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演化的经济机理

沈阳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国川;刘春涛【摘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是在多种机制作用制衡下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不同属性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变在不同作用机制下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以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沈阳为研究对象，从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顺序出发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历程，重现在城市地位、区域职能、经济发展等“城市内涵”变化过程中城市结构的“外在表象”演变过程。

通过不同阶段空间演变特征识别，划分“单中心”外衍时期、“功能板块”拼接时期、“圈层放射”拓展时期3个历史阶段。

根据分析，将沈阳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归纳为自然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决策者因素三大因素，并基于此预测沈阳城市空间结构的未来演变方向和最终城市结构。

%The city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s a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mechanisms , and cities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ity spatial structure formations and evolutions under these multiple mechanisms .Taking Shenyang ,the northeast regional center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perspect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ity spatial structure ,reappear the process via the anal‐ysis on city status ,regional fun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t the evolvement of city structure into three stages called“single center”period、“multiple blocks”period and “circleradiation”perio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Shenyang city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 is summarized as natural factors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decision factors .We further forecast the city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final spatial structure of Shenyang .【期刊名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6页(P572-577)【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作用机制;沈阳【作者】国川;刘春涛【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辽宁沈阳 1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02;F129.9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城市战略规划中对城市发展拓展方向判断的重要研究内容，其合理性和演变方向决定城市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综合竞争实力[1].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有节点、地图、通道、网络以及环与环等五大构成要素，具有人口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本流五种流态[2].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历史演变和形成机制出发，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不同学科视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3-7].今天的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自建制以来，沈阳从一座军事城堡演变成长为国际型大都市，其城市空间结构在城市功能的演替交互中形成、发展、演变.1.1 古代沈阳城市结构演变：“单中心”外衍时期(1840年以前)古代沈阳城市建设一直带有军事色彩.由于位于关内外的交通要道，沈阳在为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战争中确立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周代以前这里隶属营州，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为了修建长城，在今沈阳故宫附近建设军事城堡“斥侯所”，在此基础上，西汉时期沈阳发展为具有城市轮廓的军事重镇，称为“侯城”，外围建设土墙，形成普遍认为的沈阳城市结构最早的雏形——方形城郭.唐代改称“侯城”为“沈州”.金末，沈州毁于金元混战之中，元太祖攻占沈州，沿用“沈州”之名.元代重建土城，改“沈州”为“沈阳路”.从汉“侯城”到元“沈阳路”，城市内部的空间架构演变为由夯土城墙与城内十字大街两大元素构成的“田”字形结构. 明代改“沈阳路”为“沈阳中卫”，其军事、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经济地位却有很大提升.繁荣的农业生产以及马市交易和交通的发展使其成为重要的补给地和物资集散地，形成辽东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基本保持不变，但城墙由土墙改为砖墙，城市骨架仍旧沿用“田”字结构.清太祖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城内着手修建皇宫(今沈阳故宫)，称“盛京”，采用《周礼·考工记》所记述的建城规制，使之具有较完整的都城格局，并形成宫城一体的空间布局模式.城市结构呈现“回”字形，内部道路呈“井”字形结构.清朝迁都北京后，政治地位下降使经济逐步处于主导地位，内方城、外圆郭的形制得以延续(表1，图1).1.2 近代沈阳城市结构演变：“功能板块”拼接时期(1840—1949年) 1840—1898年，城市基于原有的老城发展，基本保持传统的城方郭圆城市格局.至清朝末年，以沈阳故宫为中心的城区面积达14 km2，外围仅零星散布少量受国外文化影响的建筑.1898年以后，随着南满铁路与附属地的建设(1903年由沙俄转让给日本)，原有城郭西侧出现另一个城市空间拓展板块，逐步成为空间上与旧城分离的新城区.城市也因此出现向西发展趋势.新城区是在外部势力作用下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形成的，具备一定的交通和物资流通作用.1905年以后，附属地与南满铁路间建设商埠地，城市空间呈现哑铃状形态，城市职能也因此增加区域商贸中心的属性.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的首府.沈阳民族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城市新板块的激增，城市发展出现新的方向.向北形成惠工工业区和东北大学及其附属工厂等板块；向东形成奉海市场和大东新市区等板块；向西形成冯墉大学等板块.