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忠实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Hamlet汉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以原作为中心,要求译者必须绝对忠实于原作者,不允许有任何创造性行为,因而译者的存在一直被忽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的规约性和片面性,强调对译作和译者的关注,从而使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得以凸显。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曾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进一步改变了以往的忠实翻译观。

创造性指译者为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叛逆是译者为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两者无法隔离,形成和谐的有机体。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Hamlet是代表莎士比亚戏剧的巅峰之作,朱生豪和卞之琳的汉译本有着鲜
明的个人风格,因此两者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追溯翻译史上专家学者对译者的有关论述以及翻译研究范式的转换,考察了“创造性叛逆”的内涵,梳理了中外学者对其研究状况,并借鉴哲学阐释学的理论探讨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把创造性叛逆引入Hamlet的汉译本研究之中。

然后文章从译者作为读者和再创造者两个方面,分析译者的个人偏好、能力、翻译原则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如何体现在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理解、以及对译本的表达过程中的。

最后指出,由于时间、空间、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译者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者,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

创造性叛逆能够延长原文的生命,丰富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

通过本研究,作者以期帮助翻译工作者更好地了解创造性叛逆,从而更加客观地进行文学翻译
批评。

同时,为国内莎学研究尽微薄之力。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文学翻译是一项需要高度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工作，然而，在传统的翻译过程中，有时因为过于注重对原作的忠实翻译，而忽略了目标文化和读者的需要。

因此，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一些创造性翻译的尝试，旨在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更好地传达文学作品的意境和情感，使其更符合目标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背景。

二、选题意义创造性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使作品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和读者，并且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传达原作中所包含的文化、情感和思想内涵。

同时，创造性翻译也能够提高读者对目标文化的理解和了解，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因此，深入探究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机制和技巧，对于提高翻译水平和推广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内容本文将着重分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创造性翻译的定义和概述2. 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和特点3. 创造性叛逆的机制和表现形式4. 创造性叛逆的技巧和应用5. 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价值和意义四、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的方法。

首先，对有关文学翻译、创造性翻译和创造性叛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以便全面了解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

然后，针对一些经典文学翻译案例，分析其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和表现形式，探究其机制和技巧。

五、预期结果通过本文的研究，预计可以得到以下结果：1. 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概念、特点、机制和表现形式有更深入的了解2. 探究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技巧和应用，加强翻译者的实践指导3. 强化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和意义，促进文学跨文化交流的推广和发展。

第二讲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绪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使用不同语言、具有各自文化传统的民族。

为了相互交往、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翻译活动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人类一项颇为古老的行为，其以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为开始，以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深层，使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的交流与转换得以实现。

从此，翻译活动由实践行为进入理论殿堂。

在长期的研究探讨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

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翻译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即译介学，它已成为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文化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认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作品被译介成另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并从而相互影响。

本国人民或本族人民接受这些影响，无论其程度深浅、范围大小，主要是通过译文材料来实现的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译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大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翻译同语言和数字一样，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所以翻译文学也就具有了它独特的审美特质。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但是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

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作家通过他的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所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

古往今来的文学翻译家们殚精竭虑，在译入语中苦苦寻觅合适的语言，以如实地再现原作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

然而，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却始终存在差距。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陈颖宇【摘要】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

