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所见唐代民间高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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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活动日益频繁,其中民间放高利贷现象尤为突出。
民间放高利贷,即个人或非法金融机构以高额利息向他人出借资金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分析民间放高利贷的法律后果。
一、民间放高利贷的法律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利息支付利息。
”这意味着,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然而,民间放高利贷的利息往往远超法律规定,属于非法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由此可见,民间放高利贷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属于非法利息。
二、民间放高利贷的法律后果1. 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民间放高利贷者若未按照约定支付合法利息,则需承担违约责任。
2. 违法所得没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诈、胁迫等手段,骗取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若民间放高利贷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骗取借款人的财物,则可能构成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于非法放贷的行为,有关部门可以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4. 侵权责任若民间放高利贷者违反合同约定,给借款人造成损失,还需承担侵权责任。
5. 信用记录受损民间放高利贷者一旦被追究法律责任,其信用记录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将对其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俗话说“欠债还钱”,在唐朝,民间的损害赔偿制度是什么样的呢?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唐朝是古代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唐朝的经济发展是古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时期,唐朝以前均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占主导。
虽然唐朝时期也是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作为主体经济,但工商业也在唐朝统治者的开放包容下逐步发展起来。
唐朝统治者主张均田制等经济措施用来稳定农业的发展,允许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在统治者政策的支持下也逐步繁荣发展,出现夜市等商业街。
为了促进商业的稳步发展,唐朝还设置一系列管理商业的机构。
唐朝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发展下,唐朝的百姓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在商品交换时双方就会因为各种问题产生纠纷和矛盾。
唐朝的损害制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灵活多样的特点,这项制度不仅在历朝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更为现代后世的损害赔偿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唐朝的损害赔偿制度有哪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日后的损害赔偿制度有什么样的影响?一、继承发展,更为灵活多样损害赔偿制度最早发现于西周时期,西周统治者为了解决百姓之间的纠纷和矛盾颁布了关于损害赔偿的相关措施,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过,西周时期的损害赔偿制度主要集中在损害他人财产方面,也有关于损害他人畜产和稻禾方面的损害赔偿,还首次出现买卖契约。
但受害人想要得到赔偿的首要前提是,将损害的财物或者是畜产要先上报给官府,经由官府进行审理和调解,才能够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唐朝损害赔偿制度的源头是西周时期零散的关于损害赔偿质素的相关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相应的损害赔偿的内容也逐渐增加,在当时的包山竹简中便记载了关于土地侵犯的相关赔偿案例。
这些案例也为后续的土地侵犯赔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古代的契约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并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回鹘文买卖契约文书中,所涉及的买卖标的物包括耕地、牧草地、葡萄园、房子、奴隶和自由人口,契约中对标的物的规格和成交价格都有明确记载。
其中,在目前刊布的买卖类契约文书中,有11件是人口买卖类的契约文书,分别为Sa19、Sa20、Sa21、Sa22、Sa23、Sa24、Sa25、Sa26、Sa27、Sa28、Sa29[1]。
其中,前8件为奴隶买卖类契约文书,后3件为自由人口买卖的契约文书。
对契约中相关买卖方式和包括奴隶以及自由人在内的交易价格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高昌回鹘民间社会人口买卖的相关情况,从而认识高昌回鹘的社会经济制度。
一尧回鹘文人口买卖文书契式因买卖契约具有特有的法律效力,其格式相对于其他种类文书更加固定、严谨。
马玉山在《中国古代的人口买卖》一书中曾经提道:“人口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买卖,也同其他商品的买卖一样,都有一定的场合,一定的交易手段,一定的买卖方式……既有买卖双方私自签署的券契,也有经过官府认可的买卖契约。
”[2]这些固定内容、格式都会大致出现在契约内容中。
回鹘文的买卖契约也不例外,按照固定的格式书写相应内容。
对此,李经纬先生将买卖契约中的基本格式义项归纳为:甲立约日期乙当事人与标的乙(1)卖主姓名及卖物原因乙(2)标的物与数量及买主姓名丙标的物的价格条件[作者简介]程佳玉(1996-),女,汉族,新疆昌吉人,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民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人口买卖问题程佳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在中国古代,买卖契约是最重要的民事契约,遵循着朝廷颁布的法令或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签订,契约文书是反映基层社会生活、折射官民互动关系的重要材料。
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共有11件人口类买卖契约,包括奴隶及自由人口。
梳理此类文书发现,其契式和套语已经形成固定格式,从相关套语中也能反映出高昌回鹘时期存在着人口买卖现象,包括自由人口与奴隶,买卖人口在当时社会是合法的。
唐红林|中国古代社会民事立契习惯成因考察客观反映血缘伦理关系为主导的社会规则体系中,民事契约的频繁订立,既体现了人民的实际权利义务关系,更是客观反映了国家立法和民事习惯之间的运行状态。