但整体上看，城市空间拓展呈现东西线性.1931年后，沈阳在日本《奉天都邑计划》的指导下，以“铁西工业区”为主体，城市的工业职能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工业中心城市的定位使城市的空间形态得以变化：清时期的盛京城、沈阳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大东工业区、铁西工业区等城市功能共同组成板块拼贴式的城市空间格局，奠定了现代沈阳城市发展的基础.其发展受铁路拉动作用明显，尤其是沈阳满铁附属地及大东、铁西2个工业区得发展，因此城市增长的带型空间仍在强化.1941年以后，沈阳的城市建设基本停滞(表2).1.3 现代沈阳城市结构演变：“圈层放射”拓展时期(1949—至今)1949年建国以后，沈阳成为我国的重工业中心.市政府于1952年开始编制《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指导城市建设.在保留已形成的铁西、大东两个工业区的基础上，在市区北部和东北部新辟陵北和沈海两个工业区，同时南湖和北陵形成两个相对集中的文教区.在苏联的援助建设下，建设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四零一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沈阳电缆厂、沈阳变压器厂，新的产业空间沿铁路线填充式发展.“文革”期间，城市发展无序蔓延，盲目扩张，主要拓展方向为西部.1978—1996年，在短缺经济的背景影响下，国家重新进入轻工业时代，作为重工业城市的沈阳衰落下去，但城市建设得到空前重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沈阳市政府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并于1987年重新修订.这一时期内城市持续对传统工业区进行改造，张士、南湖等开发区开始建设.一环的形成，奠定了沈阳单中心圈层结构的雏形，而城市跨河发展的布局调整则由机场、浑南高新区的建设启动.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转让.与此同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于1996年编制完成，城市发展开始强调对中心城区和外围副城(现多称为新城)的建设.1995年建成的三环高速迅速拉大城市建设框架，城市建设进一步呈圈层式蔓延趋势，房地产投资逐步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动力.2003年中央确定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沈阳市启动铁西工业区更新改造、北部大学城建设、东部汽车城建设，启动并建成四环路，并进一步带动城市跨越浑河发展，沈抚新城、蒲河新城、佟沟新城、胡台新城等城市空间开发迅速.目前，以主城为核心、新城为组团的城市格局正在形成，环型放射状的中心城区空间拓展也已成趋势.2.1 自然因素沈阳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因素、水文因素.地形是对城市空间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之一.沈阳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平原城市特点，即城市空间扩张基本不受山体地形等因素的阻隔，在水平方向上容易形成均质蔓延的空间状态，这也使得沈阳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水文因素则表现在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作用，比如浑河由于其交通限制、洪水灾害、风水因素等影响[9]，在古代、近代，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一直是城市南部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2.2 经济发展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带来了实际收入水平和城市建设投资的增加，促使城市空间的加速扩展，进而使城市空间形态发生改变[10].古代的沈阳作为皇城，经济的发展对其形态的推动作用微弱.近代外国资本主义控制沈阳的经济命脉，封建经济逐渐解体.“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工业初步发展，后期日伪为强化其统治，建立了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由于大工业形成一般需要大面积的用地，无法在老城内狭小的空间得以安排，因此迫使其向外围发展，使城市形态呈现出板块状形态，进而向环形转化[11].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的统一布局下，沈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功能分区日趋明朗，以沈阳的铁西区为代表的城市工业区迅速发展[12]，并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空间增长的主要动力.沈阳市城市空间迅速扩展，地域的建设扩展了沈阳市城区面积，新区与原来老城区彻底联结为一个整体，奠定了沈阳市空间形态框架.近现代数据统计显示，GDP的增长情况与建成区增长速率、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空间拓展.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本身是理性的，不是所有的城市空间拓展都能够代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如“文革”期间的城市拓展就是盲目和超速的，带来的却是城镇化水平的降低(表3).2.3 决策者因素2.3.1 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行政区划上的调整有时会促使城市空间呈现大的跨越性发展与变化，有时又会限制和阻碍城市空间的扩张.沈阳城市历史上都经历过多次影响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伪满时期，沈阳设奉天市，隶属奉天省.但这一时期沈阳行政区划的调整主要为日本所利用来打破中国东北原有行政界限，实施殖民统治.殖民者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满足殖民城市功能的需要为目的划分管理片区，奠定了城市分区的基本格局[13].建国后，沈阳又经历两次重要行政区划调整，一是建国初期(1952—1954)沈阳被列为中央直辖市.这次行政区划调整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国家为东北工业化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沈阳在这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受益匪浅，城市产业得到飞速发展，沈阳的机械制造、军工项目、全国性的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等都是在此时确立的[14].城市空间也呈现跨越性拓展，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迅速，新建工人村、工业区，城市朝东南西北4个方向扩张；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沈阳被列为计划单列市.此次行政区划调整首先在城市辖区上有所放大，以前的市辖县基本上改为市区和县级市，为城市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也为开发区建设留有一定的余地，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都在这一时期成立[15].2.3.2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环境塑造的手段，作为政府的空间政策是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以保证城市建设的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规划对城市开发的控制和引导都是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促进和对空间结构的优化.尽管不是所有的规划都能付诸实施，但大多数规划的结构意图还是得到体现的[16].