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来西亚“国家文化”-F的“华人文化”一、问题的提出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国家，其中，华人作为第二大民族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很大，形成了“少数中的多数”。
据统计，马来西亚2001年全国人口为2252.9万人，其中人口最多的是马来人，为1488.6万人，占66.07％；华人是第二大民族，有572万人，占25.39％；第三大民族是印度人，有167.1万人，占7.42％。
华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飘洋过海来到马来半岛谋生，华人付出的艰苦劳作和生命代价为当地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瑞天咸爵士所作的评价：“目前马来西亚各个州之所以会有今天，全靠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
”二战中，马来西亚华人又与各民族并肩作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赢得了马来西亚的独立。
马来西亚建国以后，当地华人本以为自己所做的巨大努力与牺牲能够得到公正的回报，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明确规定，马来人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任何人不得挑战。
这严重损害了非马来人的利益，也为后来“国家文化”政策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1971年，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建设所谓“国家文化”的三原则。
随着马来西亚国内外形势的不断缓和，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升，政府把发展经济当作第一要务来抓，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朝着融洽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不再处处强调马来人特权，建设所谓“国家文化”的呼声也日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对“多元文化”的建设。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各民族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呢?现在提出这些问题，许多人可能认为不合时宜，但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马来西亚政府所谓的“国家文化”和“多元文化”。
马来西亚应该从根本上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取消马来人的特权，对各族文化的发展给于同等的重视与扶持，否则所谓的“多元文化”只是给“国家文化”换了一个更为动听的名字而已。
在“多元文化”的建设上，笔者认为政府政策的转变至关重要。
只有政府对各民族实行平等的文化政策，尊重并扶持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此基础上，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自行整合，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国家文化”；同时，这样的“国家文化”会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如果政府不转变政策，还是在原来的框架内大谈“多元文化”的建设，其实质还是在建设狭隘的“国家文化”，这样对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二、族群政治下的马、华两族关系透视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多党制，这种多党制实际上是在“巫统”一党主导下，由若干政党联合组成的政党联盟。
这些政党都是各自族群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保护者。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政治是一种族群政治，具有浓厚的族群主义色彩，表现为马来西亚各族群都有代表自身利益的单一族群政党，各政党均以争取并维护各自族群的利益为根本宗旨，族群利益高于一切，如“巫统”主要代表马来人的利益，“马华公会”主要代表华人的利益，“印度人国大党”主要代表印度人的利益。
这种“族群至上主义”的族群政治及联盟形式，决定了政府的运作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族群斗争的色彩。
，在这种特有的族群政治下，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也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首先，民族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自1969年“5?13”骚乱事件之后，尽管马来西亚的民族冲突一直存在，但迄今为止，马来西亚并没有像其他多元民族国家如斯里兰卡那样发生严重且反复无常的种族暴力事件，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相对和谐。
因此，它常被视为东南亚具有民族包容性的国家的典范。
其次，马来西亚的稳定中潜伏着种族冲突的危机。
马来西亚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平等，马来人特权的存在以及华人等少数族群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日益被边缘化等，这些都为潜在的民族冲突埋下了伏笔。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969年后，马来人主导马来西亚政治的情形比从前更为明显，华人参与决策的权力已经减少了。
”族群政治给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文化政治化”是马来西亚政治的一大特色。
如在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从保存传统文化和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出发，主张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同时列为国语；而马来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华人语言、文化的独立存在将会影响华人在政治上对马来西亚的效忠，不利于国家的团结。
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使每个国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本国的经济建设上，经济建设成为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马来西亚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长远目标，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国内的民族矛盾甚至冲突极力调和，为经济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
马来西亚政府在文化教育上，也允许保持文化的多元性。
政府明确表示，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的结合能使马来西亚更加强大。
许多事例说明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族群政治以及“文化政治化”也逐渐趋向淡化，对“国家文化”的建设也不像20世纪70、80年代喊得那样响亮，而是更侧重于对“多元文化”建设的宣传。
正如暨南大学骆莉教授所指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华人已经听不到使他们感到带有刺激性的‘国家文化’四个字了，经济发展所出现的解去文化政治化，的确成功地消除了族群之间可能出现的对峙。