翻译的创造性是指译者在原语文本约束下的再创造，翻译的叛逆性是指为了实现更理想的译文而在原语或译语环境中对语言和文化规约所作出的客观背离。

创造性叛逆给审视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

%The particular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kes the creative treason unavoidable.Crea_tivity in translation refers to translators’recreation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ource text, treason in translation refers to objective breakthroughs i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ventions of either the source or the target environment so as to render a more satisfactory version.The crea_tive treason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ors to rethink literary translation,it widens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nefits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the literary works.【期刊名称】《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4页(P93-96)【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性;译语环境【作者】陈颖宇【作者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经贸系，江苏张家港 2156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不同语言积累了不同的文化负载,追求意义的同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追求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就需要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那么显然文学翻译必须具有创造性.然而,文学翻译除了创造性的一面外,还有叛逆性的一面.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指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3].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并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4].文学翻译中原作家的写作思想和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的传递又会依赖于译者的主观再创造.原作的创作来源于作家现实世界,而译作的创作来源于原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世界,文学翻译作品不仅表达了原作者的思想意图,同样也多少融合了译者的审美体验.接受者往往容易忽略阅读的是译作,只认为是原作传递的思想,其实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一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是一种在原作界定框架内的诠释和演绎,译作中往往透露出译者的个人风格.布吕奈尔等曾说过:“在同一时期古典主义的伏尔泰和浪漫主义的勒图诺尔在莎士比亚面前不可能有同样的态度.”[3]译者再创作的译本是基于自身对于文本的理解,这种主观因素所形成的理解差异也决定了翻译本身的叛逆过程.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创作者.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除了要分析语言文字,还需要研究原作的写作风格、艺术价值、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世界观、文化和社会环境等,然后译者还会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审美情趣、社会体验等再重塑作品中的人物和形象,这样就等于使一部作品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了新生.文化交流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同基因之间的杂交产物,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水土不服”所带来的文化理解障碍是显而易见的,译作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原作的艺术价值,就需要努力缩小差异来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使得文学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转换,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工作.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很多,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对语言形式的背离、对意义的增删以及个性化翻译.文学语言具有独特性,是作者达到“传神写照”效果的重要手段.不同的语言,它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译者要摆脱原文的语言形式束缚,灵活地寻找最贴切的语言表达形式,尽可能使原作的精彩之处也能传递到译语中,译出精神,译出特点.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二景中朱丽叶的一段独白:O nature,what hadst thou to do in hell,When thou didst bower the spirit of a fiend in mortal paradise of such sweet flesh?Was ever book containing such vile matter so fairly bound?O that deceit should dwell in such a gorgeous palace.译文:啊,造物主!你在地狱里干得什么好事,竟把一个恶魔的灵魂放进这样漂亮的肉体的天堂里面?可曾有过这样的一本书,内容如此恶劣而装潢如此考究?啊!这样堂皇的宫殿里居然会住着欺骗(梁实秋,译)[5].梁实秋把莎士比亚抒情的悖论式诗体台词译成了抒情散文形式,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虽然梁实秋译文采用了散文形式,但他的语言也有着诗歌的美感,在把握整体作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原文的“神韵”,使得读者也能感受到朱丽叶在得知罗密欧杀死她的表兄时对罗密欧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读者是意义的建构者,有时译语读者缺乏相关的文化和背景知识就会导致理解障碍.对于这种情况,译者在准确把握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增加和删减意义来对原文做些变通,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思想和价值.如《红楼梦》第五回中有一句: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译文:On a table stood an antique mirror that had once graced the tiring room of the lascivious empress Wu Ze-tian.Beside it stood the golden platter on which Flying swallow once danced for the emperor’sdelight(tr.David Hawks).武则天和赵飞燕对汉语读者来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对西方读者而言却完全是陌生的,因此若是直译就不能达到原文环境描写的目的.霍克斯创造性地添加了解释性的语言,用“the lascivious empress”来修饰武则天,用“once danced for the emperor’s delight”来形容赵飞燕.