从清末至伪满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城市规划，均对城市空间结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在1931 年前沈阳在沙俄和日伪统治下城市规划多以火车站为中心，干道与方格形道路网构建城市格局.1932 年《奉天都邑计划》后，日本对统治下的沈阳城市的规划开始侧重于区域城市功能的组合与协作上，将沈阳建成为工业中心，城市形态随之发生改变：新工业区的建立与原附属地内功能区的调整使城市形态出现了由原来的附属地与老城区分离的板块状向环形的变化.1956年城市总体规划则侧重于城市经济与建设的恢复，另外，也对伪满时期城市性质与功能上的缺陷进行了纠正，沿东南西北4个方向扩建与改造城市，此后一直到“九五”时期，沈阳呈现这种圈层扩展的模式.1978年《城市总体规划总规》确定城市发展采取严格控制城市规模，调整工业布局、加强工业城镇建设，调整住宅布局，全面改造旧区的方针.1987年对该版规划进行了修编，首次提出城市跨过浑河向南发展，进一步明确城镇网络化布局结构.2000年国务院批准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年)》确定了“疏散旧城、建设新区”的理念，通过建立中心城区“分散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引导核心区内的企业和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外围疏散以及调整城市用地结构(表4).2.3.2 交通建设交通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优越的交通条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够刺激城市空间结构的迅速成长；而恶劣的区域交通条件也完全可以使城市发展停滞下来，甚至出现“倒退”[17].沈阳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始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贯通，中东铁路的修建为身处内陆的沈阳建立起了更为便利的对外通道，刺激了这些地区资本和社会资源的聚集，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外在推动力.审视沈阳市交通方式与城市拓展的发展历史，建国以后，从总体上讲沈阳市的交通方式革新速度相对较慢，交通方式的革新总是由城市规模扩大驱动所致，落后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没有起到对城市形态的引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二环路的修建对城市中心区进行了整合，同时带动了二、三环之间的发展，城市的圈层式扩张日益明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公共交通在市民出行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三环与对外出口路的建设奠定了沈阳环状放射结构的发展趋势，而四环路、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则有效拉动外围新城建设(表5).从历史的演变看，历次沈阳城市职能的升级，都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和优化，在空间量变的过程中实现城市职能的质变.在此过程中，决策者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自然、经济等客观因素仍不能忽视.《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沈阳城市发展目标，要在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生态宜居之都的基础上，进而率先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正如其他区域城市在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辐射力与竞争力，沈阳也在不断做大城市规模.做大城市规模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如前文所述，沈阳城市空间形态历经“单中心”“板块拼接”“圈层放射”等发展阶段；按照目前城市的生长惯性，未来沈阳极有可能仍将沿用圈层结构向外蔓延.国家中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也极有可能是区域发展主要矛盾所在，如东京的交通堵塞问题、伦敦的环境污染问题、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等等.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后发优势在于，可在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提前做出预判，并通过合理的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管制解决即将面临的城市问题.如果说“内核聚拢、组团发展”是近期沈阳城市形态的最佳选择，那么可以认为，“轴向生长、多环多楔”的大都市空间形态将是沈阳在国家中心城市框架下的最终形态.其中，“轴向生长”是指由城市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串联中心城区与外部组团，在枝状有机生长的机制下，形成放射状都市形态.这种形态既能够满足组团发展进一步扩大的需求，又能满足组团与中心城区“流”的需求.“多环多楔”是指利用多层次环路区分城市圈层，促进同圈层内组团间交流；利用发展轴之间的农田林地等生态用地建立城市绿楔，严格执行空间管制措施，严控城市规模.【相关文献】[1] 吴志强,史舸.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的空间拓展方向分析方法[J].城市规划学刊，2006(1)：69-74.[2] 顾朝林,甄峰,张京祥.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19-20.[3] 吴启焰,任东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地域结构演变与持续发展研究——以南京都市区为例[J].地理科学,1999,19(2):108-113.[4] 张庭伟.1990 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1，25(7):7-14.[5] 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展的经济学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5,29(4):56-60.[6] 殷洁.基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初探[J].人文地理，2005(3):59-61.[7] 冯健，周一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3):304-315.[8] 沈阳市人民政府.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报审稿)[R].2011.[9] 熊国平.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5:1-2.[10] 王晓琦.东北四大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比较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34-39.[11] 于长英.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2(1)：110-114.[12] 吕芳.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3(4):507-509.[13] 刘泉.近代东北城市规划之空间形态研究——以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为例[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8:33-37.[14] 周一星,孟延春.沈阳的郊区化—兼论中西方郊区化的比较[J].地理学报，1997，52(4):289-299.[15] 吴晓青,胡远满,贺红士,等.沈阳市城镇扩展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J].应用生态学报，2007,18(10):2282-2288.[16] 何流,崔功豪.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特征与机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0(6):56-60.[17] 刘威.沈阳市快速轨道交通与用地关系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7:23-27.。

