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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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农民工市民化近年来,乡村振兴和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乡村振兴是指通过加强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推动农村社会进步,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和农民全面进步的一系列综合性工作。
农民工市民化则是指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使他们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各项权益和利益。
下面将从不同角度分析乡村振兴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
一、乡村振兴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是为了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综合性工作,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乡村振兴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城市工作。
其次,乡村振兴可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吸引农民工回乡就业。
再次,乡村振兴可以鼓励农民工创业,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农民工市民化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市民化也对乡村振兴起到了促进作用。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与合作。
农民工通过市民化的过程,会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经验和技术带回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改善农村劳动力结构,促进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分配,使得乡村人口更加合理地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
再次,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三、乡村振兴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乡村振兴和农民工市民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乡村振兴需要农民工的参与和努力,只有农民工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建设中,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而农民工市民化也需要乡村振兴的支持和保障,只有通过乡村振兴,才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
四、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包括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等。
这些措施与农民工市民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提供更好的就业条件和生活环境,吸引农民工回乡就业。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大意义与行动路径作者:赵坤来源:《人民论坛》2024年第13期【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镇化【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同时,有助于扩大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等,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指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多方面利益调整,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让能进城愿进城的,更快更好融入城市。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1.5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大多数实现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向常住人口覆盖、供给水平不断提高。
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为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从供给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甚至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稳定劳动力供给、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从需求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巨大内需潜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重要支撑。
充分重视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广义的农民工还包括在农村内部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流入城市就业并生活,成为城市新市民和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不仅是农民职业上的转变,而且是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
生存职业市民化是指要实现职业方面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向首属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的转变;社会身份市民化是指要实现社会身份方面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自身素质市民化是指要实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意识行为市民化是指要实现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农民工变市民,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而是确保进城农民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农民工市民化,既与城市提供非农就业岗位能力有关,也与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财力有关。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又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
1、农民工市民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而统筹城乡就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前提。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化任务艰巨,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多且将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快速演变、就业结构加快调整等特殊的国情,应将城乡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发展战略,统一规划城乡就业,逐步缩小城乡就业差距,实现城镇与农村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被称为“农民工”,他们的迁移给城市带来了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为农村提供了一条增收的途径。
然而,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面临很多困难和不公,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这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内需扩大带来了一些影响。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扩大内需。
随着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也相应增加。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其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
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提高,对城市消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不仅带来了市场需求,也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力。
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土地、户口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
通过城市化,农村生产力得以转移,城市经济得到了有效补充和增长,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农民工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也推动了我国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升级,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政策的不完善。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农民工土地使用权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优惠,但是很多农民工并未真正享受到这些政策,很多城市仍然存在着“蓝绿卡”不平等的现象,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遭遇到很多困难和不公。
其次是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不足。
随着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的公共服务需求量也增加了,但是公共服务资源并未随之相应增加,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也限制了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国内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及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逐步成为了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农民工市民化亦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一、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历程与意义1.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与发展,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随之展开,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缓慢开始阶段(1978-199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迅速推进,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
据资料统计,仅1983-1988年期间,就有6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1]。
这一时期,农民工以就地转移为主,乡镇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
第二个阶段:迅速发展阶段(1992-2000)。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采取多方面措施对农村劳动力加以合理引导和调控,并提倡就地就近和小城镇间流动。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
据资料显示,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