从这样的描写中,译语读者就可以感受到卧室摆设的香艳奢靡,从而推断出其女主人是风流倾情之人,为之后情节发展烘托气氛,很好地传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再如,《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有段话:红玉道:“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译文:“It’s haldly worth being angry with them,”retorted Xiaohong.“the proverb says‘E-ven the longest feast must break up at last.’Who’s going to stay here for life?A few more years and we’ll all go our different ways.When that time comes who will worry about anyone else?”(tr.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中国旧时遇红白喜事,客人盈门,屋小,只得搭凉棚设宴招待,喜事办完即拆除.“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用来比喻人生的欢聚是短暂的,分离则是难免的.译者基于对原文正确的理解,巧妙地将“千里搭长棚”略而不译,既将原文的意思表达无误,又使句式流畅自然,同时避免了对译语读者理解可能造成的文化障碍.对于一些中国文化独有的俗语,根据上下文译出其核心含义,帮助译语读者理解,这样的翻译策略更为合乎情理.个性化翻译不是对原作表面上的“量”的改变,而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质”的追求.译者都有各自的文学流派和风格特点,因此译文也一定程度彰显了译者的艺术个性.像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他的译作中就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尽管翻译的原作各具面貌,色彩鲜明,但仍不免带有一种傅雷风格.正是有了各种风格的译作,才使得翻译文学呈现出多样性.庞德是一位有个性追求的伟大诗人和翻译家.他摒弃了传统上基于忠实的翻译方法,而采取了一套“阐释性的翻译方法”,对原诗中美的文学元素进行创造性地翻译,以突出原诗的特质.如对刘彻的《落叶哀蝉曲》,庞德将其看作待重新创作的新诗,对诗中的“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进行了大胆地创作:And she the rejoice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tr.Pound).原诗中并没有“一片湿叶子”这一意象,庞德却模仿古典诗歌意象鲜明的特点,重构了如此美丽的意象,虽然舍弃了原诗抒情性的结尾,但“叶子”孤零零的形象形成了一种特写效果,他的创造性叛逆使得译诗比原诗有了更美的意境.语言都是有着历史文化积淀的,都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和特别情感,因此在翻译中难以避免对原语或是译语会有很多语言上的叛逆,对原语中的优秀特质在译语中进行创造性地翻译,可以更好地促进两种语言的互动和交流,而译作本身的语言风格对译语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不同的语言思维模式,使得翻译的语言表达更为新颖生动,从而增加文学语言的感染力.翻译对文化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民族都有其浓郁的文化底蕴和独有的风俗习惯,因此在跨文化翻译中会遇到一些文化预设和文化空缺,在本民族不言而喻的东西在译语读者看来就会不知所云,需要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来搭建沟通的桥梁.译语读者一方面可以领略原语国的民族风情和观念习俗,另一方面译语国的译者带有译语民族文化色彩的诠释,也可以让原语读者对本民族的人文思想和文化传统加以反思.立足于语言文化本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既丰富了译语文化,还拓展了原语文化,有利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傅雷在《傅雷家书》中写道:“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6]创造性叛逆可以将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介绍到其他国家,为文学创作提供养料,不断丰富文学的内涵和拓宽文学的深度.20世纪有两部著名的具有影响力的翻译作品,一部是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华夏集》,体现的是对译语所进行的创造性叛逆,他给英美诗坛带来一股“中国风”,掀起了翻译和创作“中国”诗歌的高潮,推动了英美诗坛的发展;另一部是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对原语进行的创造性叛逆,他让中国读者有机会领略到文学人物中首屈一指的莎翁文学经典.莎士比亚作品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已成为民族语言和文化思想的象征符号,它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由于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一代文学泰斗在外国文学的百花园里采撷了无数的鲜花珍果”“从中汲取营养,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中国现代文学才显得光彩夺目”[7].一个民族文学的进步不是单纯靠内力就能实现的,同时还需在一种与外力的交融中才能发展.正是文学翻译家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文学作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美.翻译实践表明,传统翻译理论要求的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翻译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说,译作和原作所接近的程度有所不同.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意味着不忠实于原作,而是为了达到翻译目的,扩充了“信”的内涵.杨绛也说过:“在文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原意不达,就是不信.”[8]翻译的“信”不能局限于语义信息,也应当包含文化内涵和美学信息,创造性性叛逆可以使某些“不可译”变成“可译”,可以使译文更加传神,从而产生与原作相似的艺术效果.当然,创造性叛逆也并非意味着可以随意创作和发挥,译者也只能基于原作的艺术价值及自身的文学素养能力进行相应的创造和叛逆,把握好了这个“度”,才能使原语和译语达到双赢,创造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傅雷所说:“任何艺术最难的是‘完整’……其实perfection(完美、完整)根本不存在的,整个人生,世界……都谈不上perfection”,但“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终生的追求、苦练”[9],文学翻译不可能完美,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追求,尽力趋向“完美”的翻译理想.【相关文献】[1]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M]//中国作家协会译文编辑委员会.译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98.[3]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36.[4]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5]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28[M].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38.[6]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10.[7] 宋学智,许钧.从文化观看文学翻译的指导原则[J].江苏社会科学,2003(6):177.[8] 杨绛.失败的教训[M]//金圣华.因难见巧.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71.[9] 傅敏.傅雷文集·书信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75.。

