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余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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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分析1. 引言1.1 研究背景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本文将从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和地理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研究背景】1.2 研究目的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因素,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目的也在于挖掘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参考和方向。
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可以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支持,为建设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 正文2.1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向城市,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动力。
经济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使他们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大的城市融入的动力。
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便利的服务和更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了他们愿意留在城市的意愿。
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使农民工更容易获取城市户口,进一步推动了他们市民化的进程。
经济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动力,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
2.2 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发展。
城市户籍政策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城市户籍政策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变得困难和不稳定。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策略研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农民工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城市化压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是使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享受公共服务和权益,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
然而,农民工市民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
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首先,教育机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很多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
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学术发展,还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和社会地位。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入,建立更多优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公平的教育资源,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与城市孩子相当的教育机会。
其次,就业机会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低技能和低薪的劳动工作,很难获得稳定的就业和可持续的收入。
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更多高技能岗位和高薪就业机会,使农民工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
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建立公正的劳动市场秩序,减少劳动力的剥削现象,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提供更好的机会。
第三,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在面对疾病、退休等重大生活风险时,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支持。
为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福利和保障,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融入感。
此外,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机制也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策略之一。
当前,农民工往往面临用工风险、工资拖欠等问题,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加强对劳动合同的监管,严厉打击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建立农民工维权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权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各类问题,增强他们的社会信任和市民意识。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分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后,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会生活规律,获得城市居民地位和社会权利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经济因素1.1 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过城市就业,农民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促使他们逐渐适应城市生活。
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不仅带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也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2 收入水平农民工迁徙到城市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
城市的高薪岗位和比较稳定的收入,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
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够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从而适应城市生活。
1.3 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收入往往比在农村高出很多。
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谋求发展,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二、社会因素2.1 社会福利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完善,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多项福利保障,对于吸引和稳定农民工的市民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待遇,这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城市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和程度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和融合程度密切相关。
城市中的社会融入机制、社区建设、文化交流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如果农民工能够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和尊重,他们很可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
2.3 家庭和社会关系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关系对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
家庭的支持和鼓励能够激发农民工更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也能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好的条件。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分析及解决的对策与思考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
虽然农民工已经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但他们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符合自身利益的市民化难以实现。
本文将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思考。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户籍制度的限制。
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隔开来,给他们的市民化带来了困难。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如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
因此,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第一步是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
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之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较低,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失业保险等。
这导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此,完善和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举措。
另外,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之三是心理障碍和文化适应问题。
由于农村与城市的差异较大,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很多困难。
他们可能缺乏城市文化素养、交际能力,以及城市生活技能。
因此,提供农民工的培训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顺利适应城市生活,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举措。
最后,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之四是歧视和边缘化现象的存在。
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经常面临歧视和边缘化,他们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因此,打击农民工歧视现象,消除城乡差距,建立公正的社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针对以上制约因素,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思考:第一,加大户籍制度的力度,放宽农民工的落户条件。
对符合城市居住、工作条件的农民工,可以给予落户的机会,以便享受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第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待遇。
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工在老年和疾病等方面得到基本保障。
第三,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引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原因和影响,找到解决的途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良性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农民工是指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进入城市从事工业、建筑、服务等非农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据了城市中低端的职业市场。
然而,由于户籍限制、社会保障等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社会公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种种困难。
这些不仅妨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也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
农民工市民化原因: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不合理。
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使得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也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此外,城乡差距、文化素质、社会认同等因素也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对于城市和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的成功将提高城市的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不平衡和阻碍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公平现象和矛盾。