在礼治社会中,在国家正式立法之外,民事契约的订立和运行逐渐生成了一套严密的习惯法体系,形成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二元规则运行秩序。
在如此广大的地域,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社会演进过程中,民事契约习惯带有极大的实践理性,其本身就是乡民社会中利益冲突的产物,其具有的确定性的效力和执行力蕴涵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遵循并加以完善,也部分是因为与国家制度之间的长期互动。
一、民事契约的内在功能契约是约束,更是权利义务的明证。
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和社会主体的流动性,促进社会关系在变动时,需要找到一种可以能够证实社会关系的既成标志,也是进入另一社会关系的开始,这就是契约具有的证明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民事关系,同样也需要契约的证明作用,这与契约所具备的内在和外在理性是密切相关的。
(一)民事契约的内在理性:信、义、利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契约概念大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契约是一种凭证,“信”是其基本理念;第二,契约是约束双方(或多方)信守诺言的凭证,当一方违约时,他方得据此主张自己的权利,官府据此甚至可以对违约者施以刑罚;第三,在某些情况下,契约本身便是权利。
在实践中,人民对于契约的期望和职能是混合在一起,在立契人和古代司法官的思维中如此明确而具体的权利层次区分是不存在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层面的人与人之间人身和财产关系,国家层面的盟约关系,无非都是将契约作为信、义、利三者物质需求和精神依托的混合载体。
1.契约的基础理念——信结绳以记事是人类最初的记录方式,“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是人们对契约内在功能的最初认识。
“信”的本意是诚实守信,是对人们对其意思表示的确认和承认履行。
《周礼·秋官·司约》所谓: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选编在清代的山西,那可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
哎呀,那个时候的民间契约文书可真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简直像集市上的小摊一样,各式各样的都有。
想当年,大家都是靠着这些契约过日子的。
你想啊,农民、商人、甚至小手工业者,都得有个凭证,写得清清楚楚,生怕哪天出了啥岔子,没人能说理。
这些契约就像一把锁,把双方的约定牢牢锁住,不让谁跑了。
那契约的内容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有的谈的是买卖,有的讲的是租赁,甚至还有借贷的,简直就是个小小的法律课堂。
你看看,农民一开始种了地,得跟地主打个招呼,写个合同,这地是我的,你不能随便来动。
商人之间的交易更是离不开契约,谁给我送货,谁来收钱,全得写得明明白白,免得日后扯皮。
要是没有这些文书,真的是一场闹剧,谁都不知道自己该做啥。
而且那时候的契约文书可讲究了,得用上心。
你想,字写得潦草,那对方肯定会觉得你不靠谱。
为了写好一个契约,很多人可真是绞尽脑汁,拿着笔,琢磨半天,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写得像金子一样闪亮。
想象一下,坐在小屋里,油灯一闪一闪,纸上密密麻麻的字,简直就像是一幅画,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有些契约还特地请了文人来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买卖,也要用上诗词、对联的格式。
哎呀,那可真是让人感叹,真是文人气质满满。
这种契约不仅是个工具,还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大家对法律的尊重,讲究诚信的精神。
要是违约,那可就真是掉了面子,成了人人喊打的“失信者”。
说到失信,这事儿在清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有人不按契约办事,哎哟,别提有多麻烦。
大家都知道,信用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失信就像掉了碗里的饭,想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说不定第二天就成了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家长里短的主角,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有些契约因为写得太复杂,结果一旦出问题,大家反而更头疼。
这就像是你在餐馆点了一道特别复杂的菜,结果上来一看,完全不是你想要的。
契约本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没想到成了新的麻烦,真是让人无奈。
契约文书所见唐代民间高利现象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是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盛行的时期。
在
唐代社会中,许多人生活贫困,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如缴纳赋税、赎身、修正土地、医药费等等。
由于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无力为平民提供帮助,这种现象就更
加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看到了商机,开始在民间进行高利贷。
他们以地主
贵族或富商老板的身份,向民间借贷者提供高额的贷款,利率非常高,经常超过正常水平
的几倍。
借贷者往往陷入利息的陷阱中,债务越来越高,最终沦为财务奴隶。
这种现象被
称作“绝命贷”或“饥寒贷”,是唐代民间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唐代的契约文书中,关于高利借贷的记录很常见。
这些文件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
借款人姓名、出借人姓名、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率等等。
在这些文书中,借款人必须
承认自己欠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例如,《京兆民间借贷契约》中记录了一宗高利借贷案件。
借款人一家三口因疾病和
赎身需要资金,向出借人借了两千两白银,利息高达百分之五十。
借款人养殖蚕丝、销售
绸缎用于还债,但经过多次还款后仍有大量欠款未能还清。
出借人便将其告上了法庭,最
终判决借款人将欠款和利息一同还清,并支付罚金十分之一。
在唐代,高利借贷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十分繁琐复杂。
一些贫穷的人无法还清债务,
甚至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政府对此不得不出台了一些规定来控制高利贷的利率,以保
护借贷者的利益。
例如,唐武德二年发布的《限制借贷利息和开设当铺的诏令》就规定借
贷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的百分之三十五,否则可能被判定为非法借贷。
总之,唐代民间高利贷的现象十分透明,其记录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这些契约文书
不仅反映了唐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还为后人研究古代经济、法律等领域提
供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