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缺失——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下旬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９—５０７１　ＣＮ　１１—４４６１／Ｉ　

信仰缺失——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　对州　

杜勒强　

（广西　南宁市　５３００１１）　

摘要当今中国诸多矛盾都是缘于社会信仰的缺失，中国要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找回社会信仰。　关键词人治；神治；信仰；诚信；法制；民主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ａｉｔｈ——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ｆｌａｗ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ｕｌｅ　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ｍｕｓｔ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ｌｅ　ｏｆ　ｍａｎ；Ｔｈｅｏｎｏｍｙ；Ｂｅｌｉｅｆ；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４．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０７１（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Ｏ５—０２　

当今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　

盾凸显期。”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创造世界　

经济史上的奇迹的同时，却又不幸出现了任何国家都竭力避　

免的高速发展极容易导致的腐败蔓延、环境污染、社会分化等　

一系列的负面现象。但中国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所形成的这些　

不利因素的主要原因，与其它国家相比，又独具“中国特色”，　

却是缘于社会信仰的缺失１　

１　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天道与命运　

信仰是人们对其命运前途的寄托、期望和追求。爱因斯　坦说“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人失去梦想就会焦虑，失去信仰就　

会迷惘。远古时代，“有迷信而无知识，有宗教而无哲学。”华　夏民族的宗教观念在尧、舜、禹时期还是原始的，夏、商、周时　

期逐渐地发展成熟，不断地增加哲学思想，最终形成为自成体　系的本民族的宗教信仰。　

夏王朝时，夏族人的旗帜就是龙旗　龙这个独特的怪兽　

兼有蛇、兽、鱼等多种动物的形态。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从　对某单一动物的图腾崇拜上升到综合性的幻想型的有象征意　

义的图腾崇拜。从而也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已经从原始的简单　的迷信，上升到具有了一定抽象内容的宗教信仰。商王朝时，　

商族人的“天道与命运”的宗教信仰大体上已经形成，即认定　

人的命运是由上天的神所安排，但通过与神的沟通，人也可以　得知并改变神的意愿。于是社会巫　盛行，出现了专门沟通　

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男觋和女巫。但恰恰是由于商族人过度　

地“信巫鬼、重淫祀”，巫觋们左右神权统治，至使社会失去理　智，招至各附属部落的反抗，最终被周王朝所取代。周继殷商　

统治天下后，认为是得力于祖先神的保佑，于是把祭祀天地和　

崇敬祖先统一起来，成为敬天尊祖，形成了天神、地祗、人鬼的　神鬼系统。属于天神的有上帝、青、黄、赤、白、黑五帝及日、　

月、星、斗、风、云、雨、雷、电诸神；属于地祗的有社稷、山川、五　

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社会的圣贤、　忠烈之土。周王朝的宗教体系增加了人文主义的色彩，对商　

王朝的天命观作了修改，即从对神鬼的迷信和盲从转变为对　

神鬼的理解和利用　周王朝之所以对宗教进行重新的梳理，　

是出于对商王朝失败的反思。商族人凡神鬼之命是遵，反遭　

见弃，使人不能不感到神鬼难测，“天命靡常”。为此要“亿宁　

百神而柔和万民”、“顺乎天而应乎人”，否则“神怒民叛”，必不　

能久。周王朝的神鬼系统为日后中国的道、儒等多神教的信　

奉画下了轮廓，而“天道与命运”也同时成了日后中国知识界　的主要哲学命题。　

西周末年，受到周边游牧部落频繁侵袭的周王朝日渐衰　

５　落，在中原大地上运行了多年的“星体式”的社会结构逐渐地　解体。社会分崩离裂，动荡不安，生灵涂炭。这种“伤天害理”　

局面的出现，不能不促使中原大地上的知识精英们对天道与　命运的关系再次进行反思和探索。因而有老子的“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荀子的“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　

吉，应之以乱则凶。”墨子的“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　赏。”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等等各种有关天道与命运的论　

说。至于那些阴阳、五行、星相、术数、风水等各家各派，其学　

说的核心宗旨亦无非是，企图运用“技术”的方法和手段来破　解天道与命运的神秘的关系。　

在汉字中，天有五义：天地之天、自然之天、皇天之天、命　

运之天、义理之天。实质上具有三种解读：第一是位于地上的　

物质之天，是众神仙的居所；第二是有人格的天；第三是包涵　了宇宙最高原理的天。对于天的这三种解读，在中国社会总　体的宗教信仰——天道与命运中，派生了诸多的具体的宗教　内容，同时也成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关于天道与命运的讨论难以达到一　

致，但“以人为本”的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却逐渐地占了上风，　成为主流。因为周王朝取代商王朝是世俗政治战胜宗教政　

治，是历史的进步。因此，那些呼唤神权统治的主张只能是一　

种历史的怀旧，而不能成为主流。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中国社　会由星体式结构向集权式结构转变的时期，其间各诸候国之　

间的兼并战争是国力的角逐，更是民力的角逐。战争的实践　

使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加强，认识到“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但是务实的中国政治家们又充分认识到宗教　的影响力以及神鬼的利用价值，因此在注重“人治”的同时，并　

没有忽视“神治”。　

２儒教、道教与佛教——人治与神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学派之中，儒家的“敬天命，尽　人事”和道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命观最为附合中国统治　