[2]这一时期,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放开,以跨地区流动为主,出现了大量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现象,农民工流动范围扩大,跨省流动比重大幅上升,城市二、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
第三个阶段:稳步深入阶段(2001-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增收困难等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
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两个进程是基本同步进行,因而也是合二为一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
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因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这一新兴群体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未能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而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
从理论层面看,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是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
它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民工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城市中承担着建设和服务的重要角色,而他们的市民化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
一、市民化的概念与重要性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通过参与城市建设、融入城市文化等方式逐渐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和地位的过程。
市民化不仅涉及到个人的合法权益,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首先,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和产物。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房价上涨、环保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农民工的参与和回应。
只有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才能激发其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切身感受和责任感,从而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最后,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不仅符合城市建设的需求,也符合社会公平和人权的要求。
只有在不断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才能更好地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农民工市民化阻碍因素虽然市民化对于农民工、城市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首先,农民工的非户籍化问题是其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得合法的身份认可,这不仅使其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而且会阻碍其在城市中谋求发展。
其次,城乡差异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由于城乡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种种不公待遇和歧视,这也就加剧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难度,阻碍了其市民化进程。
同时,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文化水平也是其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据统计,我国约有70%的农民工只完成了初中或更低程度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水平远远满足不了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三、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与措施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社会各界走在一起,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措施。
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合法的身份认可。
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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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农村劳动力的
“候鸟型”转移模式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不
少人除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基本没有其他消费,消
费模式单一,消费水平低下。2007
年,农民工平均消费倾向仅为35.91% ,比同期城镇居民平
均消费倾向低40
多个百分点;农民工恩格尔系数平均达56.7%,大部分收入
被用作食品消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
)。如果农民工能在城镇定居落户,解除就业、养老、医
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他们不仅更有
消费意愿,而且消费模式也会逐渐向城镇居民靠拢,文化
娱乐、交通通讯、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将逐渐增
加。因此,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内需增长最强
劲的动力。
2.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拉动投资。城镇化有助于
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投资规模持续健康增
长。从非生产性投资看,农民工进城落户后,将在子女教
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衍生出大量公共服务需求,带动学
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同时,对城
镇住房尤其廉租房的需求将显著增加。非生产性投资作用
于社会事业,不仅可减少盲目上大项目造成的投资重复和
浪费,而且有利于培育数量稳定、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
为工业化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从生产性投资看,城
镇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产业将逐渐向中小城市扩
散和转移,带动中小城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发展,企业新建和扩建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也将大幅增
加。这类投资有利于减轻大城市的承载压力,推动形成合
理的产业分工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城
镇化过程中,人口和社会生产力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聚集,
带动城镇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造出
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这将吸引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很低的
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减少部门之间边际劳动生产率
的差别,从而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由
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民工不能与城镇职工平等享
受劳动权益保护和公共服务,其工资增长和地位提升还面
临制度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真正的城镇化,使
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待遇、劳动权益,并且
有机会通过教育、培训、升迁等途径向社会上层流动,依
靠职业、社会地位的改变带动收入增长。
4.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倒逼产业升级转型。长期
以来,由于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沿海地区形成了对
出口加工产业的路径依赖,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推
动农民工市民化将适度提升劳动力成本,有助于打破这种
发展惰性。一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快速发展会创造大
量就业岗位,逐渐改变劳动力买方市场格局,形成劳动力
供求均衡甚至卖方市场格局,推动劳动力价格上升。另一
方面,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后,企业将承担部分城镇化成
本。以社会保障为例,农民工落户城镇后,养老保险的企
业缴费比例将由12%
上升到 20% ,企业的社保支出将大大增加。用工成本提高
必然迫使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
量,向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
5.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农村
劳动力不完全转移将使农业处于兼业化经营状态,对农业
生产会产生消极影响。在中国部分地区,随着农户非农活
动增多,农地利用呈现粗放经营的趋势,耕地利用水平不
断降低。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并建立完善的农村土
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耕地资源就可以向专
业农户集中,从而改变农地经营细碎化的状况,提高农业
的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农民向城镇集中还能避免村
庄过度膨胀,有助于集约利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6.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随着新生
代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问题已经不
容忽视。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
)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 8487
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
向、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亦工亦农
向全职非农转变,从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从谋求生
存向追求平等转变。顺应这种新形势,只有加快推进农民
工市民化,才能促进城市社会融合,避免在城市造成新的
社会断裂。
目前,中国人均GDP 已经突破 4000
美元,按照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此时正处于矛盾集中爆发
期,如果经济不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社会问题不能得到
妥善处理,中国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要素投
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不断衰减,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要求日益紧迫,应当把城镇化
作为未来几十年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予以积
极推进。
(本文节选自《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
择和政策思路》,系农业部2010
年度重大调研课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的调研报告。课题主持人:张红宇;课题组成员:赵长
保、江文胜、张海阳、李娜、李伟毅、李冠佑、杨洁梅、
张红奎、张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