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时，应该还是不应该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辩论赛反方辩词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发言稿反方辩词一辩：尊敬的评委、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辩题是“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时，应该还是不应该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我们作为反方，我们认为在翻译当代文学作品时，不应该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首先，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当保持忠实于原著。

翻译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意思和风格，忠实于原著是翻译的首要原则。

过度的译者“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原著的意义被淡化或改变，甚至非性质上变成了另一种作品。

这不仅违背了翻译的初衷，也伤害了原著作者的创作权利。

其次，翻译应当尊重原著作者的创作意图。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经过作者精心构思、选择用词，译者不应该在翻译过程中任意加入或删减内容，以免破坏原著的整体结构与艺术效果。

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不是为了迎合自己的审美趣味而加入个人的“创造性叛逆”。

最后，译者的职责是传递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特色。

当代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文化背景，翻译应当尊重原著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努力传达作品的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时可能会背离原著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导致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产生偏差。

综上所述，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时不应该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于原著、尊重原著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传达文学作品的特色与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应该在这些基础上进行翻译工作。

谢谢。

反方辩词二辩：尊敬的评委、各位观众：我们作为反方的第二位辩手，将继续为大家阐明我们反方的立场——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时不应该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首先，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违背了作品的原汁原味的传达需求。

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时，往往需要准确地呈现原著作者的独特风格和表达方式。

如果译者过多地进行“创造性叛逆”，作品的风格和特点将难以保持，读者无法领略到原著的独特魅力。

其次，支持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会引发误解和争议。

翻译的忠实性和创造性研究摘要: 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方法与变易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也必然不同。

本文分析了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存在差异的原因,指出在注重翻译忠实性传统的同时,翻译的创造性也应该得到重视,这样译者才能摆脱复制原文的桎梏,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关键词: 翻译标准忠实性创造性“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将此话运用于翻译领域,可以说“一千个译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译即易,翻译以语言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和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

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为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和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即使读者产生隔膜和发生误会。

一、翻译的标准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著名学者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

在这三个标准中,“达”和“雅”都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无法很好地实现,而“信”或者叫做“忠实”是最主要的方面。

它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 rce Language,SL)时保持对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

忠实性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equivalence),它是指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 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之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

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

它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

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首要即为“信”,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

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很虔诚,所以“信”字当头。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摘要：传统的翻译翻译学研究中，”信、达、雅”被公认为是翻译的标准，即忠实于原文,译文通顺,文字典美,其中,”信”即”忠实”为翻译的核心。

”忠实”意味着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作的风格。

但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文化。

由于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风格差异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文学翻译的绝对忠实是达不到的。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重点从传统的翻译标准和文学翻译的特点着手，适当加以例子说明，探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的原因及其应用价值。

最后得出总结，即文学翻译中恰当的创造性叛逆不但不是对忠实原则的违背，反而是对其的完善和补充，并且赋予原作品新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翻译标准信达雅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一直是传统翻译界的标准。

西方提出”忠实”要比中国早两千多年。

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就提到了”忠实的译者”,而中国则是在唐朝由佛经翻译大师玄奘提出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