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理研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城市化规模也相当巨大。

然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压力下，中国的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这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城市的收缩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理，并提出一些对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建议。

一、中国城市收缩的现状和影响中国的城市收缩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边界缩小、城市土地利用率下降等。

这种趋势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加剧，城市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许多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已开始减少，人口迁移和投资减少是导致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

2.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方向转型，这种转型的影响也会体现在城市的收缩上。

许多工业城市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人口迁移和就业机会流失的情况，导致城市收缩现象的发生。

3.城市化进程趋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逐渐趋缓，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也减缓。

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收缩和城市再生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双重挑战。

城市收缩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城市收缩会导致城市财政收入减少、城市社会服务水平下降等问题，这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城市收缩还会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这也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中国城市收缩需要借助严谨的时空分析方法才能更好地描述。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城市的收缩时空演变。

1.时间维度中国的城市收缩从19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速度逐渐减缓。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城市收缩现象加剧，城市人口逐渐减少，城市边界逐渐缩小，城市土地利用率逐渐降低。

2.空间维度中国的城市收缩空间演变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地区和城市边界的变化，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率的变化。

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机理共3篇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机理1城乡过渡带是城市与农村交界处的缓冲区，却也是城乡结合部、国家转型带和重要经济增长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过渡带的社会经济空间演化也在日益明显，无论是城市扩张、乡村振兴还是工业转移，都对城乡过渡带造成了影响。