此外,农民工市民化的成功还将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途径:为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消除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不平等。
其次,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增加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援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此外,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结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原因和影响,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才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良性发展。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分析1. 引言1.1 研究背景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文化背景、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其市民化过程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由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和生活环境,他们在城市中往往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和限制。
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1.2 研究目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目的在于深入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进程的各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通过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目的,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问题,为推动其市民化进程提供重要参考。
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目的的分析,可以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提供科学依据,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
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因素,深入剖析其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可行性建议和政策保障。
1.3 研究意义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也日益受到重视。
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背后涉及着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通过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旨在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高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
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和问题1.1 农民工数量增加但就业结构相对单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但主要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低技能的工作,就业结构相对单一,缺乏技能和经验。
1.2 区域差异明显。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不均衡,农民工就业机会集中在大城市,而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1.3 薪酬待遇不平等。
农民工在大城市中的薪酬待遇相对较高,而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则较低,且存在拖欠工资等问题。
1.4 就业环境不稳定。
由于农民工多以临时工身份工作,就业环境不稳定,没有稳定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
二、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2.2 教育和技能不足。
农民工多为低教育和低技能人群,缺乏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限制了他们的就业发展。
2.3 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
农民工在就业中面临拖欠工资、工伤保险等问题,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降低了他们的就业积极性和稳定性。
3.1 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投入,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和竞争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3.2 推进城乡协同发展。
加强京津冀地区城乡协同发展,提高农村和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工就近就业,缩小城乡差距。
3.3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对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的惩治,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4 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投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增强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和归属感。
4.1 农民工就业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关系到地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是推动农村和城镇发展的重要动力。
4.2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和维护。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研究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农民工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农民工作为农村转移人口的一部分,到城市就业以谋生计,在城市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境与挑战。
本文将从农民工就业的现状、问题原因以及对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目前,农民工就业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就业机会不稳定。
农民工多从事临时工、短期工等不稳定就业岗位,没有合法的社会保障与权益保护。
收入水平偏低。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很难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
农民工的技能短缺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由于长期在城市从事简单劳动,农民工缺乏所需的技术与技能,影响了他们在人才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制约与政策支持不足。
一方面,市场机制制约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目前,农民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行业的需求量逐渐减少,导致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减少。
政策支持不足也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着种种限制,如户籍制度限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这些政策限制使得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限制了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应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工向更高技能、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
通过引导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与知识水平,使其具备更多的就业机会。
应推动城乡融合,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与权益保护。
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
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应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支持。
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农民工在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鼓励他们在城市就业发展。
农民工就业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城乡融合以及完善政策支持,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实现农民工的可持续发展。
也可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研究1.引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愈发引人关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如在制度、保障、素质等方面存在不足。
对于京津冀地区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实现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农民工问题的现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少,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成为农民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形成了2亿多的农民工群体。
京津冀地区农民工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尽管农民工就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凸显。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在城市没有户口,因此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这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身处不稳定状态。
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素质不足。
因长期从事农村生产工作,农民工往往缺乏职业技能和现代化素质,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生活,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城市户籍、用工单位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3.影响农民工就业发展的因素京津冀地区农民工就业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
制度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户籍限制、城乡二元制度、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均制约着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社会地位。
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不断加大,一些地区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较大,导致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
社会因素也对京津冀地区农民工就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中常常感到不适应,社会融入度不高。
4.解决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的对策为了解决京津冀地区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对策措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推行的一项重要战略,旨在加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三地间的经济协作和资源共享,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从农民工在京津冀地区的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区域之一,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前往就业。
据统计,京津冀地区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000万人。
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制造、服务业等低技能劳动,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也不容忽视。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缺乏稳定的就业、低工资待遇和工时超长等原因,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问题亟待改善。
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较低,难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求。
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问题也需要关注。
一些用工单位存在欠薪、拖欠工资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农民工就业发展。
加强职业培训工作。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供相关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保障其基本权益。