自1 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以来，引起了几代人不断地思索和探讨。

对这三字原则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如”百年战争”，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首推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提到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

东晋时的道安发扬蹈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力主矜慎，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六朝的鸠摩罗什提出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

至此、直译、意译和新译三大流派已见雏形。

1 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善译”的观点，标志着近代翻译标准已初见端倪。

1 898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倡”信达雅”。

至此,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自成体系的翻译标准得以确立。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戎林海戎佩珏摘要：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引言自从谢天振教授在其《译介学》中引进并介绍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以来，国内翻译界如沐春风,专题研讨的论文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见解独立、真知灼见的论文&但也毋庸讳言,不少论文观点雷同，人云亦云;有的是《译介学》中讨论创造性叛逆章节的浓缩或介绍，有的是在“创造性叛逆”头上戴上一顶新帽子,冠以“描述翻译学”、“阐释学”、“目的论”以及“译者诗学”或“某某视野下的……”等等;更有甚者，有的作者恐怕连《译介学》也没有通读过一遍（更不要说读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了），因此论文发表时连“创造性叛逆”的英文也不知该如何说①；此外,学界在如何认识创造性叛逆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创造性叛逆”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二、创造性与叛逆性什么是创造性？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创造性”有两个含义,一指“努力创新的思想和表现”，二指“属于创新的性质”&就“创造性叛逆”而言,笔者认为,这里的创造性显然应取第二义，因为它是修饰中心词“叛逆”的一个修饰词，用以揭示和表明这种“叛逆”的本质属性。

什么是叛逆性？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叛逆”就是“背叛”,就是“背离”,换句话说,就是“不忠实、不忠诚”。

因而，我们可以将“创造性叛逆”理解为“有创新在内的背离”，或“为了创新而进行的背叛”，或“不忠的（翻译）行为导致了出新出彩”。

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对矛盾$它们互为因果。

没有叛逆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没有叛逆$叛逆为创造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创造为叛逆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创造的结果就是叛逆的-•!35翻译研究追求与最终目的。

交流试论林纾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聂祝琳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作为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代表人物，林纾秉持的独特翻译原则——创造性叛逆结合了古今因子，糅合了汉欧元素；不但给读者带去审美怡情的享受，而且引介了西方进步思潮，使民智渐开；不但是为译者正名的先锋号，为我国文学翻译预热，而且开拓了国内文学家的视野，间接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

林纾的创造性叛逆也是“化境”的尝试，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了以讹为媒，以讹诱人，虽时隔百年，仍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关键词：林纾；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在德里达的长篇论文《巴别塔》中，他曾将翻译之难形象地比作攀登巴别塔，意在指出语言的不可译性和翻译“十分必要但又不可完成”的本质属性(王宁，2009：60)。

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坛，钱钟书也在其“化境论”的提出过程中引《说文解字》的“囮，译也”首次提出“译、诱、媒、讹、化”间的关系。

钱钟书认为，由于各国文字间的天然差异以及译者和作者对相同文本的不同理解与表达习惯，“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王克非；1997：81)。

这就是“讹”：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原文的偏差。

德里达说，翻译对原作的忠实是一条“偿还债务”的不归路，需要“众多的甚至几代译者来共同偿还”(王宁，2009：62)；且由于巴别塔原则，这一绝对忠实永不可能实现。

因此，译者就须承担起积极的主体性作用，通过对原作进行能动的理解和阐释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以做到相对忠诚并负担起延续原作价值的作用，并最终能以“讹”为“媒”，“诱”读者了解原著思想内容并深化自己的思维，使作者、译者、读者的思想相融相通，相辅相承，同时实现原作和译作功能的最大化。

在我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中，林纾就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以讹为媒、以讹诱人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

他利用对原文语段灵活的增删，对新古词句“双重‘反逆’”式的大胆尝试，在诸多夹注、序、跋中对自己的翻译目的和思想的输入与阐释，进行了一次次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