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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辨析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司法改革的有序发展，民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以加强，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更广泛的表达渠道，民意成为司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司法改革也逐步倾向于体察民意，保护民意。
许霆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案、李某某案无一不体现了民意在司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作用。
从法理上如何看待民意、如何在司法过程中既维护民意又保持司法的独立运行，维护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
本文将就此问题结合当今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的特点，对民意之于司法影响的利弊两端进行分析，并对如何使民意更好的参与到司法中提出几点建议。
一、民意对司法的积极作用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适观点。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选择的是民主公正的法律制度，应当是公开、公正、透明的。
接受社会的监督，尤其是民众的监督就成为司法独立并且合理运转的题中之意。
具体而言民意对司法的促进作用有以下三点:(一)民意对权力干预司法起到制约作用纵观中国的法制发展过程可看出:我国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
司法仅仅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或者说仅仅是行政权运行中的一环，司法与行政处于不平等地位。
且古代司法重实体轻程序、重伦理轻法理传统至今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条件。
那么，在中国古代是否对行政干预司法就毫无约束呢?并非如此。
首先，古代官吏枉法裁判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法律上，也是统治者对司法的控制。
同时，中国古代倡导德法并重，道德在古代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极为重视个人名誉，为了生前身后名，司法人员尊重民意，体察民意。
对民意的考量也许并非司法人员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民意对徇私徇情做出枉法裁判起到了控制的作用。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中提出控审分离、审判独立、审判公开均契合防止权力干预司法之意。
但社会现实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案件中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公权力的任意扩张以及由此滋生的司法腐败。
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及对策作者：王焕平来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2期民意和司法相对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两者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纠结冲撞，使得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如此凸显，以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关于冲突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众说纷纭，相互激荡。
综观之，笔者认为，任何社会问题的形成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认识和解决热点、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抛开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拷问和综合治理。
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也是如此。
民意和司法冲突的现实性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张力与司法不力的冲突，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和典型代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性。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快速推进，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程度不断提高，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高涨。
面对突发案件、热点事件，显示出了空前的参与热情。
他们通过媒体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观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去探明真象，并希望他们的行动、观点能影响事件，使事件能顺着他们的愿望得以圆满解决。
然而，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对司法活动的非专业性理解，使得他们的观点朴素、感性、情绪化，于是出现了他们的意愿与司法的冲突，这是非专业的理解与专业化司法追求间的冲突，更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愿望的高涨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
彭宇案中，不少民众都认为，好人就得有好报，做好事还得赔钱就是不合理，做了好事还赔钱，以后谁还做好事；邓玉娇案中，舆论一边倒，认为身为官员竟强迫良家女子卖淫，死有余辜……民众从道德感情出发，去评判案件，至于法律的规定、案件的细节，等等，在民众那里似乎并不重要。
而司法机关要去搜集案件的证据，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法官更是要让证据说话，通过案件证据的认证质证进行推断，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判决结果对规则形成的深远影响。
从陆勇案思考司法审判与民意的关系问题近些年来，网络与媒体高速发展，群众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被更多的人发现，在司法审判中，民意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可以说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案件的最终走向。
我国近些年的一些司法個案因其具有强烈的价值冲突，而迅速在网络上点燃舆论之火，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波及司法权威，如备受公众瞩目的“山东辱母案”、“北大学子弑母骗保案”、韩国的李胜利案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忽视民意在其中的力量。
民意的传播、民意的正确与否、民意的理性与否都对司法审判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力，同时它的社会性质也不容小觑。
