

[关键词]教育救国，教育独立，民国时期民国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发生之频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属少见，对学生运动的评价长期以来只有一种比较平面化的解读方式，即突出学生运动在促进政治改良方面的积极意义；其实民国时期的学潮是具有多面相的，在当时对青年学生或教育界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也存在其他看法。

这里介绍一下蔡元培、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别样解读。

过去受突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在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潮所采取的谨慎克制的态度的时候，持一味批评的观点，认为这是他们在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上的脱离民众、对保守势力妥协的一种表现。

但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也越来越接近客观，如果以非意识形态的目光重新审视自由主义者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思想当中有某些具有持久意义的内容。

一、教育与救国的现实矛盾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多是一些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其中在大学任教的人数很多，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无疑面临着一个在道义和理智上都难以协调的矛盾，这就是知识分子自身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与近代以来逐渐萌发的教育独立自主意识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学潮的态度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

教育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具有极强的社会关怀意识的，教育救国始终是近代很有影响的思潮，像西方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单纯地为满足好奇心和开启理智而学，对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奢侈的事，甚至被视为玩物丧志，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不占主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