”这些变化确实让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欢欣鼓舞，但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更值得我们思考：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是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马来西亚当局真的放弃了对所谓“国家文化”的建设，转而对华人文化、印度人文化等非土著文化一视同仁、公平地分配国家的各种资源?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吗?两者的关系究竟怎样?笔者认为暨南大学廖小健教授对马来西亚形势的概括很恰当：“一是政府的华人政策相对宽松，民族关系总体而言比较和谐；二是马来人享有法定特权，华人谋求民族平等比在其他国家更难；三是民族纠纷连绵不断，呈越演越烈之势。
”三、“国家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建设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共存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各民族在政治上认同马来西亚，但在文化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并为维护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懈的斗争。
正如汤林森所说：“政治意义上的归属于一个国家，拥有一本护照，远不足以厘清认同的问题。
”可见，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王赓武教授就认为东南亚华人有多重认同：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村社认同、国家(当地)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
马来西亚华人希望能在继续保持华人文化的同时将其发扬光大，当然，现实中的华人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建国初期，马来西亚政府无视广大华人的文化诉求，认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国家稳定与团结的一大隐患，因而对非马来人文化的发展采取限制政策，在文化教育上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单元化”政策，时刻强调“马来人的特权”，并把这种特权通过法律形式合法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7年拉萨报告书》的颁布，这对华文教育是毁灭性的打击，以后马来西亚修订或制定教育法令和政策时，基本上都是以该报告书为蓝本的，即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把各族儿童集中于一个国家教育制度，并以国语(马来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
1960年，马来亚联合邦立法会议又通过《达立报告书》，加快文化同化的进程。
20世纪50、60年代，华文小学、中学都面临着改制的压力。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华文小学也面临着变质的危险，如政府派不谙华文的马来人担任华文小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等。
在1971年举行的“国家文化”大会上，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建设“国家文化”的三个原则：第一，“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核心；第二，其他文化因素，如果它们适合马来西亚的国情，可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伊斯兰教必须成为“国家文化”重要的一环。
‘这三个原则实质上是对华人文化、印度人文化等非土著文化的排斥，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是对“马来人优先”、“马来人特权”等理念的实践。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当局企图建设“国家文化”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
文化中心主义即是夸大本群体文化中的普遍性，把本群体的文化看作最好的，进而把本群体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等视为中心或标准，并以此衡量其他文化的文化观。
每个民族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有公民自决、发展和促进本民族文化与教育的权利，这早在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在其他国际公约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中也都有明文规定。
任何主体民族都不得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民族，因为一个失去文化特质的民族将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全然接受他族的文化实即宣告了本民族的消失。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不但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群体或阶级的不同文化认同之间。
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即是在政府的操纵下，马来人文化对华人文化、印度人文化等非土著文化的压迫。
何为真正的“国家文化”?笔者认为真正的“国家文化”，就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文化，这个文化涵盖了国内不同的族群文化，而不是以某一主体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和中心。
在这个大文化中，不同族群文化“百花齐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文化”的建设就是“多元文化”的建设，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总之，如果马来西亚当局要想建设真正的“国家文化”，就必须正视“多元文化”存在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各民族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遗产，让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自行整合。
四、“国家文化”下的“华人文化”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下的“华人文化”，实际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其处境是“可以继续生存，但平等价值无法获得承认”。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分支，一方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习俗及价值观，如对孝道、人情、勤俭、报答、中庸、和睦等传统中华文化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增加了不少“他者”色彩。
作为马来西亚国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人，在与当地主流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化以及当年殖民者遗留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汲取其他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但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及传统价值观是改变不了的，它早已深深扎根于马来西亚华人心中。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提出建设“国家文化”的概念后，引起了华人社会的一片哗然，他们一方面对保存与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被侵蚀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为作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能平等享有国家资源感到无奈。
同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文化问题，如不允许华人在公共场合表演舞狮，教育部发出文告要求学校的表演活动穿插传统马来舞蹈、传统马来乐器演奏，教育部命令华人学校在集会上及其他活动中必须用马来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