标签：网络媒体;民意;司法审判;民意走向1.研究背景——从陆勇案看民意与司法1.1 陆勇案介绍34岁患癌的陆勇在国内购买治疗药需要23500元一盒，而同样疗效的印度的仿制药价格更为便宜，他通过QQ群等方式向病友推荐。
因为大金额购入仿制药，陆勇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捕。
此后，1002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
陆勇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1.2 从陆勇案看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陆勇案对于中国法学界来说，是一个不同意义的存在。
检察院对陆勇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原因有很多，但绝对不是暂时迎合或者屈从于民意的结果。
虽说陆勇的行为不符合国家药品监管的相关规则，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民意强行对陆勇给予严重的司法处罚，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
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ⅰ司法活动是需要绝对地专业性，但却不能将民意完全地隔离于审判之外。
2.民意与影响2.1 民意的定义《汉书·杜周传》提到，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
浅谈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9-198-01摘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司法实现民意是司法为民的重要部分,为此,对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作探讨显得必要。
关键词司法正义民意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民意是大众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所形成的一种民众意愿,暗含了大众对司法正义的期望。
二是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点,由于民众的范畴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而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等不同,所以民意往往会随着相互的碰撞出现非理性的情形。
三是民意往往是经过变化而逐渐稳定,某种持续性民意的形成,往往是经过不断的变化而形成。
司法的核心是司法正义,本质是实现民意。
现代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
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
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民意诉求得以表达,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一、民意参与司法司法的内涵即正确地适用法律。
司法者的职责是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而法律反映的恰恰是人民的意志。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法律反映的是主权者的意志,这里的主权者,即人民。
在法治国家里,坚持司法正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实现民意。
在现代法治环境中,民意主要通过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两种形式参与司法。
民意直接参与司法包括陪审制,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民意间接参与司法包括立法中的民意与社会舆论中的民意两种形式。
立法中的民意,是指民意的第一次表达,是在法律中得以体现。
立法是第二次利益分配,在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因为民众就是主权者,作为主权者意志体现的立法,当然地要体现民众的利益。
“司法与民意”三重追问[摘要]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在中国司法改革的浪潮下显得格外突出。
民意是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并没有具体的制度化的载体进行表达，具有不稳定性和难以考察的特征，司法要对民意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但是这样的吸收要给科学有效地进行吸收，建立广泛倾听——合理回应——理性引导的民意吸纳机制才是化解司法与民意冲突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民意；司法；个案民意；吸纳机制近年来，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贺卫方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的陈忠林教授对关于我国法治该如何往前走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辩，贺卫方教授主张司法专业主义，而陈忠林教授主张司法民主化。
这样一场论战的核心就在于，我国法治的推进是靠司法的专业化还是司法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司法专业主义是一种提高法律的独立性，以制度理性来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建设要依赖于良好的法律制度和专业化的司法人员加以实施。
司法民主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司法人民主义，其认为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仅依靠法律制度的优劣和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实施，而在于人民对法律的公众认同，其考虑的不仅仅是制度理性同时也考虑到人民理性的因素，人民理性的落脚点就在于民意对司法的认同。
一、问题缘起：何为现代社会的民意何为民意，美国政治学家凯伊曾说道：“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
”李唯认为：“所谓民意（public opinion），一般认为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
”而司法下的民意是指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现象的所持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即使对于民意可以下个一般定义，但还是陷于过于含糊而无从适用的窠臼，其民意内涵过于具有政治性的色彩，而缺少法律实证的成分。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公意和众意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从司法下的民意而言，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现象所发表的意见，其出发点是为了整个社会大众的公平和正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民意更契合卢梭所界定的公意。
中国司法与民意的沟通
摘要：考察中国传统司法活动特质、民主革命时期司法活动特质、西方司法活动特质，今日之中国司法仍然徘徊在情理与国法之间，面临着司法的六重困局，力求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以寻求脱困之思路。
在三元结构下，进一步追问谁之民意，调和非理性民意，如网络暴民民意、操纵民意、偏执民意以及变调民意(仇官、仇富、侠客等)，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达到沟通民意与司法的效果。