建立劳动监察机构,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确保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问题得到解决。
还可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创业指导、贷款支持等方面的帮助,鼓励他们在家乡发展经济,解决其就业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农民工就业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为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政府应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同时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标签:农民工;市民化;角色转变1 引言从改革开放逐步破除乡城之间人口流动限制以来,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已不再是简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而是一方面在外部创造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辜胜阻、李华、易善策,2010);另一方面在内部通过劳动力与非人力资源的恰当结合,增进效率,改变经济发展格局,优化产业结构(伍晓鹰,1986)。
目前,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文献丰富,综合起来,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进程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对文献加以分类和梳理,以供研究人员参考。
2 对相关文献的回顾2.1 影响因素分析市民化本应是与工业化同步出现和完成的现象。
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为保障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完成,中央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的资源分配模式。
同这一发展模式相适应,我们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采取了严厉的人为限制,以压低农业劳动成本,保证工业积累的完成(伍晓鹰,1986)。
这一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借助工业革命,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迅速被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完成市民化,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类似的人口流动过程,我国农民工只实现了“半市民化”(陈丰,2007)。
农村人口在城市的非农化只是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而不是农民到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变。
在这种半市民化的情况下,农民工“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只发挥了增进效率、改变经济格局的作用,故应当给予农民工市民身份进一步发挥创造需求、拉动国内消费的作用(蔡昉,2010)。
本部分将沿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四个环节综述其影响因素。
(1)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
可从入职和工作两个环节来分析影响因素。
入职前影响因素有制度因素和个人社会资本。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不能进入由城市职工构成的首属劳动力市场,大部分在非正规,低收入、低福利,高度不稳定“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李小贞、栾明梅,2009)。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摘要: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占据着某一空间,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城市空间生活,努力挤进城市人的空间,也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特殊群体的特有空间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则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主体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效仿城市生活中人的行为,企图转变自己的观念,演变为城市空间的行为体,成为“城市人”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占据着某一空间,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城市空间生活,努力挤进城市人的空间,也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特殊群体的特有空间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这个过程也存在很多问题,市民化的路程还很艰难。
本文从戈特迪纳的社会空间视角理论出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婚姻挤压现象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建构空间维持“虚假城市人”身份继续城市生活,并试图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解决进行一定的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空间视角1 研究背景戈特迪纳的社会空间视角理论认为空间不仅是容器,也是影响人的行为的有意义的客体,一方面,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的空间中活动,不断的进行调试;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创造或者改变空间,以满足或者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希望,即社会空间视角理论是关于人与空间相互相互影响的理论。
随着改革开饭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随之出现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引起了国家和社会还有学者的广泛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工作、学习、婚姻、行为表现等方面出现了被“城市人”挤压或者无法与城市的生活相融合的现象,城市化并未将达到“人的城市化”的目标。
这对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还有社会的公平产生了深刻的意义。
所以,如何有效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刻反思的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城市务工农民[1]。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分析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往往因为户口限制、社会保障不完善等诸多因素而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首先从硬件条件方面来分析。
硬件条件指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包括居住、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
农民工迁往城市后,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居住条件。
由于城市中房价居高不下,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中村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这导致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比较艰苦。
城市医疗资源有限,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成为限制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因素。
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难以进入城市优质学校,使得他们的子女教育机会大大减少,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的成长和发展。
就业方面,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低技能、低薪酬的工作,这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其次从软件条件方面来分析。
软件条件包括政策保障、社会认同、心理适应等方面。
政策保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
当地政府应该为农民工提供相关的政策扶持,在居住、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给予补贴和支持。
社会认同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
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和尊重程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速度和程度。
心理适应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挑战。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会遭遇到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因此他们需要一定的心理适应期和心理辅导。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两个方面。
针对这些因素,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和程度。
在硬件条件方面,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居住、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水平。
应该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软件条件方面,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政策保障,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逐渐融入城市社会,享受同等的社会资源和权益,获得城市市民身份的过程。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法律政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个人素质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进入城市主要是为了谋求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如果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和薪酬条件相对较好,能够满足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将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也会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影响。
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相对容易使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
法律政策因素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政策支持力度的直接作用下,农民工获得市民待遇的机会将会得到提升。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保障力度,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为他们在城市落户提供便利条件。
这包括放宽户籍制度限制、改革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保护力度等。
社会文化因素也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期望和认可程度、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以及城市文化对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都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如果城市社会能够尊重和包容农民工的存在,市民化的过程将更为顺利。
个人素质因素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个人素质包括教育水平、职业技能、适应能力、创新意识等。
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对他们在城市融入和发展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教育和技能,具备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并有不断学习和进步的意识,融入城市的机会将更大。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很多,经济、法律政策、社会文化和个人素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需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农民工素质和能力,促进城市社会的包容性和城市文化的多元化。
只有综合施策,才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
Vol.9No.52012年5月第9卷第5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May.2012一、前言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学界、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工”一词正式进入了国家政策文件,获得了政策层面上的认可,“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参见:1991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令第87号:《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一章第二条)目前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亿,这一批人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了巨大贡献,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贡献已经有结论性的共识,同时也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经济生活水平偏低等多方面问题。