者“天道远，人道迩”的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因此秦朝以后一　

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儒家信条被　视作治国安邦的依据。但是，人产生信仰的其中原因却是缘　

于懒堕、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因此对信仰的“预期回报”越是　

美好，其诱惑就越大；不信仰的“可能后果”越是不妙，其恐吓　

力也越大。也就是说，某种宗教所具有的磁吸力的强弱，不仅　

在于说理的深浅，还在于其所描绘的信与不信所带来的凶吉　

程度的大小。在这方面，传统的儒教和道教就比不上宗教色　

彩较为强烈的外来佛教。儒教“顺乎天理”的回报是孔子所憧　

憬的尧、

舜时期的大同世界。道教“尊道贵德”的回报是《道德　州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下旬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９——５０７１　ＣＮ　１１——４４６１／Ｉ　

经》中所描绘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使刻苦　的修练也只是达到庄子所宣扬的“逍遥自在”。如果人们不守　

儒规或道规，“伤天害理”，也无非是社会动荡，多灾多难，不得　

好死。佛教宣传的却是，人尽管肉体死亡而灵魂不灭。如果　今生能虔诚地信佛，慈悲为怀，死后就会上天堂。即使上不了　

天堂，来世也可以得到幸福。如不信佛，违反佛规，就被打人　

十八层地狱，昼夜受煎熬。来世投胎也会变牛变马，万劫不　

复。吉凶反差如此之大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学说，对人心　

灵的震动是强烈的，因此南北朝时从印度传人的佛教吸引了　众多信徒。至使中华大地佛寺遍布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地　

步。道教和儒教受到了冲击。从华夷之辩的角度出发，儒、道　

往往结成联盟，同佛教展开斗争。说“佛是戎神”，宣扬“无君　无父，不忠不孝”，“下弃妻孥，上绝宗祀”，不合华夏礼俗。而　

众僧尼又“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国有害。　

儒、道与佛教之争，表面上是宗教信仰之争，但其实质却涉　

及到政治上的“神治”与“人治”之争。佛教流行，影响过大，会　冲击世俗统治的权威；出家人太多，又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役　

源。但佛教的体系又比较完备，对民众极具吸引力，极具利用　价值。于是具有务实和折中品性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根据“道　

并行而不相悖”的宗旨，对儒、道、佛三大宗教既容纳，又加以改　造。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简化了教义　

和修行方法，吸收了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的　

内容。道教为了增加“玄”的分量，出现“以佛学讲庄学”的情　形；又发展风水学说，简接地诠证了天道与命运的因果报应。　

儒教则抛出“形而上学”“心外无物”等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哲　学命题。于是在中华大地上的教派之争并没有演变成宗教战　

争，而是相互妥协，最终形成“三教九流是一家”。出现了在某　些廊檐下不同宗教的神象并列而坐的世界奇观！受到供奉的　

五花八门的神象中，除了三大教以及祖先神之外，还有著如屈　原、关羽、岳飞和曹娥等受到表率的人物　这是为了把忠君爱　

国的政治信仰以及忠、孝、贞、义等儒家的道德理念上升到宗教　信仰的高度。可见在中国社会，宗教明确地是为政治服务的。　

与西方中世纪中教皇的权威远大于世俗皇帝的权威不同，中国　

社会的宗教活动大体上受到了政府的监管，把它当作维持社会　秩序的精神约束力，即神治；并作为统治者人治格局里的法治　

与德治两个手段中的德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３信仰与诚信——德治与法治　

“德”和“法”这两个中国哲学概念的内涵就是现代法学上　

的“自律”和“他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两个因素和手段。德　治就是用精神上的因素（宗教、文化的）对社会进行软的治理，　

法治就是用规章制度对社会进行硬的治理。中国社会和任何　社会一样，宗教信仰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成为社会德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但与其它国家相　

比，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更具实用主义。这对于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既有利也有弊。　

利的方面是：利于不同教派观点的共处，避免因教义不同　

而引发冲突，造成政局不稳；利于把人们的信仰进行有目标的　导向，服务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中国社会的各种派别　

的宗教信仰最终被“万法归宗”为——劝善：“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守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诚信：“天不可欺，上天　

有眼。”人们如果能切实地做到行善，守法和诚信这三点，社会　

必定能达到高度的和谐！　

不利的方面是，过于务实的宗教信仰容易引起失望的情　绪。这是由于政治信仰贵实，宗教信仰贵虚。因此１８４０年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传统的宗教信仰开始逐渐的失落，因为一　

６　直自视为天下中央的中华帝国竟然沦落为西方夷蛮的鱼肉对　象。中国人为此想不通，认为“天理不公”；部分知识精英开始　

探求西方的宗教和文化。１８９５年的甲午战争更是给予中国　

人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大中国竟然败给了小日本！促使不　

少人转而信仰西方的文化，相信西方的民主体制可以拯救中　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小日本也正是向西方学习后才由弱　

变强的。在这一信仰的支撑下，受到西方思想强烈影响的革　

命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　随着西　

方文化的涌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又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　

口号，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的　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受到了连带的质疑。这些传统的信仰多　

年来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运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但传人的西方民主思想对于具有千年历史习俗的广袤　

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毛毛雨，整体上影响有限。因此辛　

亥革命后，中国非但没有走向繁荣，反而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正当中国人陷入迷惘之时，苏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　

来了全新的马列主义信仰。经过了无数革命者为了这个信仰