通过司法中民意表达的认知机制、方法和路径选择，达成国家司法话语权和民间司法话语权的交涉和沟通，实现由舆论法庭走向制度化表达。
关键词：民意主体性交往理性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201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提出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一系列热点案件，如成都、杭州等地连续发生的醉驾肇事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都被写进了白皮书。
这昭示着民意与司法良性互动时代的到来，更表明审判机关没把热点案件中强烈的舆论反弹，视为民意而干涉司法独立，而是把回应社会关切作为人民法院的分内之事。
①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考量民意，需要探讨司法中考量民意的尺度，以及如何考量。
一、情理与国法：司法中民意表达的能与不能
(一)中国传统司法中民意表达的尺度：情理法的界限
中国传统司法特质是德治文化和实用理性交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司法职业化有着很大区别，但却是中华传统司法精神的体现，是经过历史演进自然而然形成的。
中国传统司法的优点在于，良好的司法在保证个案正义的基础上，不仅能够连接法条与社会生活，而且能够有效地缓解法律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乃至矛盾，使司法判决具有社会的可接受性，有利于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和谐。
然而在对东方经验正面阐释的背后，中国古代司法呈现情理法、循吏与酷吏、智谋与神判、审判的非专业与司法擅断的相生相克的太极拓扑图，尤其是过于能动的司法加上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和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最终导致难以根除司法腐败的顽疾。
中国古代司法重视舆情，形成了中国传统司法的主观能动主义的基本风格和传统，这被韦伯用“卡迪司法”的分析概念来指称，即指法官们在审判案件时不是通过适用作为理性的、普通规则下的法律，而是通过援用伦理、政治信条、甚至情感因素来衡量个案的具体事实而形成的判决。
在这种体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亦较为专断。
②对于卡迪司法到底是重情，还是宏法，或是情法兼顾，学界有不同观点：(1)界限模糊论。
以日本的滋贺秀三、寺田浩明为代表，主张国法、人情、天理之间界限模糊，甚至是“法本原情”、“礼先法后”。
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为《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1998)、《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1999)。
(2)以法为主论。
黄宗智将州县官断案的“情理”
视为与“人情”相区别的“情实”，即有“事实”之意。
以事实为媒介，国法并没有淹没在情理的海洋之中，而是形成了以国法为主的司法表达和实践。
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001)等。
(3)秩序空间论。
以梁治平为代表，情理法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三元二分关系，而是呈现在一种秩序空间之中。
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为《法意与人情》(1991)、《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2002)。
(4)情境平衡论。
古代司法官饱受传统儒学的伦理精神熏陶，认为一个案件或者纠纷的真正解决，必须考虑个案的具体情节(情境思维)，去寻求一种令当事人和整个社会都可接受的公正的结果，而不能刻板地按照成文法的旨意办案。
李约瑟先生曾言：“所有案件都被当作环境条件的总和来判决，而没有排除那些看起来可能与案件无关的因素”。
③这就要求司法官细心地体察每个个案、环境与人的多维复杂的关系，如果成文法与社会效果相悖，司法官就必须重新体察法意，直到实现法意与人情的平衡。
换句话说，传统司法官在严格执行法律的同时，也必须适时地赋予成文法以新的意义以使裁决与公众的期待相适应，这就是中国传统衡平司法的价值体现。
④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作有：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1992)、顾元：《衡平司法与中国传统法律秩序——兼与英国衡平法相比较》(2006)、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2009)、[日]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2010)。
(5)卡迪司法之争论。
卡迪司法究竟是否是一个没落的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带有歧视性指称，引发了广
泛的争论，如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与法学》(2006)、[日]岛田正郎：《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1980)、高鸿钧：《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2006)。
以上论点站在不同角度对于民意与司法的界限和尺度进行了把握，滋贺秀三夸大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黄宗智在纠正滋贺秀三观点的同时也陷入了狭隘的立场，将司法判决中援引的情理标准视为律例，张伟仁在反对“卡迪司法”指称时，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中国学者也大都不自觉地运用西方理性分析工具，对古代司法案例进行重复分析，过多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司法与民意的尺度，较少从主体间交往进行理性的分析。
(二)人民司法是中国革命群众路线的延伸：人民性占上风
民意又称民情、民愿，是指广大人民对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意见、愿望、情感的总称，而司法民意往往与司法民主、司法大众化联系在一起，是人民司法的体现，即“在宪政层面强调司法属于人民，司法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一国之内最广大的基本民众”。
⑤人民司法是为了防止法官滥用立法引发亵渎民意、损伤民心和败坏民情的民主法宝。
但由于诉讼两造通常都是人民，这种笼统的提法无助于具体纠纷的公正解决。
⑥对具体纠纷而言，人民司法就是指司法必须体恤社情民意，更进一步说，司法必须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共同生活观念，包括与特定案件相关的社会生活情景(情境)以及人民对司法的意见、愿望、情感(感受和认同)的总称。
它也与法律人性化的观念相一致，⑦民众不再是司法的对象，而成为了司法的主体。
晚
清以降，司法改革重在移植西方现代司法制度，民国时期的司法制度专门化取得了一定成效，除了获得少数法学家的肯定之外，却几乎遭到了大多数政治家和民众的指责。
与国民党时期司法改革的西方化不同，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司法政策中，人民群众的处理意见往往成为革命政权及其司法机关判决的重要依据。
1931年10月4日的《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规定：“革命法庭对案件的判决，必须征得当地群众同意，如果判决与群众意见不符，应提交上级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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