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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９－０４－１０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１７ＢＪＬ０４６）支持作者简介：关海玲（１９７２－），女，山西隰县人，太原科技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管理、产业经济学。
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关海玲（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２４）摘要：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的瓶颈制约也越来越突出。
如何使环境规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集聚的发展成为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文章从“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计划，从理论和数据经验两方面研究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Ｕ”型影响，当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借此提出促进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助力经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９）０７－００４３－１0一、引言改革开放历经４１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多年持续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若干结构性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之一体现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力。
十九大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充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因此，针对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国家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了新的内涵。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是完全用新兴产业代替传统产业，也不能完全用第三产业取代第一、第二产业，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以产业集聚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从“三高一低”转向“三低一高”[１]。
【经管新视野】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０５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规模借用驱动的中国都市圈多重循环网络与治理优化研究”（项目编号：42171174）作者简介：黄伟杰（1995-），台湾彰化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城市管理研究。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实证分析黄伟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摘要：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层面关注的重要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微观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研究方法，考察“两控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1）“两控区”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主要存在于中高分位数的企业，而抑制效应存在于低分位数的企业。
（2）通过RIF 无条件回归的分解结果发现，在各分位点均存在环境规制推动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效应，但是由于结构效应无法有效发挥正向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倒逼效应。
（3）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在城市政策执行程度高、污染密集型行业及国有企业的中高分位数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结论依然成立。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控区”政策；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Ｘ３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3）0７－００７６－0７ 一、引言为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层面关注的重要问题。
为了构建适应中国产业绿色转型的环境政策支撑体系，中国出台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一般而言，环境管制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导向型。
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已经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了“标准控制-排污收费-排污权市场交易-环境标志”的环境政策执行工具体系[1]。
摘要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亦是环境保护的敏感区，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文回顾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力求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一种联动互利机制，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不同规制政策和强度对其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基于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网络-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阶段效率进行测算，SBM DEA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界定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并构建理论研究。
运用文献查阅法和规范分析法，总结前人研究的基本观点，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的脉络机理，提出“波特假说”等理论基础，提出本领域研究的不足和本文研究的突破口。
其次，基于理论机制视角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直接的关系。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的比较。
此外，对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进行类型划分，揭示规制政策的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差异，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发挥作用的条件、途径及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效果差异。
再次，环境规制强度及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的测度及评价。
合理测度和评价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是进行定量化研究的基础。
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及评价，寻找能够直接表征或间接替代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指标。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的测度及评价，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研究准确界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概念，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将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商业化阶段，从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个维度构-测量长江经济带工业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BM NDEA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水平和两阶段效率水平。
2.2.1.2环境规制的内涵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对厂商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具体包括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保护。
工业污染防治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
与过去相比，中国工业污染防治战略目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逐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从浓度控制向总量和浓度控制相结合转变，从点源治理向流域和区域综合治理转变，从简单的企业治理向调整产业结构、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转变。
与1995年相比，200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废水、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了58%、72%、42%、55%和39%。
与1990年相比，2004年全国每万元人民币GDP能耗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吨标准煤；火电供电煤耗、吨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11.2%、29.6%和21.9%。
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5年的29.04%提高到2004年的41.76%。
针对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使城市环境逐步改善，部分城市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
与1996年相比，2005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增加了3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建设国家园林城市，改善人居环境。
到2004年底，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为31.66%，绿地率为27.7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7.39平方米，分别比2000年增长3.51%、4.05%和3.7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翻了一番。
目前，全国已命名国家园林城市83个、园林城区4个，国家园林县城10个，并有12个城市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综上，只有做好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保护，并加强对环境的控制与管理才能有效地将环境改善，真正的做到环境规制。
DOI:10.13546/ki.tjyjc.2020.24.025环境规制对经济増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田雪航"，何爱平"b（西北大学a.经济管理学院;h.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西安710127）摘要：激励机制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从激励机制分析视角切入，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激励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治理、企业主体和消费者选择偏向都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加强环保项目投资能从长远上促进经济增长。
在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中的区域特征时发现，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官员考核制度，使激励因素的影响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结果。
促进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应强化政府激励性环境规制的导向作用，积极引导企业清洁生产和技术创新，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保，并加强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调推进。
关键词：环境规制；政治经济学；激励机制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487（2020）24-0115-040引言2020年3月岀台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表明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以往学者研究过程中一般将问题归结于“遵循成本说”与“创新补偿说”，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两大观点进行了大量验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不是传统的线性关系，是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环境规制的强度"'。
其中，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的传导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冋、技术创新叭外商投资1勺和人力资本a等方面，尽管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却极少从政治经济学的激励机制视角切入。
因此，本文利用何爱平（2013严提出的“利益诉求一行为选择一制度安排一激励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一问题，认为激励机制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导向要素，既能协调利益格局的冲突，也能引导主体行为选择,它与制度安排既不可分割、又相互补充。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重要议题。
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两难”困境，并提出实现“双赢”的策略和路径。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梳理和评价，本文期望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界定环境规制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明确研究对象和范围。
接着，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包括正面促进和负面制约两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本文还将关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动态演变趋势，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二者关系的演变规律。
本文还将分析影响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将提出实现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双赢”的策略和路径，包括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与关系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旨在通过限制污染排放、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手段，来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环境规制不仅涉及对污染行为的直接限制，更包括了对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绿色行为的鼓励和引导。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仅关注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而是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全面反映经济活动中资源利用的效率、能源消耗的节约以及环境污染的减少。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探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摘要：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规制在企业营商环境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本文基于绿色创新的视角，通过实证探究，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验证了绿色创新在其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探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同时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探究为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实现可持续进步提供了重要的阅历证据。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财务绩效，绿色创新，中介效应 1. 引言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环境问题日益突显，各国政府对环境规制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深遥影响，尤其是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备受关注。
绿色创新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模式，在减轻环境压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因此，深度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对企业实现可持续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框架2.1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立法、监管等手段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规范的方式。
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以引导企业加大环境保卫投入、提高环境保卫意识，从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乐观影响。
2.2 绿色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绿色创新是指企业在产品、工艺、管理等方面增加环境友好性的创新行为。
绿色创新能够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乐观影响。
3. 实证探究设计3.1 数据来源本探究选择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探究样本，通过相关数据库得到相关财务数据、环境规制指标和绿色创新指标。
3.2 变量测量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环境法规的严格程度、环境监管投入等指标进行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可以通过ROA、ROE等指标进行衡量；绿色创新可以通过企业的环境技术专利数量、环境创新投入等指标进行衡量。
3.3 模型设定本探究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干系模型，并验证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者：斯丽娟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07期摘要：本文采用2004—2016年黄河流域9省份101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于最优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选取距地面10米风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缓解测度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将引致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相对于均值变动约为20%;黄河流域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邻地效应，即本地绿色技术创新会在城市间正向溢出;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有效弥补创新外部性，保证绿色专利供给。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黄河流域城市;空间杜宾模型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率实现9.5%，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990 865亿元。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地级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35.8%，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94.9万平方千米。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效益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发展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仍未彻底完成，环境规制与发展必须进行权衡，而波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形成创新补偿，而技术创新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而探索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Braun和Wield[1]最早提出，绿色技术指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能源及原材料消耗的工艺或产品。
为促进绿色技术发展而开展的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可称之为绿色技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