进入21世纪,在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多的大背景下,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不均衡,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凸显出现,成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二、文献回顾国内最早提出农民市民化的是黄祖辉等学者,1989年他们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一文中提到这一概念。
但此后研究几乎空白,形成1989、1994、1999年3个断点,从2001年开始,文献资料才逐年增多。
最近几年学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讨论较为热烈,笔者将其归纳为身份认同、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和整体市民化程度三个视角,并且这三个视角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自我认同影响社会融合水平,社会融合水平又是整体市民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从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倾向就成为市民化程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对身份认同进行操作化时,有的学者采用的是“您现在不务农了是否还觉得自己是农民”(彭远春,2007;王春光,2001),有的学者则采用的是“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来衡量(任远、乔楠,2010,人口研究)。
这两个典型问题也体现了身份认同的两个向度。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任远、邬民乐,2006)。
社会融合建立在对自我身份的正确认知之上,其融合程度又影响市民化程度。
张文宏等人指出,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应该包括四个部分: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
面对城市化研究社会整合层面上的不足,王春光提出“半城市化”概念(王春光,2006)。
任远等人则认为现有多数研究将社会融合看作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忽略了对流动人口感知到的城市的研究(任远、乔楠,2010)。
整体市民化程度研究视角也是本文所采用的一个视角,目前已有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市民化,这就包含了失地农民市民化、政策性移民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等多个群体,专门研究农民工整体市民化的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笔者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首先是缺少整体性视角,更多地停留在个体心理层面,未能从宏观程度把握,更不能以量化的形式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显示出来;其次在研究中探寻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时,大多数还是分散的、孤立的因素列举,像提到人力资本就是简单的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就是有没有城市居民朋友等,缺少系统性因素研究(其实象人力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测量系统);最后,在前面两个不足基础上的实证定量研究,就会因为因变量的测量尺度太低和重要自变量的纳入不足,导致模型解释力不够。
三、主要概念和研究假设(一)主要概念关于农民工的认识虽已有共识,却还没有一个严格确切的定义,由于在当下话语背景中对这一名词所包含的贬义色彩,更是有很多学者呼吁取消这一称呼。
本文为了将农民工群体和“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等群体区分开来,将其定义为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
这是一个广义的农民工概念,既包括了跨越本县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包括在本县务工经商的农村户籍人员和保留农村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
市民化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也是学者讨论的热点。
参考有关学者的市民化观点,结合农民工的特殊状态,笔者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居住、生活并融入城市,脱离农民的职业和身份,真正实现从外在资格和内在素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结果。
因为农民工市民化要经过几个阶段:职业非农化、居住城镇化、生活城市化,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存在差异。
(二)主要研究假设1.人力资本假设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余京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四川成都610072)摘要:本文以2009年九城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假设,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均有促进作用,并且探讨了每项资本的具体影响因素。
因此,加快建设人力资本、培育再生性社会资本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先由舒尔茨系统提出。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通过投资于教育、培训、健康等方面而形成的体现于人身上的“非物质资本”。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人力资本同样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张文宏、雷开春,2008;叶鹏飞,2011;任远、乔楠,2010)。
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大多数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或者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经济收入低缺乏保障和福利,甚至和城市市民连基本的“同工同酬”都无法实现。
而且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更加容易转向所在城市,受到的文化冲击和心理不适程度要低一些。
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1:技术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2:学历培训次数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3:技术培训的效果越好,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4:学历培训的效果越好,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5:打算自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高于没有此打算的农民工假设1.6:通过培训获得的结业证书越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1.7: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2.社会资本假设社会资本自提出以来就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被很多学科甚至国际组织拿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林南曾给出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社会资本就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在农民工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中,社会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关系”主导的社会,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除了原有的“本土性社会资本”,更重要的就是建立基于所在城市的“再生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影响的就是心理状态和身份认同,社会网络中缺少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很难对所在城市产生认同,进而没有定居意愿,也就谈不上市民化了。
因此笔者假设:假设2: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2.1:本土性社会资本的接触性频率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2.2:再生性社会资本的接触性频率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2.3:本土性社会资本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2.4:再生性社会资本的帮助程度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假设2.5: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市民化程度越高四、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进研究员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政策范式的视角》的调研数据,样本按照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西部地区共选取九个城区。
调查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间进行,总共发放问卷845份,回收739份,回收率为84.26%。
(二)变量及其测量1.因变量:市民化程度得分本文的市民化程度测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生活能力、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
针对这三个部分,设计一个得分量表,包含二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五个程度由高到低的选项,分别赋值1分到5分,然后将这二十个问题的得分累加在一起,满分为100分。
2.自变量:(1)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教育程度、技术培训次、学历培训次数、技术培训效果、学历培训效果、是否打算自费参加培训、有无培训证书。
(2)社会资本因素纳入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再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本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社会网络规模。
(3)控制变量在设置模型时,根据已有的研究综合考虑,本文将性别、婚否、是否党员、当前工作的月收入、农民工代际(按照出生年月,将1986年之前的农民工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6年之后的农民工界定为第二代农民工)和目前的工作职务纳入进来。
五、统计结果与分析(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在设置的人力资本模型中,除控制变量外,加进去的都是人力资本因素。
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假设1得到了证实。
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技术培训效果”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66,受教育程度中“大专”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2.016、“大学本科及以上”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3.433。
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25.95%。
我们可以认为,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越高。
但是在全部的人力资本因素中,只有技术培训效果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是通过了统计检验的,其他的人力资本因素均不显著,假设1.3和假设1.7得到了证实。
其中受教育程度因素,也只有大专以上水平和未受教育相比,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明显的影响,可见只有当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至少要大专以上)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技术培训次数、学历培训次数、技术培训效果和学历培训效果本来是四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指标,但是只有技术培训效果对市民化程度起到了作用。
笔者认为,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接受技术培训是当前增强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能够自觉进行学历培训的毕竟只是少数,囿于学历培训人数太少,所以设计的两个指标就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同时,技术培训虽然次数总体上比较多,但如果流于形式的话,对农民工的生存或者市民化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农民工自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模型中不是技术培训的次数而是技术培训的效果呈现出很高的影响。
应该说培训证书对农民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进而使得其较为容易在城市中生存并接受市民化,但变量却是不显著的,笔者认为这主要和农民工获得证书的渠道太少有关,当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很难再去获得证书或者想过要去考取证书。
(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社会资本模型主要分析的是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纳入的五个变量,只有本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下转第35页)(上接第17页)度的作用方向为负(但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027,“本土性社会资本接触频率”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53,“再生性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437,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2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