在城乡过渡带的社会经济空间演化中，有一些特征和机理值得关注。

一、城市扩张对城乡过渡带的影响城市扩张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会不断向周边扩张并在城乡过渡带建立城市的分支区域，这些分支区域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城市扩张可以为城乡过渡带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会使农地不断减少，甚至被城市所吞并。

因此，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需要控制和平衡城市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为城市经济和乡村振兴创造更多的机会。

二、乡村振兴对城乡过渡带的影响一直以来，乡村振兴都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

在城乡过渡带发展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乡村振兴对城乡过渡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转型、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

通过农业转型，从传统的简单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可以为城乡过渡带带来更多的就业和经济机会。

同时，加强农村产业升级，增加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也有助于提高城乡过渡带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该根据城乡过渡带的实际情况，制定与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城乡过渡带的经济潜力。

三、工业转移对城乡过渡带的影响随着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本地区非中心城市或城乡过渡区逐渐成为工业转移的热点区域之一。

工业转移对城乡过渡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结构升级、环境保护和人口流动等方面。

一方面，为了避免过度污染和环境恶化，需要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保护城乡过渡带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工业转移有助于加强城乡过渡带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都市圈城市蔓延：基于经济学模型的演化性分析摘要：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日已呈现出蔓延现象。

蔓延现象由多种因素推动形成，用城市经济学观点建立动态模型，分析都市圈城市蔓延的演化复杂性，辨析出都市圈城市蔓延的经济学因素，研究了都市圈蔓延过程的异速生长特性。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metropolis has become sprawl. this phenomenon is driven by a variety of factors.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dynamic model with the urban economics perspective，analyzes the complexity of urban sprawl in metropolitan area， discriminates the economics factors and studies the allometric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rawl.关键词：都市圈；城市蔓延；演化；异速生长key words： metropolitan；urban sprawl；evolution；allometry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3-0015-020 引言城市蔓延是一种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在空间形态上出现大量浪费资源的现象。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该都市圈呈现核心城市高度规模集聚态势，自2005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城市规模处于无序发展中。

京津与河北省各地级市的城乡结合部对核心城区在社会服务和就业等方面的依赖持续加深，区划过多，投资分散。

同时，京津两市极化效应强烈而渗透效应不足，城市蔓延现象凸显。

大都市职住分离的演化机理与改善对策作者：周伟林来源：《上海城市管理》2013年第03期导读：由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大城市进而都市圈的形成可以创造出丰富、多选的就业机会，这正是大城市具备更大吸引力的魅力所在。

而人口扩张与就业扩张的不一致，使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距离持续拉大，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

虽然目前尚无一个规划模式实现理想中的“职住平衡”，但诸如混合居住、产住一体、优化交通等策略，应该是当下的改善良策。

目前，中国的城市正处在市场转型和快速空间重构过程之中。

由于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城市内部的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伴随着郊区化或者新城建设产生的就业与居住的非对称，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加，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现象成了大城市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引发了城市以地价为基础的城市用地功能置换，而住房市场的发展，又使城市居民的居住迁移率和住房消费的市场化率都不断提高，进一步推进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工具的机动化，加速了就业-居住空间的分离。

另一方面，政府对新城（如工业园区、居住区）的规划和投资，以及政策性住房的大批建设，也带来就业-居住在空间上的分离。

本文主旨是探讨大城市职住分离的机制、体制原因以及可行的改进办法。

第一部分基于就业与居住的关系，讨论大城市空间演化的经济机制；第二部分讨论体制因素对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最后部分提出实现职住平衡的完善之策。

一、大城市空间演化机制的理论解释国外最早对职住分离现象的关注，是基于对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大规模郊区化和城市空间重构的大背景，其中由Kain[1]发表的一篇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文章，引起西方学者针对一些大城市的职住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讨论，其中主要涉及空间不匹配、[2]职住平衡[3]和过度通勤[4]等方面。

（一）城市土地模式的演化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与此有关的是对城市土地模式的演化——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